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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造酒之城的芬芳年谱:葡萄光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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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王室的女婿,哪能那么好混啊!比如有一条这样的新闻:亨利克亲王不满长子在王室的地位超过自己而出走。这是发生在2002年的事,起因是在丹麦王室传统的新年政要、外交官聚会时,由于女王生病不能主持聚会,按理说责任应落到亨利克亲王的头上。没想到的是,当各位官员开始向王室施礼的时候,女王夫妇的长子弗雷德里克王储却抢了老爸的威风,冲上前去向官员们回礼。亨利克亲王当时就一脸不悦。事后,丹麦媒体纷纷报道弗雷德里克王储主持了聚会。这简直惹恼了亨利克,这个已经做了30年女王配偶的亲王竟输给自己的儿子。一家丹麦报纸采访了当时已经68岁的亨利克亲王,亨利克既伤心又气恼地说:“现在我才明白,30年来我在这个家族里只是个三等公民,王储取代了我。” 接着他独自回到他在卡奥尔的卡伊城堡……

亲王与温州人(2)
看着眼前这位满面笑容的老人,我不禁在想,他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三等公民
  吗?或者,他在葡萄酒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格外羡慕这一家子,从父母到两个儿子都有着童话般的浪漫爱情故事,两位王子更是纷纷上了八卦杂志头条:小王子阿希姆早在1995年迎娶了来自香港的文雅丽小姐,2004年结束了这段婚姻,令世人一片哗然;而同年,王储弗雷德里克与澳大利亚女律师玛丽·唐纳森结婚。
  接着回到戴任胜,由于没有随大流去看亲王家的酒窖,所以留下来和这位瘦瘦
  高高的已是法籍的温州人聊起来。戴任胜会一口流利的法语,来法国前做过一年老师,1992年来到法国,学习、工作、自己创业,做过服装生意,像所有在国外的温州人一样勤劳肯干。现在做起了酒商,代理了亲王酒庄的葡萄酒,销往中国。  “怎么和亲王搭上关系的?”面对我的疑问,戴先生幽默地说:“在法国办事也得讲关系的。”这位搭线人便是亲王的外甥纪尧姆·巴丁。2000年的时候,经朋友介绍,戴任胜结识了纪尧姆·巴丁,一位行事低调但事业成功的红酒商人,当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成了好友。直到2008年,纪尧姆·巴丁突然提出要带戴任胜去他舅舅的城堡做客,而这位城堡的主人就是丹麦的亨利克亲王。戴任胜是个聪明人,不仅成功博得了亲王的好感还赢得了信任。前几天看到了不少有关丹麦亲王以及卡伊酒庄葡萄酒的新闻,不得不说,温州人不仅在中国会做生意,瞧,人家把丹麦亲王家的生意也做得不错啊!
  1   代Xavier…Louis Vuitton,在1999年成功创立了路易·威登家族自己的酒庄。再从品牌来看,奢侈品集团收购经营酒庄更是屡屡皆是,似乎奢侈品牌要没有
  属于自己的酒庄,你都不好意思出门。Chteau在波尔多有两个酒庄:一个是位于圣特美隆(Saint Emilion)产区的卡侬酒庄(Chteau Canon,一级酒庄),另一个是位于玛歌(Margaux)产区的罗什·谢格拉酒庄(Chteau Rauzan Segla),
  二级酒庄。日本资生堂(Shiseido)也一起凑热闹,出品了两款加了适合日本人口味的香草、蜂蜜葡萄酒,分别在法国勃艮第酒区和德国摩泽河酒区度身定做,瓶身如酒水酒瓶般细长,并印有当年的日历。毕竟不是法国人,贴牌就行。Hermès
  虽然还没有酿造葡萄酒,但刻有爱马仕标志“H”字样的滗酒器和水晶葡萄酒杯,
  似乎比葡萄酒更受人追捧。还有一个大集团LVMH ,那个由顶级的时装品牌Louis
  Vuitton和酒制品生产商 Mot Hennessy 合并而成的大型奢侈品产销集团更是把众多像酩悦香槟、香槟王、凯歌香、库克这样的顶级香槟品牌收入囊中。
  任何产品都要商业化,葡萄酒也不例外,葡萄酒品牌通过和奢侈品品牌合作给自己身上贴金并不是坏事,卡奥尔也有自己的酒商代表,但商业化的同时,酒的品质至关重要。Perrin现在把一半的时间放在卡奥尔葡萄园上,赶上收葡萄的时候,自己也会亲自去采摘葡萄,这源自他对于葡萄酒的热情。当从事奢侈品行业的人,把对奢侈品的精益求精带到酿造葡萄酒的过程中,我想,酿出的酒应该不会太差吧。
  

司机们(1)
先顺便说一句,洛特省的司机们似乎都很乐意倒饬自己,穿衣打扮相
  当有范儿。我们碰到的第一位,大约五十多岁的样子,高瘦,络腮胡子,一张已故的法国老影星菲利普·努瓦雷(Philippe Nouaret)的脸,他倒饬的要点是,头上永远扣着一顶艳红的贝雷帽,太阳再热也不摘下来。这位大叔谈吐上听着没什么墨水,外表却很有文化!
  第二位是个眼镜男,三十多岁,穿西装,脖子上看似随意地搭着条浅褐色围巾,纹丝不乱,气质文弱,绝对是大学教师的风度,让人怀疑他是个厌恶大城市的知识人士,宁肯跑到乡间来当闲云野鹤。反正不像司机。
  下面我要说的这三位司机,统统都是整洁的黑西装、白衬衫,貌似文艺界人士。我当时忘了问问他们,是不是雇主的要求。
  先说说年纪最长的奥利弗(Olivier),35岁,单身,在卡奥尔城里货屋居住,是政府提供的廉租房(HLM),花不了多少钱。他以前是修车厂的机修工,后来
  不干了,因为一条腿关节有毛病,不能久蹲或保持一个姿势。之后就一直打零工为生,这次给葡萄酒业联合会开车,也是临时工作,每天大概能挣120欧元吧。我问他,为什么不找正式工作?“找不到啊。”我真是明知故问。卡奥尔是小地方,几乎没有工业,加上法国的经济状况不佳已经好几年了。再说了,没有正式工作还可以领政府救济,法国的社会福利可是出了名的贴心。所以奥利弗说起失业的事来,一脸坦然,一点都不着急。不仅失业不着急,这位大哥的生活风格基本上是优哉游哉,开车常常走错路再倒回去(当然也是因为他的车上没有卫星定位),最离谱的是最后送我们上机场那天,走着走着忽然想起来,把应该同车去机场的美国人忘了。幸好我们时间富裕,足够他来回折腾。某天在去酒庄的路上,我问他有没有干过摘葡萄的活(法国的酒庄到了采摘季都要临时雇工,采摘葡萄是很多学生之类的人打工挣钱的好机会),他嘴一撇,一耸肩:“那活计太累了,我可干不了。”我忘了他还有关节炎呢。“酒农?都是些有钱的家伙。不过他们付工钱可不大方……”奥利弗的父母也不做酒。他的世界跟葡萄酒没什么关系,当然,在酒吧喝酒除外。其实正如他说的,在卡奥尔,拥有酒庄,意味着相对富裕的生活,和相当高的社会地位,酒农的孩子至少不会失业。何况很多酒庄都是几百年世代相传的家产。认识了奥利弗,我才想起来,原来不是所有的卡奥尔人都是城堡或酒庄主啊。奥利弗某天因为超速行驶被罚90欧,后来听说跟葡萄酒业联合会协商后,罚款由联合会出了。否则他那一天辛苦钱可所剩无几了。奥利弗中等个子,黑色的卷发和络腮胡子,眯着眼睛笑的时候有点像《芳芳郁金香》(Fanfan la tulipe)里的樊尚·佩雷斯(Vincent Pérez)。我们走的那天,他在车上一个劲地打听去北京的机票多少钱,签证好不好办,北京人工资多少,房租贵不贵,难道想到北京发展?不靠谱先生的车技真是不赖,速度很快,但转弯时车子控制得很稳,这里的山路比较多,弯路的角度非常大,但他开的车子不会让人感觉到不舒服。不过他还真是不靠谱,比如说约定九点来接我们,他肯定会迟到个十几分钟(好像法国好多人都有这个小缺点,Jérémy Arnaud一般都会迟到半个小时以上),并且极不识路。第二天晚上我们去不同的酒农家吃饭,他负责送何团和我们这两个小组,前天晚上他曾送过一次,虽然是不同的酒农家,但方向差不多。这哥们儿车子开得飞快,但开过一个岔路时,柴丹枫和李敬学都说走错了,应该走另一条路,何团还说这是不同的酒农家,不在一起的。话音刚落,不靠谱先生就把车停下来拿出一张地图研究起来了,结果就是走错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司机们(2)
在酒农家参观过酒庄、品尝过红酒后,我们吃了一顿“冷餐”,屋子冷、饭菜冷,到了十一点还不见车来接我们,我们的心都冷了。主人打电话给不靠谱先生,他说还有十分钟就到了,可是过了四十分钟也没见踪影。苦苦等了一个小时车才来,说是又走错了。本来不靠谱先生提议先来接我们,再折回去接他们,何团说这样太折腾了,还不如一起走,能快一些。幸好何团的英明决定,在路上他
  再次走错的时候,还是我们两位人工导航仪把他指引回到正确的路线上,要不我们只能向主人借宿了,不靠谱先生自己恐怕明天早晨也找不到呢。还有一次,我们从酒会出来回酒店,路过一个环岛时,他突然围着环岛很快地转了一圈,我们正摸不着头脑呢,就见我们同行的另一辆车开到了前面。原来不靠谱先生又不认路了,把另一辆车让到前面,他就可以省事不用查地图了。会议开始的第二天下午有点时间,这几天马不停蹄地参观实在有些累了,我们有几个人提出来回宾馆休息一下,让不靠谱先生五点来接我们。结果这位又迟到了,到了酒店还提出要先喝杯咖啡,美美地喝完,才带上我们出发。不靠谱先生这样的司机在中国恐怕早就被炒了,可是我却挺欣赏他的个性,随时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他是真的在为自己活着。
  最有故事的是小弗罗里昂(Florian)。说他小,一是因为他年龄小,才22岁,二是因为他一脸孩子气,两只招风耳,头发剪得短短的,说起话来右眼圆睁,左眼拼命地挤(我称之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怎么落下的毛病吧,但是异常可爱,用李妮的话说“一脸无辜”。最要命的是,这小孩总是把白衬衫的领子都竖起来,超级有范儿。我们的李妮妹妹立刻成了他的粉丝。某天我们在车上开他俩的玩笑,小男孩脸憋得通红,最后冲着后面李妮坐的位置喊了一句:“I love you !”这句英语带着浓重的法国南方口音,类似李连杰在《黄飞鸿》里说的“爱老虎油”
  ……一车都笑翻了。
  其实是波兰人。怪不得他说法语的口音跟别人不大一样。他的亲生父母酗酒吸毒,所以他和哥哥被法国的养父母收养了,那年他已经8岁,哥哥都12岁了。亲生父母还在,但他没说是否还联系,我也没问。他还会说波兰话,还告诉我
  他的波兰名字,我没记住,反正好几个辅音,听着有点古怪。弗罗里昂和养父母
  的关系不太好,常常吵架,主要是养父母希望他待在身边,但他自己却天天想着离开。“卡奥尔没有任何工作机会,我在这里有什么前途?”所以,第一天坐他的车,他就告诉我,他已经在里昂找到正式工作了,干完这个开车的活就去。我问他什么工作,他说“铺瓷砖”,建筑行。我不知道国内对这个行当有没有专门的叫法,法语里可是有个专用的词叫做“铺砖工”,想必人家分工细,技术要求也高吧。
  所以弗罗里昂虽然一脸的无辜纯洁,骨子里还挺叛逆。他车上放的音乐,也都是美国摇滚,“很少听法国歌。”说这话的时候仿佛也有点不好意思。关于跟母关系紧张,我说:“这跟是不是亲生的没关系啊,是代沟吧。”他说,主要还是因为他被收养的时候已经大了,“过去的记忆都在。”小小年纪,人生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他是穷国来的人,比较在意自己的前途,所以不愿像别人那样靠打零工混日子?也许吧。沙威(Xavier)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最后两天才坐他的车,相处的时间其实很少,他讲的话可不少。第一次见面,听他的口音,像巴黎人,一问,他透着矜持地告诉我,他是13岁那年才随父母一起从巴黎搬家到洛特的。 “这儿的口音太农民了,我一直当心保持我的巴黎音。”我一听这话,立刻对他少了几分好感,有点挑衅地说:“我可最喜欢南方口音了,听着人就实诚!”他赶紧顺着我的话说,对对对,这里的人确实纯朴,这里的生活比大城市更自在。沙威的父母不是本地人,但在洛特省有几个好朋友。沙威童年时,每年都跟父母来这里的乡村度假。终于有一天,他的父母再也无法忍受巴黎,决定举家搬迁到卡奥尔。沙威从此离开了大都市,变成了卡奥尔人。不过他的身上处处透着跟当地人不一样,除了巴黎口音,还有城里人的那种世故,处处礼貌周全,却有明显的距离感。沙威也是我在卡奥尔碰到的第一个跟我谈萨科奇,谈法国政治的人。想象一下,他基本就像一个落户到山东的北京人,喜欢操着一口京片子,对中南海的事发表意见。他对中国的事情也很感兴趣,问我是不是还有杀死女婴的事,这可是外国人爱关注的话题,我赶紧就我国的政策对他作了一番解释。沙威可不是一般人,他读过大学,换了好几个专业,其中包括心理学,最后发现自己属于兴趣广泛,而不能专一的人,尤其是任何一种职业都不足以说服他,包括心理学,“现代的心理学充满门派偏见! ”他批评道。所以他一直没有固定工作,跟朋友组了个乐队偶尔在酒吧演出赚点小钱,他自己是吉他手。
  后来沙威一直跟我大谈人生哲学,他的观点是,金钱不能带来幸福。很对啊,有谁不同意吗?只不过很少人能把这当作自己生活的信条。看沙威的生活状态,到
  像是在实心实意地实行这个观点,如果他能把那点小小的虚荣去掉,别去在乎什么巴黎音,他就更纯粹了。最后一天,他花了很长时间向我推荐一本叫《安第斯的预言》(La prophétie des Andes)的小说,那本小说主要说的是,人生的一切都非偶然。
  我也愿意这样想。
  但愿我的卡奥尔之行,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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