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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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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缺页也在这册档案里找到了。因此我确认只有把我得到的这一册补充进李辉先生收存的档案中去，才是一部最完整的杜高档案，也才是迄今为止五十五万个不幸的右派留在人间而被我们发现了的唯一的一部未经任何改动的政治档案。我庆幸我发现了这遗落的一册，没有让它丢失掉，为历史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原始资料。
《杜高档案》包含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真实而又丰富的文字记录，为研究中国的政治运动史提供了最为可靠的文本根据。它包含了从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到“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一个青年右派遭受的长达十二年劳动教养的漫长历史过程的全部内容。许多运动后面的“机密”，比如专案组向上级的秘密报告，领导人的内部批示，“反右”运动中上级规定的发言提示等等，都可以使我们真正懂得这些政治运动是怎样有预谋地残酷地毁灭着一个人，一个无辜的青年，怎样地制造着冤案。人们从这部档案确实可以最真切地认识一个历史时代。历史不是抽象的，只有从一个人的具体的遭遇中，才能最深刻地认识历史的本质。
我忘不了1997年11月底的那个周六，我在出国前突然想起再去一次潘家园旧货市场。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出售“文革”书报杂志和内部学习材料的小书摊上，我无意中看到角落里有一个大塑料袋，里面露出一些发黄的纸张，我让摊主递过来看看，一翻开就看到了贴在囚犯登记表上标号“0115”的青年杜高的头像，那茫然困惑的目光和显出惊恐的面部表情，顿时使我的心抽搐了起来，唤起了我强烈的同情。我忍不住又接着翻看那一份份告密材料，一篇篇检讨书认罪书，一页页思想汇报和改造评比记录，整册档案二百五十多页，共收集了长达十二个年头的劳教时期的各种入档材料九十七份，直到1969年11月4日杜高劳教结束，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长沙后，向当地派出所写的一份思想汇报材料。装订成厚厚一册，档案封面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团河农场”的圆形公章。
读了《又见昨天》以后，我对杜高先生的政治遭遇才有了全面的了解，书中提到的一些细节，我也在手边的这册档案里找到了证据。
因此，我最急切的一个愿望，就是尽快地能和杜高先生见面，告诉他在澳洲还有一册他的档案的原本。我还想通过媒体把这个消息告诉国内更多的读者。我终于在2006年的11月底，实现了这个愿望。我回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杜高先生。我很顺利地打听到了他的住所。虽然我早已从照片上认识了他，但当我真正走近他的身边，握紧他的手时，我仍然感到了一种由衷的喜悦和激动。我不想叫他太感意外，他毕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我更不忍心让他被历史伤痕又一次刺痛。
我坦诚地告诉杜高先生，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读这样一本沉重的档案，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许多历史现象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我在异国他乡的静夜里，翻读着这一页页蒙上厚厚历史尘埃的文字，面对着一个在电网高墙下熬过了十二年之久的年轻生命，我简直不能想象，一个人怎么能在这样一个窒息的空间生存下来。一个生命怎么能承受得了这么多的苦难：饥饿的折磨，体力的重负，无情的批斗，没有终止的请罪和对灵魂的自我鞭挞，特别是那种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和政治恐惧，被逼迫的说谎和被禁锢的思想……我常常一边读着一边哀叹，不仅为杜高先生，更为这些文字记录下的、确真在我们的历史生活中发生过的这一切。
读这本档案更使我心灵震撼的，是在强权的压迫下人性的畸形扭曲。在那样一个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人性自身暴露的软弱、自私和卑怯，同是受难者，却不惜出卖他人来挽救自己。囚徒们的互相厮杀，告密成风，是劳改场所的一个最奇异的历史现象。仅在我手边的这册档案中，检举杜高的材料就有二十一件。每当我读着这一份份告密材料时，都禁不住心灵颤栗起来。
当我把带到北京的部分档案的复印件展开在杜高先生面前时，我看到他的手微微地颤抖着，他轻轻地叹息着低下了头，神情紧张地翻看那些背地里陷害他的告密材料。我知道有些材料当年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我无意间竟发现老人的眼神里闪现出一丝恐惧，那是一种沉潜在内心深处的政治恐惧。只有当我看到了这个眼神，我才真正明白历史对人的伤害有多么深刻。
在我和他的平静的交谈中，他也提到即使是现在，他还不时地在梦中回到劳教队，从梦中惊醒。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几十年过去了，平时想都不愿想，怎么还会梦到那里去呢？
杜高是1958年4月送去劳教的，劳教期规定三年。但到了1961年4月，公安局又宣布惩罚他继续劳教三年。这张继续劳教的批示表收录在已出版的《一纸苍凉》中。批示很严厉：“表现很坏”“不靠拢政府”“散布反动言论”等。李辉曾就这个处分向杜高提问。杜高有一段回答：
“听了这个宣判，我的心情很沉重。只有我一个右派定期三年。散会后，负责管教我的李干事同我谈话，他抽着烟，眨巴着眼，用天津味的普通话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回答不知道。他发怒了，一条腿踩在椅子上，一口烟喷到了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揉了揉眼睛，他冷笑了一声：‘这时候想哭了不是？迟了！当初骂我们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以为政府不知道是吗？你骂我们是沙皇的狱吏，你太反动了，告诉你，我们是革命的干部！’我低下头，不再申辩。因为申辩已经没有用了。我明白过来，就凭着一个小青年的一个汇报，既不用调查核实，更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决定了我三年的政治命运。”（《一纸苍凉》48页）
杜高先生的记忆很准确，这个“小青年”的告密原件，就装在我手边的这册档案里。我把复印件给他看了。这个青年叫徐福明，原是大学生，因偷窃被判刑劳改。他想读书，杜高很同情他，还想帮助他，但这个人却表面和杜高亲近，暗地里专门写告密材料，以陷害他来换取政府的信任。《一纸苍凉》中已披露了他写的材料，但收入这册里的这一份，却使杜高加罚了三年劳教。这个“小青年”恶意地揭发杜高骂管教他的李干事“不过是小警察，以前叫狱卒”，李干事怎能不暴怒起来，怎能轻饶过这个张狂的右派呢？尽管杜高立即上交了一份五千多字的申辩和检查，也已挽救不了自己的命运，他很快就被送到另一个农场去继续改造了。
我从档案里还看到一封1960年12月17日杜高写给母亲的信，被扣发并当作材料入档。其实这是一封很平常的家信，是儿子安慰母亲的信，流露着思恋母亲的感情。只因为在信末写了“最近看到报刊批判巴人文艺思想，涉及鲁迅的人道主义”这么一句，就被检查信件的管教人员用红笔重重地画了一条杠，信便装入了档案袋。儿子和母亲就这样被隔断了音讯。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对右派劳教分子思想钳制之严厉。
从1961年4月加判三年劳教后，杜高和一大批新收容的劳教分子被送到了清河劳改农场。他两腿浮肿，大量咯血，濒临死亡，熬过了难以想象的大饥馑的年月。这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杜高的档案里主要是他写的冗长的思想检查、请罪书和改造总结，共有四十一件。也有四份是他反映周围的人埋怨吃不饱饭的言论，但并没有装到那些人的档案里去，反而装进了杜高的档案里，这大概是因为那几个人都不是右派，说几句牢骚话对他们无关紧要，而对于一个右派，就可以看作是他的“改造表现”的缘故吧。
又有一份告发他的材料，杜高先生看了后十分伤感。他悲叹地说，这种囚徒之间的互相撕咬和陷害，看起来是一些个人的举动，其实都是在改造者的驱使和胁迫下进行的，这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的一种特殊的管治方法。
1966年8月“文革”爆发后，右派劳教队检查物品，这次检查的重点是有人检举右派队里正在传阅着一本手抄的小说，作者张志华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劳教后从农场逃跑，流浪到了新疆，又偷偷跑去上海，看望他的女同学林昭（林昭后来在“文革”中被秘密处决）。那时林昭正患重病，从监狱保外就医。张志华和她有过最后的一次长谈。不久张志华被公安局抓回农场。他关在禁闭室里，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这一段惊心动魄的逃亡经历。张志华是一个很有文学才能的青年，他的这篇作品被秘密地传阅着。管教人员搜查物品时，全队人员已出工劳动，只剩下几个病号留在队里。杜高那时正在生病，没有出工，队部便交给他任务，要他写一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剧本。他趴在炕头写着，稿纸散乱地摊在炕上，稿纸下面就藏着张志华的那个笔记本。检查躲过去了。他把笔记本悄悄还给了张志华。但没有想到这天病号组里还有一个病号，这件事没有躲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写了一个秘密报告交到队部揭发杜高。这个报告的原件和小组会批判杜高的记录，都在这本档案里看到了。
杜高档案中记录的1959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大饥馑岁月，劳教右派们所经历的苦难、折磨和死亡的悲剧，使人们惊骇和心灵震颤。杜高经历的那“两个窝窝头事件”，最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残酷的生存环境对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尊严的践踏和摧残。那是在1960年冬天饥饿的日子里，一次由杜高为小组打饭，恰好有一人没来，多余了两个窝窝头。杜高没有及时送回伙房，他有过吃掉它们的念头，但他又不敢吃。正在这时，管教干部发现了这两个没有退回的窝窝头，对他进行追问，他立即作了口头检查，但管教干部不罢手，又召开小组会，发动劳教犯对他进行批判，再责令他写出书面检查。在那个寒冷和饥饿的1960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杜高便在昏暗的灯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坦白交代自己内心深处的犯罪苗头，批判自己的“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阶级本性，再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杜高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的《检查》共有四页，前三页和小组会批判他的记录都收在李辉编的《一纸苍凉》中，第四页夹在我发现的这本档案里了。
在《一纸苍凉》中还有一些遗落的文稿，也在我收藏的这册档案里找到了。比如杜高写的两篇改造小结，《一纸苍凉》中只收录了小组会对小结的评论意见，没有小结的原件。巧的是这两篇长长的小结也订在我收藏的这册档案里了。
经过了漫长的劳教岁月的磨难，我们看到杜高的身体已受到严重的创伤。档案里保存了1966年农场医院的诊查单和病情报告两份资料。他那时已患有重病。到了1969年，他已经对自己的前途完全绝望了。在《又见昨天》中他曾说“我不再是我”，他已经失去了自我，在精神上已经死亡。
可是在这册档案里，我发现了一份1969年10月2日一位同他关系不错的难友揭发他的“反动言论”的材料，这是最后的一份材料，因为11月4日他就离开农场遣送回原籍了。这位难友这样写道：“杜高对我说：我们过去（解放前）等待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来到了，但是现在我们又要等待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杜高先生看到这份材料后沉吟了许久。他对我说，时间过去了快四十年，当时是怎么说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了，这位难友写这篇揭发材料的动机，也猜想不出来了。但这是一句知心话，在那样一个严寒的时代氛围里，只能对信得过的朋友才会说的一句真话。也许那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确真闪动着一个朦胧的希望，祈盼着有一天能结束这个苦痛的年代，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许正是这个希望支撑着我们活了过来。
我读完《又见昨天》后很受感动，便在澳洲华人电台连续播送了这本书。许多老年华人联系自己的经历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很多年轻人也纷纷要求重播。我把一盒录音带赠送杜高先生留作纪念。我请他为我写一张字带回澳洲。他笑着对我说，他不是书法家，字写得不好，从没有给人写过字。我一再要求他，只是作为纪念，他才答应了。
2007年2月9日，我回澳洲前去辞别杜高先生，并对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录音访谈，准备在澳洲华人电台播出。和他的亲切会见和深入的交谈，都是我终生难忘的。
最叫我高兴的，是杜高先生把一幅已经装裱好的字送给我作纪念。我展开卷轴，读到了这样一段话：“前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磨难和精神痛苦，必将唤起后代人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现代民主。——有感于丽江先生收藏《杜高档案》的劳改卷册”。
我默默地诵读着，领略着它的深意。
2007年5月于澳洲
（原载《老照片》2007年第五十五辑）
李辉
①抗战时期，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重庆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人士吴祖光、丁聪、吕恩、张正宇、张光宇、盛家伦、戴浩、高汾、高集等人没有落脚地，回国参加抗战的爱国华侨唐瑜为他们搭了一座竹结构简易房。周恩来指派夏衍经常去关照他们，他本人和郭沫若、徐冰等同志也常去探望他们。黄苗子、郁风自己有房住，也常去和这些“流浪者”吃住在一起。1943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纪念创刊五周年；举办文艺演出晚会。戏剧家欧阳山尊、李丽莲夫妇演出了解放区的著名歌剧《兄妹开荒》——勤劳的妹妹改造好了不爱劳动、有点“二流子”劲的哥哥。由于借住在唐瑜竹制简易房的文化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过着近于流浪式的生活，对“二流子”一词又颇感新鲜而有趣，遂相互对称“二流子”。有一次，郭沫若又去看望他们，也说了句玩笑话：“我看你们这里就叫作‘二流堂’吧。”还随兴题了块匾。这便是“二流堂”的来历。
《一纸苍凉》
丽江（澳大利亚）
《又见昨天》
赵立江发现并保存的档案中的《指纹表》原件
《呈请劳动教养批示表》原件
检举材料原件
2006年11月，赵立江（中）从澳洲回京，与杜高和李辉（右）在一起。
2014年5月，杜高与妻子李欲晓、女儿李迎。
一部个人档案和一个历史时代
各位朋友：
走进这个会场，和朋友们在这里相聚，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
尽管有些人强制我们忘却，甚至禁止我们回忆，我们还是在这里相聚了，这表现出了一种历史精神和一种历史态度。我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怀着一种对后代的责任感，来出席这个研讨会的。虽然回忆五十年前的那场灾难，对我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悲悼我那被毁灭了的青春年华，而是为了我们的后代的青春年华不再被毁灭。
我想起了悲惨死去的难友们，想起他们，我会止不住流泪，不仅为不幸的死者，也为我们不幸的民族。
就我个人的政治遭遇来说，从上世纪50年代的“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长达十二年的劳动教养，直到1979年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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