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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历史不再徘徊-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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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人们大都把毛邓的这一段纠葛视为一个重大事件，指责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处置不当，最终导致了农村合作化进程不合时宜地加快速度。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件事情，令毛泽东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彻底改变初衷，竟是因为他本人身体力行了自己“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训诫。他依据常理，以为既是目睹耳闻就一定掌握了事实的真相，殊不知他的属下以及地方的官员，也会用种种虚情伪事欺君媚俗。在当代中国历史中，这是用虚假事实欺下瞒上，致使党的方针误入歧途的首次记录。欺下瞒上真伪不辨的先例一开，日后还要层出不穷，而我们的制度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此加以遏制。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即召邓子恢于中南海颐年堂相见。他对自己所谓深入实际的调查结果深信不疑，对邓大批解散合作社的行动发出严厉警告。换了另外一个人，这时候定会颔首接受，至少也要将自己的意见收拾起来韬光养晦。可是邓子恢为人刚烈，不肯妥协。他坚持在1955年剩下的时间里面，只能再增加三十五万个合作社，而不是毛泽东所期望的六十五万个。这一年的整个夏季，为了“少三十万”还是“多三十万”这件事情，他与毛泽东争吵不休。他坚持党的最初设想，说用十五年的时间来实现合作化已经不错。而毛泽东此时认定，“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的高潮就要到来”，所以对于邓的想法“要用大炮轰”。言语冲突之中，邓再次使用尖刻的口吻说道，“连滚带爬地前进，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屎越多”。毛泽东这时发现不能再用讨论的办法说服他的这位农业助手，于是决定行使他的权威。
7月31日，他把全部省市区党的书记们集合在一起，将他与邓子恢的争端公诸于众。他反唇相讥，说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邓子恢试图作最后挣扎。他争辩说合作社的发展必须符合客观条件能够允许的程度，比如规模大小，干部强弱。可是毛泽东已经失去了与他讨论的耐心，他狠狠地教训这位一味追究客观条件的下属，给合作化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迫于此种情势，邓唯有屈服一途。大约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全体中央委员的会议上，宣布他与邓之间发生的是“一场很大的辩论”。邓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二百四十八位中央委员，包括邓子恢本人，现在全部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义正辞严地历数邓的错误。
照过去方针办（3）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中，没有人是胜利者。邓子恢固然落败，从此成了众矢之的，其“小脚女人”的名声也遍于全国，在经历了无数折辱之后默默死去。所有在当初抱有和邓同样倾向的高级官员，诸如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建委主任薄一波、农业部长廖鲁言，均纷纷检讨自己的保守。这件事情还牵涉到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因为邓的“收缩方针”曾经取得他的批准。仅仅这一点也就足够使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承认“没有认真地研究这时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运动”。毛泽东达到了目的，但是他却开创了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来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先例。二十七年以后，薄一波还能想起这次批判，说这是导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若将后来发生的事情全部考虑在内，也可以认为，毛泽东正是从这时候起，开始了他失误的历程。
当然毛泽东并不会这样认为。在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里，他处处显示着胜利者的信心。到了年末，已经有六千万农户进入了合作社。在毛泽东看来，这就等于是社会主义大海的怒涛正在咆哮而来。他情不自禁地写道：
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那样的鸟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第729页。）
现在，政治的局面已经彻底地转为有利的情势，反对派不再置喙，舆论迅速地倒向这一边，合作化高潮也就真的再度兴起。乡下每三家农户中便有两家成为合作社成员，1956年年初，总数多至七千万户。“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第779页。）。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毫无保留地看待眼前的状况，比如刘少奇就含蓄机巧地说出了那一年里他的忧虑：“在中国，六亿人中五亿多正处在一种情绪不安的状态中，他们不知道应做什么，感到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光明日报》1967年7月21日。）
1956年1月的一天清晨，毛泽东一觉醒来，就有了一种“换了人间”的兴奋。他的秘书田家英把一篇拟好的新闻稿递给他过目，内容是宣布《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即将出版，他连看也没有看就丢了回来。“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他说。那本书的确已经出版，正在迅速地运往各地。全书分列三卷，总计九十四万三千字，一千三百六十页，一百七十六篇文章，均经过毛泽东的编改，一百零四条按语亦出自毛的手笔。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本出版物对农民的实际影响超过了这一本书。但是在当时，似乎只有毛泽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那一天说，他的高兴之情甚至超过了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田家英跟随这位领袖多年，朝夕相处，还从来没有见过他用如此轻松愉快的口吻对待一件严肃的事情。毫无疑问，在合作化第一回合的战斗中，能够轻而易举地获胜令毛泽东大为兴奋，他本以为改造五亿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很多细致的工作。现在，不过开了三个会议和出版了一本书，问题就解决了。
“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他问他的秘书。（《人民日报》1990年3月8日。）田家英不明所以，自然无法作答，但是他却意识到，就是从这时起，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开创者，他原本的意图是要率领我们的国家，经过民主主义而后方能进入社会主义，也即在一个时期之内让资本主义有必要的发展。他甚至嘲笑那些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者，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他的这个基本的信念在1945年日本人战败之后形成，到了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仍然信守不渝。当日若干新政协的筹备委员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毛泽东则坚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尚不成熟。此事发生在这一年的6月16日，未有正史记载。不过，当日一位筹备委员在四十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情，还能感怀毛泽东那时的头脑清醒。他说那一天他本来是坚决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之一，是毛主席和周恩来说服了他和其他人，《共同纲领》之总纲部分，即秉承毛主席的这一意旨，没有写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字。国家新生之时，原有法律尽废，所以这一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毛泽东还以超越党派之上的领袖身份，劝说那些急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外知名人士，说大约要二三十年方可过渡到社会主义。即使到了1952年，经济的恢复令举国精神焕发，乐观情绪笼罩四面八方，毛泽东仍坚持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取“逐步”的方针，其具体的时间则要“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但是1955年的胜利，已经预示毛泽东要改弦更张。这种变化当然有着理想的驱使，但是，追究起来，还有着其他一些重大的缘由。
照过去方针办（4）
中国共产党1949年立国，至50年代初期，其组织力量已经完整地渗透乡间。党的工作队员无偿地剥夺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土地，在贫穷的农民中重新分配。这件事随着军事力量的推进，由东北、华北展开，而至华东、华南和西南，这时也已大体结束。根据新政府的统计，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得到了土地。这样，连同原有的产业，每户即拥有田产10亩以上，同时每两户人家还可共同拥有一头牲畜和一张犁。作家周立波在他的小说里面说，这是席卷农村的暴风骤雨，他的故事如泣如诉，看上去是对这些激动的农民的一首赞美诗，直到几十年后还为人津津乐道。然而在农民的眼里，经济的恢复以及终于不再挨饿，才是一首真正的“赞美诗”。
周恩来一定理解了农民的这种心情，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警告说，“没有饭吃，其他一切都没有办法”。接下来的情况令党的领袖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少数富家的没落和大多数贫家的拥有土地，是推动乡间劳动热情的重要一环。第二年粮食就获得了丰收。第三年的情况看上去更好，五亿饥肠辘辘的乡下人在这一年里足足多吃掉一百七十五亿公斤粮食，某些地方甚至有了存粮。孩子不再号哭，老人不再哀叹，男人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点血色，女人们又开始放开肚皮，在那两年里生了四千二百五十四万九千七百四十个孩子。穷人们把共产党当作普度众生的活菩萨。数万名工作队员走在乡下的时候，每一个人身后都会有一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跑来跑去，真有一呼百应的力量。你若说地主还想着“变天”，他就恨不得把地主撕成碎片；你若说新的富农已经出现，穷人又要卖房卖地再次成为穷光蛋，他就会气得周身颤抖；你若说大家把土地耕牛犁耙锄头都归到一起，组成互助小组，力量更大，收获更多，他就会激动不已，欣喜若狂，并且相信这是惟一的希望。其意气风发同仇敌忾的精神力量，使耳闻目睹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不过，若单纯以数量来衡量，这时候全国的农业初级合作社仅为三百个，半年后约三千个，又一年后也即1953年的冬季，为一万四千个。这种情况可以证明，尽管毛泽东在精神上强硬地坚持以合作化去动摇私有制的基础，但是，迟至1953年冬季，他还没有急于来发动这件事情。依照他的本来计划，社会主义的高潮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会到来。
但是，计划与实际常常不能相符。这一年的冬季，一个重大事件逼得党的领袖们几乎是一致采取了加快合作化的步骤。新的决议力促农民将原来的互助组合并，以形成更大规模。新组织的要旨，已经不再是亲戚邻里间的换工合作，换句话讲，不是“互助组”，而是要将每家土地作为股份联合在一起，人力亦组成集体，统一耕种，土地上的收获则由农家依据劳动优劣和土地农具的多少来分配，即史家所说“初级社”。党的官员和报纸的编辑喋喋不休地告诉农民，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不再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就一般的逻辑来说，这样的解释并不为错，可是，按照胡绳在三十六年以后的说法，当时改变中国农村时间进程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在这个地方。他说，“问题是从工业化引起的”。
历史学家常用意识形态的原因来解释乡村公社化的进程，似乎很少注意到利害的机缘。事实上不论多么理想主义的政权，都无法离开物质的基础。这在共产党开国初年、政权尚未稳定的时候，更有其客观的必要。国内万象更新，连续几年没有战事，工业渐渐繁荣，城市人口膨胀，政权机构亦迅速地扩充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将大范围地展开。然而情形并不乐观，因为所有的辉煌都不会离开一个东西，这就是农民生产的粮食。如果没有了粮食，人的生存都会失去根基，政权亦将成为一座空中楼阁。可是现在偏偏就为粮食的匮乏所困扰。
依照乡下收获的时令，城里粮食的收支以夏季为一个周期的起止。眼前这个周期里面，政府从农民手里收进的粮食虽然增长了百分之八点九，可是城里人的消耗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点六，这就难免使粮食收支形成巨大的赤字，唯有以库存相抵。到了1953年的夏季，国库存粮已所剩无几，即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田间小麦的收成虽未最后确知，但长江流域洪水之大，为百年来仅见，夏粮的减产已成定局。这情况由粮食部在6月2日呈递中央，经济专家和各省书记齐集京城会商对策，结果无人不能体恤“形势严峻，难以为继”。 txt小说上传分享
照过去方针办（5）
毛泽东传话要他的下级陈云去想办法。陈云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此时正拖着多病之身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休息。于是，事情转由薄一波带着几位管理粮食的官员去完成。就在这些官员煞费苦心想方设法的时候，告急的报告又接二连三地呈来。事情果如粮食部的报告所预料，京津二市原本需要七亿五千万公斤小麦，可是只能收到五亿公斤，城里人在三个月内把这些粮食买去一半，却要用另外的一半来维持八个月的生计。9月4日，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私商得悉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在两个小时里把市场上的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徐州抢购黄豆。一个叫做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二十五万公斤。又几天后，江西市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情势如箭在弦上，混乱一触即发。北京情急火燎地电告东北，需二十一亿公斤粮食入关。东北三省向有“粮仓”之誉，照理将粮食运抵京城救急不应成为问题，可是现在他们却说只能运来七亿公斤，而且不知何时才能启程。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陈云再也没有养病的闲情。他回到北京，对他的同事坦言，他挑了“一担炸药”，前边是黑色的，后边是黄色的，“都是危险家伙”。陈云说，如果他搞不到粮食，城里人要爆炸；如果他强行征粮，乡下人要爆炸。
毛泽东显然被陈云描述的事实所震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看来这是一个英明的预见。即令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支持城市，他对于自耕农户的增产能力也至为怀疑。10月2日，毛泽东严肃地告诫政治局里的同事，说在共产党的面前岂止是一担炸药，分明是一场战争，“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看来这一仗的艰难不次于与蒋介石八百万军队的对抗，因为他在二者中间必择其一。
实际上，在这一年的十月初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时候，选择已经作出。前一天晚上本为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上万民同庆，人民朝着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不住地欢呼。这座城楼上并不仅仅只有检阅的站台和雕栏，在纵深一点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殿堂。党的领袖们此时聚集在这里，陈云拟出八种办法供大家选择，“统购统销”为其中最严厉的一种。最后大家一致认定，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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