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现场解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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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4～225页
　　燕太子丹策划的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在这次历史事件中，荆轲、高渐离、田光、太子丹、樊於期、秦舞阳、秦王等历史人物，共同出演了一场话剧，给中国历史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给中国文化涂抹了慷慨悲凉的美学光彩，给中国人格精神注入了些许男儿血性。
　　太子丹策划刺秦，一开始就遭到了他的老师鞠武的反对，鞠武给太子丹的建议是，继续寻求列国的支持和合作，结成统一战线，甚至寻找北方匈奴（这是异族）的支持。统一战线之不能寄以希望，已被无数事实证明。与匈奴合作，方式无非是许以财帛，类似今天之雇佣军。燕国有无财力满足匈奴兵的需要是一个大问题，匈奴在中原内地能否战胜秦兵更是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公元前771年申侯借西戎兵攻破镐京，杀了周幽王，西戎不肯撤军，导致了周王朝东迁雒邑，此后向异族借兵一直为正统观念所不容，视之与叛国无异。当时，周朝已被秦灭，但内外（夷狄华夏）之界限恐怕还没有消弭，所以即便匈奴的兵可借，燕国也要冒更大的政治与道德风险。
　　司马光认为：“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听话听音，司马光的意思，是把燕国灭亡的责任推在了太子丹轻举妄动上。派刺客不是国家间进行###的正途，其“轻虑浅谋”，太子丹也不是不知道，但形势是，鞠武所说的组织统一战线尚被认为“旷日弥久”，远水不救近火，而司马光给燕国开出的救国药方则更是离谱：“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通篇的大道理，好像让人无从辩驳，其实是大而无当。当强敌压境，寻求邻国紧急援助尚来不及时，你让他按照儒家的圣贤学说，把官员选拔好，把政治搞好，把人民搞掂，把邻国勾兑好……就像对一个正在接受急救的病人说：你应该注意营养、加强锻炼、饭前洗手、不喝生水、不吸烟、不饮酒、早睡早起、和女人做爱带好安全套，这样就会“安如磐石”，百病不侵，更不用到医院等死。如果燕国能修炼到“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的境界，不用你废话，他也肯定不会花银子请刺客玩儿命。
　　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向来都是多重的。从今天看，如果从人道的角度看，燕太子丹最好的行动是举国投降秦国，以避免战争，伤及无辜；从保留气节的角度看，如果宁死不降，临死前奋力一拼，甚至自杀性地以卵击石，也值得称颂；而抛开历史的可能性，以僵化的教条苛求他人应该如何如何，正是我们常说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也许，司马光的这番话，其实是说给北方有辽、金压境的宋家皇帝哥哥听的，虽然不符合燕国的实际，但或许符合宋国的实际也未可知。宋朝以武人篡夺而军备不振，经济繁荣而国力积弱，与“任官”、“政立”、“怀人”、“交邻”等等关系也不大，宋鉴唐藩镇之祸走得过远，轻视将卒恐为主因。
　　

刺秦之二：荆轲为什么杀不了秦王
太子闻卫人荆轲之贤，卑辞厚礼而请见之。谓轲曰：“今秦已虏韩王，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赵不能支秦，则祸必至于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何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不可，则因而刺杀之，彼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轲许之。于是舍荆卿于上舍，太子日造门下，所以奉养荆轲，无所不至。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5页
　　燕太子丹对秦国的恐惧是他实行恐怖主义行动的原因。
　　9·11事件以后，恐怖主义成了使用频率很高的词。
　　恐怖主义是弱势对强势的反抗行为。如果你有飞机导弹，我也有飞机导弹，那么我们可以一起玩飞机导弹，问题是你有我没有，严重地不对称，怎么办？是任你宰割还是寻找你的软肋进行“恐怖主义”行动？答案很显然是后者。
　　本·拉登对美国展开袭击，肯定是认为自己有充足的理由，符合自己的道德。阿拉伯世界对9·11的态度，让多数的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他们能对以色列的坦克随意撞毁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住房和帐篷也表示出同样的不可思议的话，那么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美国和世界的共同语言就会更多了。
　　说回中国战国时代。
　　荆轲刺秦王的失败，在我看来，主要的责任应该由燕太子丹承担，原因是燕太子丹给荆轲的任务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许多读史书的人没有注意到，并不是把秦王杀掉，而是妄想挟持秦王，在利刃之下逼秦王放弃攻燕的计划和统一中国的政治理想，即所谓“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于齐桓公，则大善矣；不可，则因而刺杀之”。曹沫之于齐桓公是彼一时也，现在是此一时也，政治格局和军事力量都不能相提并论。当时的齐桓公，是要在诸强并列特别是周室尚有一定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利用价值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霸主地位。他的政治目标是确立在诸侯中的仲裁地位，而并没有一匡天下的野心和实力。他要确立自己“守信”的形象，所以才会在曹沫的利刃之下允诺退还侵占的土地，他失去的比得到的少。而此时的秦王，已经没有什么顾虑，统一六国已是举国的既定目标，势在必行，岂能在利刃之下承诺什么，就算承诺了，回过头来，马上反悔，天下谁能奈其何？太子丹在政治上的幼稚，荆轲在政治上的无知，导致一次精彩的恐怖主义行动在一开始就埋伏了失败的重要因素。荆轲若没有活捉秦王的念头，一击而杀之，或许可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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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秦之三：复仇的成本
及王翦灭赵，太子闻之惧，欲遣荆轲行。荆轲曰：“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也！”荆轲乃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计将安出？”荆卿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遂自刎。太子闻之，奔往伏哭，然已无奈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轲，以燕勇士秦舞阳为之副，使入秦。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5～226页
　　江湖有恩仇，庙堂亦有恩仇。中国人孝父忠君是一体的，家仇国恨也是一体的。
　　残酷的政治使人心暴戾，宽容饶恕成了罕见的珍稀物品。
　　锐圆曾在《天涯》杂志上读过孔见兄的一篇文章，他从《农夫与蛇》这篇寓言说起，说到了人的悲悯是如何被非常逻辑地排除了。人要同情怜悯他人，必须先了解他值不值得同情与怜悯，投之以桃，方可报之以李；同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无条件的同情与怜悯则是愚蠢的。他大概是有鉴于9·11，才会想到选这样的题目来做。9·11给世界提出了宗教的、人文的课题，是继续睚眦必报，冤冤相报，还是以德报怨，化解恩仇？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有这个问题，小老百姓之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像我这样的20世纪60年代生人从小受到的教育，饶恕是修正主义的，是不可饶恕的。中国人的暴戾之气一直得不到宗教式的舒解，在古代如此，在近现代也如此。中国的正统文化也讲“忠恕”，但历史学家、政治家会举出一千条理由让民众记住屈辱和仇恨，仁恕之心仅体现在枝节上。
　　樊於期为了复仇，不惜牺牲自我，他的行为一直被史家所肯定，也被民间所认同。有仇报仇，有冤伸冤，中国人被黑暗政治压迫得太久，积郁在心头的仇恨是那样的沉重，那样不能化解。所以，樊於期为报家仇牺牲自己，被看成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体现也就不奇怪了。这样睚眦必报的人格，是在怎样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值得认真思考。
　　荆轲受太子丹礼遇，或许可以不死；而樊於期自刎，用自己的头颅做荆轲赴秦的道具，荆轲就不得不死了。樊於期以生命相托，荆轲必以死报之。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种抱着必死信念以赴危难的精神，一到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就会被人们记起。《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凡十九年）◎《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凡十九年）
　　

刺秦之四：荆轲的武功太差
荆轲至咸阳，因王宠臣蒙嘉卑辞以求见，王大喜，朝服，设九宾而见之。荆轲奉图而进于王，图穷而匕首见，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惊起，袖绝。荆轲逐王，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负剑！”负剑，王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匕首敗�王，中铜柱。自知事不就，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遂体解荆轲以徇。王于是大怒，益发兵诣赵，就王翦以伐燕，与燕师、代师战于易水之西，大破之。
　　——秦始皇帝二十年（公元前227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7～228页
　　荆轲刺秦王不成功，让读历史的人感到遗憾。假如成功，中国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景况。学习和研究历史，经常“假如……”一下，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历史的魅力往往不在于规律性的东西，人类历史中的许多转折，往往有很多非常偶然的因素，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最后取决于某人某天某件事上的一念之差，由于戏剧性的存在，历史才有研究的价值和魅力，都让什么历史唯物主义一言以蔽之了，那还有什么劲。
　　荆轲出场时已被渲染成盖世英雄，但在秦王面前并不如何神勇。
　　据《史记》记载，秦国有法令，没有国君和上司的命令，殿堂上的武士不得动武，所以当荆轲手持匕首追赶秦王时，由于秦王情急之下忘记喊“救驾”，一帮侍卫居然傻站着。要不是一个医生急中生智拿药匣子砸向荆轲，秦王连拔剑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严格的法令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真有点儿黑色幽默的味道。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了秩序，但这种秩序有相当僵硬的成分。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用此来诋毁法治，嘲笑法律，认为教化才是真正的治理工具。
　　荆轲追赶着秦王在殿堂之上团团转的情形，让后来的武侠小说作家和武侠电影导演看得哑然失笑。细细地品味历史，我的结论只能是，荆轲是一个勇敢的人，而不是一个武功极高的人，因为除非像小说里那样，把秦王也确定为一位武功极高的高人，否则一切都不符合常情。
　　荆轲一击不中，后来高渐离也有一次机会击杀秦王嬴政，也未中。始皇帝嬴政命大，屡次躲过刺杀，也只能用气数来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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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污以自保
王贲伐楚，取十余城。王问于将军李信曰：“吾欲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王以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将二十万人伐楚；王翦因谢病归频阳。
　　……
　　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楚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楚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败李信，入两壁，杀七都尉；李信奔还。
　　王闻之，大怒，自至频阳谢王翦曰：“寡人不用将军谋，李信果辱秦军。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病：“不能将。”王曰：“已矣，勿复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六十万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翦请美田宅甚众。王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以请田宅为子孙业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国中之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王坐而疑我矣。”
　　——秦始皇帝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公元前226—前225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8～230页
　　秦王嬴政要进攻楚国，应该投入多少兵力？他向年轻的将领李信和年高的将领王翦咨询，李信说二十万，王翦说六十万。李信的报价低，秦王嬴政依据低成本原则派李信将二十万伐楚。李信在与蒙恬进行战略合围的过程中，被楚军尾追厮杀，李信大败。
　　秦王嬴政善于总结教训，马上又找王翦，请老将出马。王翦继续坚持他的六十万不动摇，因为楚地幅员辽阔，强攻硬取，非以众临寡不能。秦国当时的军队约在百万之众，王翦率领六十万出征，说“空国中之甲士”，大概不差。在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下，一次战役双方投入兵力接近百万，战事的规模之大，不遑让于现代战争。能供给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动员这么多的兵员，可以想象秦国的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之强。秦国富强，根本上是得益于商鞅变法，实行军国主义政策。儒家的国家思想用来装点门面、维系僵化的帝王统治或许有用，但在竞争时代，显然无用。秦国此时才可谓“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但可惜的是，这种局面不是按照儒家的方法取得的。
　　王翦不仅在军事上有战略眼光，深谋远虑，以必胜之算而克敌国，在政治上也是老谋深算，他知道一人率领国家几乎全部的武装力量出战，是件让国君睡不着觉的事。为了掩饰政治上的野心，消除君主对自己的猜忌，重臣们不得不以锦衣玉食、豪宅美女为自污之计。赵匡胤先生就是以己度人，干脆把这个原本是心照不宣的办法公开化了，“杯酒释兵权”，而后才睡得着。王翦为防止秦王的“雄猜”，也只好做贪鄙貌，作践自己。古代中国政治道德的内在矛盾就在于此，贪财好色，广置田宅，恣意享受，往往被认为没有政治野心而可以加以信任。反之，必为人主猜忌，同僚排挤。
　　这反映出中国政治道德的困境。伴君如伴虎，做大臣的廉洁也不一定好，贪黩也不一定坏，皇帝判断你的标准随时在变化。《韩非子》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宠臣将自己咬了一口的桃子递给国君吃，老娘死了，用国君的车子去送葬，国君的态度是，这是一个忠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