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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现场解说-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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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通鉴论》评论赵高说：“秦之所殄灭而降辱者，六王之后也；戍之徒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县之民也；而二世之首，欲灭宗室，约楚降而分王关中者，赵高也。故怨在敌国，而敌国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祸必发于小人。故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圣人且难之，况中主以降乎！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测也，刚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秦的功绩是灭六国，立郡县，受侵夺的是六国之后，受压迫的是郡县之民。但是，灭了秦帝国香火的，是阉人赵高。王夫之只能在圣人的经典里找答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但我们总觉得似是亦非是。
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有个孩子因偷了家里的钱去玩游戏，后来怕父母知道，索性杀了父母。这也是“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赵高有些畏惧二世，可能是因为非常喜爱他，他最害怕的也许就是二世对自己的失望，他内心最不能接受的可能就是二世面对面的抱怨和指责。有个故事，说有个人面对大恩人，无以为报，索性一刀砍了恩人。赵高的心理或和这个故事有类似之处？
我始终觉得赵高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他在二世面前一直保持着忠诚、博识的形象，他无法接受二世看破这一切之后的一切的一切。他杀机一起的刹那，肯定有丰富的心理活动，应该也有斗争和犹豫。以丧心病狂来解释赵高的行为，能说得通，也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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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一阉人（2）
二世临死之际，有两个细节：第一，他问身边的近侍，如果你们早点儿告诉我，何至于此？近侍的答案堪称经典：“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最后知道阴谋的总是受害者。第二，二世问，能不能见一下丞相赵高，回答是见不着，二世这时最想做的事，就是盯着赵高的眼睛，一切尽在不言中。二世又接着请求，愿得一郡为王，愿为万户侯，愿和老婆一起做平头老百姓，条件越开越低，答案却只有一个“弗许”。不过最后一个条件在死后满足了：以黔首葬之。
赵高弑（用个专业的词）二世之后，又立子婴为秦王，等于宣布统一的帝国法统更改，继续回到了战国时代。许多事情，退而求其次亦不可得。
子婴究竟是秦始皇的儿子，抑或孙子，没闹清楚，反正是秦始皇的嫡子孙。他在祖业毁灭的最后时刻，把帝国不赦的罪人干掉了。《资治通鉴》卷第九汉纪一（凡二年）◎《资治通鉴》卷第九汉纪一（凡二年）
过秦论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
贾谊论曰：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96～298页
秦帝国猝亡，震惊了当时代的所有人。要知在秦之前，夏、商、周，都是几百年的江山，这种长间距的朝代更替，影响了秦始皇，所以他说起来一世、二世到万世连个磕都不打，也影响了当时代所有的人。强大的帝国眨眼间大厦颓倾，对当时人们的震撼那是相当大。
子婴是秦始皇的儿子也好，孙子也好，最终作为亡国之君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他最后成了考察刘邦与项羽政策水平的符号性人物。刘邦讲政策，留下了子婴，项羽不讲政策，杀了子婴。毛泽东熟读史书，深知杀降不祥，因此对国民党俘虏比较优待，他老人家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秦帝国诚如贾谊《过秦论》所言，“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土崩瓦解于瞬间。这种巨变在当时就是社会学热点问题，一直到后世，说起王朝兴衰，天下兴亡，莫不从秦亡说起。开言不说秦二世，说尽兴亡亦枉然。
贾谊的《过秦论》是经典的总结性文字，全篇行云流水，文采极好，最后把主题扣在了“仁谊不施”四个字上面。对不对？对。但是，这个答案也过于“标准”了，套在谁头上都行。
讨论秦帝国的灭亡原因和历史经验教训的文章，相信是汗牛充栋。我这里，只能凭感觉说两条。
从民意基础看，“天下苦秦久矣”，确实是“仁谊不施”。一是政治高压；二是经济上国有重点工程太多，劳民伤财；三是严刑峻法，以暴力为先，人民的私人生活空间不够。注意，从报道看，秦帝国没有出现后世经常出现的苛捐杂税过多、官员腐败等问题。
从施政得失看，没有用意识形态的力量让人心归附，反而焚书坑儒，拒绝和文化精英合作。当时整个社会还不习惯过大一统的生活，巩固人心的工作没有做好。这也是个历史性的任务，交给秦始皇父子完成也确实有些困难，但他们忽略了全民的思想政治工作，这的确是个错误。这个任务到了汉武帝时代才基本完成，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框架终于构建起来了，以后就只剩逐步完善的装修工程了。
从政权交接看，完全失败，秦始皇没有做好安排，如果接班人选择好了，即便出现前面这些问题也可以拨乱反正，也可以萧规曹随。总之，坚持正确，修正错误，和我党一样，执政经验越来越多，手法就会越来越高明。接班人选错了，不仅好的经验不一定能留下，而且所有的失误都会无限放大。说实话，哪朝哪代不对老百姓严刑峻法？哪个皇帝不搞重点工程，穷奢极欲？变相搞过焚书坑儒的也是屡见史册，也不一定就会一夫发难全面崩溃。
儒家讲究“好人政治”，虽然不符合现代理念，但咱们中国的历史反反复复就是证明了这一点。
黄袍加身岂止在陈桥（1）
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98～299页
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是刘亭长的基本班底。
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陌生人靠规章制度、操作手册一类的东西是组织不成有战斗力的团队的，领袖或者老板要有自己的班底，要有一帮子弟兵，虽然事业做大了，要及时地把人才路线更张为“五湖四海”，但老班底沉在下面仍然是基础。
所谓老班底，就是发家之前即相识，甚至是亲戚，老板和他们相互之间知根知底，谁能喝几杯，谁能尿几壶，大家都清楚，该交底的交底，该承诺的承诺，合作的条件不待明文规定而各自门儿清。班底一旦形成，在革命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就会起到最后防线的作用，也会形成一个核心的利益集团。
有句俗语叫“家鸡撵得团团转，野鸡赶得到处飞”。“家鸡”一般情况赶不走，对于基本团队的稳定有帮助，事业发展之初，老板手头没有更多的资源吸引人才，只能靠原来的人脉资源启动。在发展过程中，难免有人事振荡，这时，老班底又像压舱石，能起到稳定大局的作用。
老班子的素质一般不是最优秀的，很少有老板像刘邦这么幸运，一开始就得到萧何、曹参这样的人物，所以当事业发展，老班底不敷足用的时候，就要吸引更多的人，就要搞五湖四海。
这样，在一个集团内部，就会形成###派和新人的某种对立，老板在其间肯定是最重要的平衡力量，他用以平衡、制衡的一套心得和办法，就是传说中的权术。优秀的老板就是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把老班底不断扩大。
这里面，老板的格局器宇是关键，没有这个，终究是土匪；有了这个，那叫执政党。
“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我认为萧何的作用最大，做一方诸侯，做割据的军阀，有张良在侧韩信在前足矣，要坐天下，则不能少了萧何。
萧何进了秦丞相府，不知是哪位丞相，李斯耶？赵高耶？这已经不重要，关键是“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萧何的治国意识就此可见。我们讨论到，当是时，各路英雄，不论六国之后，不论郡县之民，对未来的设想多数倾向于复辟“天子虚位、列国并存”的体制。能认识“皇帝”这两个字的价值的，可能只有刘邦、萧何。张良是复辟派，韩信也是，猴急急地要封王。刘邦和萧何的心是相通的，甚至说刘邦在这个阶段受到了萧何巨大的影响也说不定。领袖之所以成为领袖，往往是下属抬起来的，黄袍加身不只宋朝有，只不过陈桥兵变的那帮兄弟们做的比较明显、具备形式感而已。
刘亭长乍入皇宫，“帷帐、狗马”我所欲也，“重宝、妇女”亦我所欲也，人性底层的毛病和欲望统统暴露，这不算什么，不这样做反而有些矫情，显示不出乡村干部的淳朴本质。让人意外的是，卖狗肉火锅的樊哙语出惊人：“你是想做皇帝呢？还是想做小地主呢？”皇帝可以天天猪肉大饼，小地主只能逢年过节改善伙食，这个选择题出的比王小丫有水平。
如果屠狗之辈有此见识，后来韩信还耻于与樊哙为伍，那就是韩信有毛病，韩信有毛病虽不至于死，但确实欠扁；反过来说，如果韩信没看错人的话，那就有这样的可能，樊哙这几句回响于历史天空的话是萧何一字一句教的，著作权是萧何的，只不过借樊哙的大嗓门和威武气势发表一下而已。如果真是这样，张良“愿沛公听樊哙言”的劝告就有点儿晚了，落在萧何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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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袍加身岂止在陈桥（2）
我甚至这样联想，“进了咸阳做皇上”这句话，萧何早就已经念叨给刘邦听过了：黄袍已经加身，登基还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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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忽悠人一个坑人（1）
十一月，沛公悉召诸县父老、豪桀，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项羽既定河北，率诸侯兵欲西入关。先是，诸侯吏卒、繇使、屯戍过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章邯以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又尽诛吾父母妻子，奈何？”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99～300页
“约法三章，话一句耳！”我忘了这是哪位古人说过的，印象很深，所以每当读书读到此处，看到刘邦忽悠三秦父老时，这句话就自然而然冒上来。甚至后来每当看到有人在信誓旦旦地描绘美好未来的时候，每当有人在言之凿凿承诺要如何如何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话一句耳”。锐圆在伟大的祖国生活了四十多年，人生观谈不上，人生经验还是有一条：对美好的承诺和许愿怀疑一下没坏处。“听其言，观其行。”对###如是，对其他人也不妨如是。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汉法多承秦法，“悉除去秦法”盖不可信。我不是学法律史的，也没读过这方面的书，但总体感觉，在中国，历朝历代，法本身如何似乎并不重要，关键是执法者的尺度掌握。“公门里面好修行”，是一个方面；“灭门县令”是另一个方面， 都是讲掌握的尺度，和秦法、汉法，抑或《大明律》、《大清律》，关系不是很大。直到今天，李敖都说我们的宪法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在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力方面非常充分。但是，我们的宪法实践则远远不如那些“差劲”的国家。
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杀了什么人？什么人杀人？伤人到什么程度？盗了多少？抵什么罪？刘邦一句话就能把如此繁复的立法工作全部搞完？我认为关中父老之所以欢迎刘亭长，关键是“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一是灭了暴秦，二是纪律尚好，后来军队没有驻扎在咸阳，而是“军霸上”。“约法三章”在今天看来，任何一个原始部落都自然而然能做到。如果说真的是刘邦的“约法三章”起了作用，那主要也是因为关中父老由此感觉到刘邦是个讲法制讲道理的人，一支武装，讲道理就是军队，不讲道理就是土匪。
项羽是作为刘邦的反衬出现的。项羽在河北灭了王离，降了章邯，全部击溃了秦帝国的主力军团。当他胜利之后环顾形势的时候，发现刘邦卡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搞叛乱和政变，不控制首都不是瞎整吗？！另外，对秦皇的仇恨还没有宣泄，于是项羽挥师西向。
项羽在西进过程中坑杀降卒。关于此事论者众矣，但多从道义、人性的方面批评项羽杀降不祥，如此而已。其实在技术层面，项羽也是有些不得已，人心浮动，不好控制。整建制的部队投降，从现代的经验看：一、要把将帅和士卒分开，降将不能继续带降卒，否则上下一体，随时可能复叛；二、降卒要化整为零，溶解到老部队中。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的兵源基本上是国军的俘虏，共产党对俘虏兵，一是洗脑，看一出《白毛女》或《血泪仇》，进行阶级教育；二是均匀地分配到老部队里，即使是对起义的部队，也是这样，傅作义的部队在北京起义之后，没俩月，他就找不着了，去哪儿了，掺到解放军里面了。项羽为了保持江东子弟兵的纯洁性，想不到这些招数，没招了，就用最笨的招，坑杀。
一个忽悠人一个坑人（2）
项羽所坑者，应该都是章邯所部，联系到项羽后来封章邯为雍王，留守关中，而在这之前又把章邯所部尽皆坑杀。从关中父老看，对项羽是痛恨，对章邯是怨恨，章邯王关中绝无人望可以定矣。项羽封这么一个“跛脚王”防范刘邦，岂能有功效。
项羽以为有八千子弟兵，骁勇无敌，即可纵横天下。这哥哥个人英雄主义太严重，不知道笼络人心，网罗人才。章邯是个人才，以文职官员，率民工和囚犯，灭了很多起义军，可见其绝非等闲。要用人，就要给人才起码的环境，项羽把章邯的兵都杀了，章邯就是想死心塌地地为项羽打工，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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