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1978历史不再徘徊-第1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鐾嬉斩匀考方聪硎苷庀执ひ灯反吹挠淇欤庋焕矗桶岩患渫ǔＶ挥惺椒矫椎男∥萑盟共煌ā＜壹一ЩФ蓟姑挥辛⑻迳衾种行模挥欣厣溆暗渤∷不姑挥幸衾植ニ妥爸茫挥锌ɡ璒K，没有迪斯科和摇滚，没有歌王和影后，倒是有邓丽君，不过是“靡靡之音”，属于禁歌。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因为所有的电影院里只是放映国产影片，或者就是描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员们，如何在四十年代打击侵略者。张扬资本主义文明的电影还在禁演之列，或者至多作为“内部参考”供高级官员欣赏，青年们当然也还不会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一首歌，不过孩子大都会唱的一首歌里，讲述了一个名叫小杰克的美国黑人孩子如何无家可归，而且在财主的血汗工厂里被鞭打。大人们则在另一首歌里唱道，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大梦谁先觉（3）
虽然那时候中国人真的以为他们生活在一块乐土之上，但他们能够购买的工业消费品只是有数的几件。中国人用他们特有的对于数字的概括能力，把这些东西叫做“三大件”，它们是：凤凰牌自行车，一百五十六元一辆；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一块；蝴蝶牌缝纫机，一百八十七元一台。那一年，一个刚刚进入工厂的学徒，每月的工资只有十八元，两年之后满师为正式工人，也只有三十一元。最具资历也是最熟练的老工人，可以享有“八级”的薪金，每月一百零八元，这已经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所以，购买数以百元计的工业品，对于他们来说，确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有了钱也不一定就能买到这些东西。因为商店里面空空荡荡，你根本找不到这些东西，即便找到了，也不会卖给你。几乎所有你想要买的东西，都要凭借一个叫做“票”的小纸条。这是政府为了对付物资紧缺而想出来的办法，西方在战争的年代也曾经使用过的。只不过中国人使用这种办法的时间长一些，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大约22年里没有间断。“票”由政府监督印制，然后分配到每一个机关工厂学校里面去，再由这些地方的领导分配给下属，其数量大体是每十个人中每年可有一人分配到一张，或自行车，或手表，或缝纫机。所以，你为了买到其中一样，常常不得不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1977年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大学一位28岁的教师得到一张“票”，可以用它买到一辆自行车。他欣喜若狂，因为这足以使他在一个月后的婚礼上向他的朋友炫耀一番。可是到了1978年的第一天，他欢天喜地地跑去买他的自行车时，发生了不幸：“票”丢了！这位教师在北京最大的百货大楼里满地寻找他的“票”，最后失望地掉下泪来。
但是，平心而论，像这位教师这样，为了自行车而处心积虑的中国人，在那时也还是少数，普通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只不过“衣食”二字。即便稍微富裕一些的城里人也是如此。那时候人们生活得异常仔细，根本不像今天的人们这样大手大脚。大街上没有车水马龙的车队去挨家送礼——这种车辆通常有一个很大的后箱，以便把礼物包裹搞得更加丰富。各个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的大院子里，也不会有一包一包的鸡鸭鱼肉分给职工，即使是逢年过节也不会如此。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社会调查者，如果尾随一位家庭主妇到菜市场上去，就会知道一个家庭一次购买的东西通常不会超过1公斤。主妇们通常是用这样的话来招呼售货员的：
“同志，给我割块肉。l毛钱的！要这一边的。”
“同志，给我来一根儿葱，那根儿葱白大点儿的。”
“同志，我买半个冬瓜，要小的那一半儿。”
不过，在北京城里，也会有例外。冬季寒冷干燥，万物不生，所以，家家户户都不会忘记漫漫冬季里的菜蔬。每年11月的第一周里，大街小巷便为大白菜所占据，城里百万人家，每一家至少会有一人走到街上，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每一家也至少会有一辆车子推到街上，或三轮平板车或两轮自行车或独轮手推车。大白菜每一公斤不过两分钱，一个四口之家花上四元钱买回小山似的一堆，在自家的小院子里挖一个深坑存放在里面，或是用一些旧棉絮包起来，放在屋檐下面朝着太阳的地方，就可以吃上整整一个冬天。那些天里，白菜把整个北京城覆盖起来，车流与人流环绕其间，场面至为壮观。只不过，这样的购买浪潮每年只有一次，而且是为了以更加节俭的方式度过严冬。
其实，依照那个时候政府计划供应的食品数量，普通人家已经没有可能再节俭了。在城里，粮食从婴儿出生开始定量，每月三公斤，以后婴儿渐渐长成，定量亦渐渐增加，一般成人的粮食定量，最高限为每月十五公斤，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军人，则可以吃到二十二点五公斤。在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看来，这些粮食大约不会太少。可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粮食为主，其他食物在他们只是一种极为有限的享受。其数量之少，不要说外国人，就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也难以想象。每人每月可以买二百五十克猪肉、四个鸡蛋、半小瓶豆油、一百克白糖、两块豆腐和五十克绿豆粉丝。把这些东西做成普通人家饭桌上的食物，再仿效政府的配给政策，来平均地分配到每一天，则每个人可以吃到一个猪肉饺子或者一个直径不超过一厘米的猪肉丸子、一小口鸡蛋羹或者半小口炒鸡蛋、一勺豆腐、十根粉丝。除此之外，孩子可以按照规定喝到半磅牛奶，孕妇可以拿着一张特别的证明去买一公斤红糖，信仰###教的回族人，可以买到半公斤牛肉或者半公斤羊肉。
大梦谁先觉（4）
八亿农民在五万个人民公社里轰轰烈烈地干了二十年，所能提供给城里人的食物，大体就是这些。不过，就算这些东西少得可怜，也还是乡下人向往的生活，天知道，那一年乡下的境况更惨。
弥漫于全中国的旱象，一直持续到1978年春天，竟无一丝缓解的迹象。我们的国家乃是建立在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之上，气候非旱即涝，其旱涝的转换，大致十余年为一周期。这一年就正是处在干旱的时节。北方无雨，河水断流者十有其九，南方本为多雨地区，这时候的库湖塘堰也纷纷干涸。湘鄂两省守着一条浩浩长江，向有千湖水乡之说，昔日由于水位之高已经超过地面，所以当地有着“水在房上行，车在河下过”的民谣。可是到了这一年春天，八百里洞庭湖水位，为二千年历史记载中的最低一点。汉水两岸一千四百七十台巨大的抽水机不分昼夜全力提水，仍无力缓解旱情。这一年农业的减产已成定局。依据各地官员的报告，粮食减产三十五亿公斤，棉花减产十三万担。仅从数量上看，仍为正常幅度之内。可是实际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政府用赈粮的办法来接济饥民，将各地余粮调往缺粮的地方，仍不足为济，所以只好打开国库，把原本准备用于战争的存粮也拿去放赈。世人皆知，准备打仗是共产党自六十年代以来最为重要的战略，毛泽东生前曾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名言，周恩来逝去之前的最后一次手书，也就是写了这一句话。以领导人的这种心情来看，非到迫不得已，绝不至动用备战之储存。现在这样一来，就放出去一百亿公斤。当日中国农村八亿零三百二十万公社社员中，有三分之二的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初期，有三分之一则连三十年代也不如。平均计，每一个人在一年之中可以吃到一百二十四公斤粮食，并且这些粮食全部都是未经加工的原粮，倘若农民要按照一般的标准来加工这些粮食并且精细到不丢一粒，则可以得到大约一百零五公斤粮食和若干麸糠，平均每天可以吃到二百八十克粮食和一把麸糠。这是平均的数字，那些穷地方则更加可怜：一亿户人家的粮食不够吃、四千万户人家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另外几百万人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粮食。他们依靠着政府的救济，而政府运来的粮食，常常只是在仓库埋藏多年的红薯干，漆黑一团，已经变质。据北京一位调查者的报告，他亲眼目睹了农家煮这些红薯干的过程，由于一股浓烈的苦涩，必须连续两次煮沸后又将水全部倒去，再以新水投入，长时间地蒸煮，方能食用。即便如此，当他本人试着吃了一顿这样的食物之后，立即开始拉稀。
讲到这些人的现金收入，就更加难以启齿。如果不分成人与孩子平均计算，这一年的农村，有一亿一千二百万人每天挣一角一分钱，有一亿九千一百万人每天挣一角三分七，有二亿七千一百六十万人每天挣一角六分四。收入最低的地方为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六分。另外还有大约二亿人属于农村中的高收入阶层，但实际的现金也不会超过每天二角。尽管当时物价低廉，这一点钱也实在买不到什么东西。它大约可以买一包最差劲的香烟；一支蜡烛；一个小学生练习本；一包卫生纸；三块蜂窝煤；或者到澡堂子里洗一次澡。不过，农民根本用不着这些。把乡下所有人全都算上，每人每日用于衣食的支出不过二角五分五厘（其中食物二角一分八厘，衣着三分七厘），他们不会花钱去买那些东西，那都是城里人的玩艺儿。乡下人虽然抽烟很凶，可是他们只不过把自己种的烟叶碾碾碎，在不论什么地方拽一张满是油墨的宣传纸，卷一卷就行了。至少有一半的农家是没有电的，有电的地方也常常停电。可是蜡烛毕竟太贵，点油灯已经足够。政府要求孩子上学，大多数孩子却根本没有进过学校的门，因为没有钱，还要帮助大人劳动，也有的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学校。即使进了学校的孩子，用树枝在地上划一划也就学了写字，哪里用得上练习本。燃料是田野山梁上的树枝灌草，一早一晚拣回来。洗澡在农家是一种毫无用处的事情，他们祖祖辈辈都没有这个习惯，一年甚至一生都不洗一次澡乃是正常。至于说到卫生纸，那简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六十年代后期，城里的中学生们纷纷到乡下来安家，与农民朝夕相处。农民最看不惯这些城里孩子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在拉完了屎之后，竟然要用一种灰白色的纸来擦屁股。农家之不讲卫生虽然还不至于到拉屎不擦屁股的地步，但他们大都是顺手拣一块砖头瓦片或者撅一截黍秸秆，伸到下面刮一刮就算完事。砖瓦在乡下仍属稀有之物，因为农家的居所大都是由土坯垒墙并以茅草麦秸来覆盖，能够大范围地使用砖瓦于建筑，还是几年以后的事。黍秸秆是玉米打净之后留下来的秆和叶，农家常把它做成厕所的围栏，在农村这东西取之不尽又不用花钱，所以，乡间厕所的黍秸围墙总是被人撅得少了上半截。 。 想看书来
大梦谁先觉（5）
农民们省下了这一切，却绝对不能省下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这些农民用以延续生命的最基本的用品，说起来令人惊讶。那一年冬季，甘肃省的天气格外阴冷，可是榆中县上庄公社的社员宋同安一家的炕上，连一张炕席都没有。他和他的一儿一女，以两个纸制的水泥袋为铺垫，三人蜷缩在一起合裹一床被子。除了这两个水泥袋和这床烂被，宋家全部财产还有一个案板、一口小锅、三个破了边的瓷碗、几双柳枝做成的筷子和一个粮柜。这粮柜历几十年风尘沧桑，外面已经不见了原本的漆色，里面则从来没有装满过。在距离宋家不远的地方，另一个公社社员张伦青，二十多年前是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军人，昔日人称“最可爱的人”，可是如今家境似乎更窘，因为他连水泥袋也无缘拣到。每到夜晚，夫妻二人拥着四个孩子，凭着一条棉被度过寒冷的冬天，这是二十年前他从部队带回来的，现在已然经纬不分，脏烂不堪。当外人走进他家时，他就用身体挡住那床军用的破被，仿佛这昔日给他带来荣耀的被子，今天令他感到耻辱。在他周围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他的乡亲父老的贫穷更甚于他，在他所居住的这个国家，至少有几亿人的生活之艰难与他难分伯仲。《农业经济丛刊》的编辑称他们是“缺衣少食的人民”。两年以后，两位青年学者谈到了当日宋同安和张伦青的家乡：
“距省会兰州市仅四十公里的甘肃省榆中县上庄公社，所有生产队人均口粮才四十到一百斤！老百姓靠借账买返销粮。仅国家贷款一项，人均欠债一百零二元六角之多。全公社四十九个生产队，有四十八个队人均收入四十元以下；家产在三十元以下的有一百八十八户；在十五元以下的四十一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破席，一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一无所有了）。全社七千多人，竟有四千三百七十一人没有棉衣裤或者棉衣裤破烂不堪。一到晴天，很多孩子都趴在草堆、田埂上晒屁股！并且这些缺衣少食的人民，都是在海拔二千三百至二千八百米的高寒阴湿山区生活着。”（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第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甘肃在地域上属中国西部，十几年后，在中国东部经济疾速地起飞，并且把西部远远甩在后面的时候，人人都知道西部是一个穷地方。可是在1978年的这个冬天，贫困是横行于全国的魔鬼，全中国至少有几亿人的生活之艰难与宋同安和张伦青的家乡相似。虽然舞台上那些表演各民族大团结的演出中，一群一群的青年男女身着五彩缤纷的服饰载歌载舞，令人感到五千多万少数民族同胞在政府的帮助下一定生活得幸福无比。可是当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来到真正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在云南省与越南相邻的边界附近，这位记者走进一个苗家山寨。百姓的生活所给予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一团漆黑”。草棚只有一尺见方的小窗，没有玻璃，用一块塑料纸蒙在上面，将这惟一的光线挡住。里面没有任何照明设备，所以这位记者走进去的时候，因瞳孔的来不及放大一时间竟看不清楚任何东西。稍待片刻，他借助炉灶口里闪闪烁烁的一丝火光，看到两团黑乎乎的东西在一堆稻草里面蠕动。几分钟后，他终于可以看清这里全部的东西：一个炕和一团破棉絮，墙角一堆稻草，稻草中一个孩子和一头小猪依偎着相互取暖，孩子一丝不挂，浑身污垢，和那灰黑色的小猪全然一个颜色。他蹲下身去看那孩子和小猪，忽然有一种异常的酸楚，接着就是一滴眼泪从眼眶里落下。他后来说：“我见过无数的穷人，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人的境遇能够悲惨到如此地步。”可是当他站起身回到门口的时候，看到的一幅画面就更加令他吃惊。那里坐着一个姑娘，是古人诗歌中赞美的那种年轻女郎。可是，她的目光呆呆地跟着他，裸露着的上身搭着一块破布，下面着一短裙，裙子上面隐隐显出的花色，令他想到北京大舞台上那些五彩缤纷的服饰。只是眼前这一条实在太脏，脏得几乎不能辨认本来的颜色。然后他就看到一大群苍蝇环绕着姑娘飞来飞去，这时他才想到，这间屋子里面如飞机盘旋一般的嗡嗡声，原来竟是苍蝇的合唱。那些苍蝇居然可以肆无忌惮地落在姑娘的身上，爬来爬去，而姑娘毫无知觉。他带着一种强烈的惊奇再次蹲下身来，数了数姑娘双腿上的苍蝇，一共八只。“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一个活人”，他后来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