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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历史不再徘徊-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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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任何法律和专制手段都无法制止饥饿。农村里面死于饥荒的人越来越多，惨不忍睹。人们私下里的估计是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之间。中国科学院一份公开发表的报告认为，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约一千五百万人”（《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出版。）。可是在一篇署名金辉的研究报告中得出的结论，竟是“低限值也在四千万人”。他的报告于1993年发表。他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凄惨的一幕悲剧”。这位研究者声称，他的结论全部是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资料。他的研究至为精细，但是他有可能忽视了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一问题后来由另外一位研究者林毅夫提出。他发表的论文说，在那三年里，农业危机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大约三千三百万人。（JUSTIN YIFU LIN：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但是，所有的研究者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已经极度衰弱。由于营养不良，疾病在乡下蔓延并通过遗传祸延后代。在一个叫做“武店”的公社，官员们居然有心将这一情况加以统计，结果发现，一千零三十四人浮肿、九百二十九人子宫下垂、三千零四十七人闭经、一千零一十六人干瘦。是为“四病”。官员们出于维护人民公社的名誉，决定对“四病”加以治疗，于是找来一个医生，询问何药可治。医生名叫王善身，大约是生具“独善其身”之志，不肯为公社矫饰。他说，只少一味药：粮食。结果官员当场将王逮捕，以攻击人民公社之罪交由群众大会批判。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照过去方针办（22）
没有人有余力对全国的情况及时做出考证。统计局的官员也不可能将实情详加禀报。不过毛泽东还是强烈地感觉到弥漫在全中国的饥饿。就连他自己也已经九个月没有吃肉，营养不良已经使双脚浮肿起来，甚至不能穿进鞋子。抚今追昔，毛泽东只好承认失误。1961年9月29日那一天，他出人意料地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政治局的常委，信中说自己和整个中央委员会“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
毛泽东这时所说“六年糊涂”，是指他的人民公社的政策，也即1956年农村高级社的成立至他眼前的1961年，包括曾经势如破竹的人民公社的整个历程；把土地产量夸大几倍甚至几百倍的“浮夸风”；财产的所有制由小集体向大集体、再向全民转移的“强迫命令风”；供给制度和几百人在一个公共食堂里一起吃饭的“共产风”；还有“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周恩来在他起草的一封紧急指示信中，将这五种“糊涂”称为“五风”。事实上，至少在十个月前，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糊涂”。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也不可能写出那样一个“紧急指示”来发给全国。到了1961年11月15日，毛泽东终于说：“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十三天后，他又用党中央的名义发出公开批评自己的指示，他写道：“毛泽东同志……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毛泽东把扭转局面的最紧急的任务留给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自己从激烈的前线退至后方。他离开北京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考虑更加长远的问题。他选的地点是中国最南部的省份广东。在那里，他搞了另一个文件，叫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试图在经历了一番挫折之后重新规划人民公社的道路。由于它的主要内容分为六十条。所以，后来全中国的人都叫它“六十条”。文字的修改过程，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万般留恋与欲罢不能之情，这种感情令他在最初的文件里仍然保留了“供给制”、“大食堂”，以及加快向大队所有制过渡之类的内容。这是他自己非常珍爱的创造。不过，后来当他更进一步地意识到自己的“糊涂”之后，便下决心忍痛割爱。6月，他删去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他又承认，在原来的体制下，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这是一个严重矛盾。为了既能解决眼前的矛盾又能保持长远的道路，毛泽东决定在人民公社中建立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这就是后来大家认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毛的时代，这是农村里一个根本的制度，毛说，“至少七年不变”。后来又把“不变”周期延长到“三十年”。他是一向喜欢用这种口吻来宣布政策的，比如他还在周恩来写到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句话旁边，加了一个批语说：“至少二十年不变”。
“六十条”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成熟制度，这是人民公社理想与务实原则的奇异混合。可是饥饿的农民现在个个有气无力，不要说人民公社，就是望着维系生命的土地，也打不起精神。好大喜功且花样百出的基层干部现在不得不迁就“人要吃饭”的事实。他们将土地分给农民去耕种，讲明收获多少听由自己获得，并且为这种土地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救命田”。对于人民公社来说，这就犹如一块巨石投入死水。数年前李云河之包产到户的幽灵再度复活，1961年初春时节起于安徽，接着就在各个省区徘徊荡漾，不久便形成不小的声势。据说安徽全省每十户农民当中即有八户参加包产到户。其余如甘肃临夏，以及浙江和四川的局部，十中有七。广西龙胜、福建连城和贵州全省，十中有四。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亦有大体同样的规模。到了1962年5月，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认定，全国包产到户者至少已占有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也即大约二千万农户和一亿农民。
照过去方针办（23）
在五年以前就已经宣布为非法的包产到户，居然可以风风火火地畅行，舆论也恢复了对它的同情。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961年。这一年春天乃是乡下人饥饿的最高潮和生产的最低潮。毛泽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得知包产到户的卷土重来。先是有一封信告诉他安徽有一个叫徐桥的地方包产到户，从这里嫁出去的姑娘就全都跑了回来，惟一的原因是想要在娘家吃上一顿饱饭。几天以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面陈这种办法的好处。曾希圣说，毛泽东同意这样的搞法。但是毛身边的人回忆说，毛泽东的同意实际上至为勉强。看来是由于恢复生产的迫切需要不得不暂缓大同理想的实施。如是情状传达到前后左右，权力中心便出现了一个方针含混不清的时期。毛泽东在政治局里的同事们既然担负着拯救危局的直接责任，又不能确知毛的真实用意，所以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加以干预。地方官员们对身边发生的事情都不摸底，也全都闭起一只眼睛装糊涂。这在我们国家的官员中乃是一种屡试不爽的技巧，即所谓“聪明难，糊涂更难”之古训的精义所在。因为这样既不至于延误实际的进程，又可为自己保有进退的余地。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懂得这个规则，不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一些默默无闻却又标新立异之辈做出许多不知轻重的事来。1961年初冬时节就发生了一件少为人知而又意义重大的事情。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接到一封挺奇怪的信件，内容长达一万字，每一句都在述说包产到户的必要以及它的好处。作者请求他把这封信转交给毛主席，还在信的最后写道：“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我不能停止我的战斗。有人讲我这样下去很危险，一斗、二斗把自己的脑袋斗下去。我回答说，这是你们的说法，是你们的观点方法问题。我斗得对，我很站得住脚。”在马寅初看来，这简直就是包产到户的宣言书，可是写信人的名字他却从未听说过。他只是从信封上才知道，这个人是浙江省嵊县人，他的同乡。
此人名叫杨木水，乡下年轻的蚕桑技术员。他把他的“宣言”寄给马寅初的惟一动机，是他觉得他这位品学兼修的同乡有着上达民声的热情和威望。他可一点也不知道，这位马老先生在京城里的威望已是强弩之末。因为毛泽东正在指责他的限制人口的理论，质问说这是马克思的还是马尔萨斯的。不过，马寅初所做的事情还是远远超过了杨木水的期待。他居然专程回乡去面晤杨木水。当他把杨木水邀进自己的房间之后，县委的官员们就惊慌不安起来，他们担心这一老一少的密谈会闹出什么事情。于是不断派出政府的代表前去敲门，希望加入进去，以此来阻止这一老一少的推心置腹。这令马老先生极为震怒，他不动声色而又不容分辩地拒绝任何人的参与，直到帮助杨木水把包产到户的“宣言书”修改一遍才开门出来。分手之时两位刚刚结成忘年之交的朋友面面相觑，目光里面分明在询问难卜的前途。老的说：“正确的意见不要轻易放弃，真理是批不倒的。”小的动动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后来他把这句话对女友说出来了：“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被捕判刑，坐牢流放。我们分道扬镳吧。”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一老一少的话都没有说错。
那个冬天的中国饥寒茫茫，乡下大约只剩下三样东西：“共产主义天堂”的梦想、揭不开锅的食堂和饿死路边的农民。毛泽东正在广州加紧搞他的《人民公社六十条》，身边聚集着当日一群最有学问的人，包括陈伯达，他是这一文件的捉刀者之一。可是，还有另外两个不知名的乡村小人物，也坐在自己家中埋头写作。
二十七岁的冯志来在1962年4月21日完成了他的文章，题为《半社会主义论》。文章劈头就问：
“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包产到户！”
他直截了当地承认“这是单干”，他嘲笑那些把“单干等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人”，“难道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这样的讽刺已经足够使人恼怒，然而他还轻蔑地说，“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可以容纳共产主义的生产力，真是荒唐透顶。想将胚胎预先取出当婴儿抚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照过去方针办（24）
在写了这些之后，他凑了一百六十块钱，就在那个春天里搭上一列火车去了北京，把他的文章送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又送了两份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是党报和党刊，其中任何一家都可以直接上达毛泽东的视听。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引起政治局的注意，可是居然没有人来理睬他。
被轻蔑激怒了的小人物回到家里再接再厉。过了两个月，6月30日，他又写出一篇，叫做《怎么办？》，说是为了补充他的那篇《半社会主义论》。他的新作是一篇###人民公社的檄文。他笔锋犀利地直指农村里的悲惨局面，仰天长问：“错在哪里？”人们都说是天灾造成的，可是“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左’的错误……异想天开、创造狂、虚假浮夸，都得到鼓励，在高速度的口号下，残酷地剥夺农民。大跃进变成大倒退，多快好省变成少慢差费。更不幸的是不承认这些事实。”他那时还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知道这将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却懂得自己人微言轻，所以再一次把这些文章投递北京的时候，他自称自己乃是冯雪峰的族侄。果然如他所愿，北京的回信来了，可不是写给他的，是写给当地党的机关，要他们追查信作者的后台是不是冯雪峰。
然而《人民日报》那时接到的信可不仅仅是冯志来一个人写的。另外一个人，陈新宇，写得甚至更多。此人原在城里务商，因为向往人民公社的美好蓝图，高喊着“我爱农村”，就参加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队伍。结果他看到农民对于公社根本没有兴趣，却对包产到户一往情深，就一气写了八封信，全部寄到《人民日报》。他告诉报纸编辑，他“原来是去纠正包产到户的，可是反而被群众和事实说服了，现在坚决主张包产到户”。这一回编辑居然大动侧隐之心，将他八封信中的六封刊登在一个叫做《读者来信》的不公开的刊物上，并且加了一个标题：《重谈包产到户》。陈新宇说他“确信包产到户是终将出现的必然的现象，有非常坚定的胜利信心，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像冯志来一样，他闭门拒友，坚持独身，打算一人做事一人当。
那时候；乡下认为包产到户是个好东西的人多得出奇，可是能够把它讲得这样头头是道并且公诸于众的，只有这三个人。显而易见，包产到户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行动，而且让这三个人找到了不少理论根据。这使得农民对人民公社发起的挑战更加有力。几十年后，人们终于发现这几个小人物的见识远远高于那些大人物。这三个人都出自浙江，又都不谋而合地采取了犯颜直谏的行动。事情由此闹到中南海里，毛泽东指着浙江省省委书记说，“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口气之严厉，令人心惊肉跳。不过，真正的狂风暴雨还没有到来。7月中旬，陈新宇还接到了报社寄来的稿费，共计二十五元五角。这迹象多少让人觉得轻松。他将稿费买来一大堆桃子分给同事，一时间他的周围竟有了笑声。但就在这时，风云突变。
冲突的导火索是由一个出乎意料的人点燃的。此人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本来深悉毛泽东的心理，亦持有同样的反对包产到户的倾向。毛泽东委托田家英到他的故乡湖南去作一番调查，这是1962年早春时节，乡下适为包产到户的高潮，毛泽东也许是希望他能提出一些有利于人民公社的证据。不料田家英这一去就完全站到了包产到户的一边，农民对于包产到户的热烈情绪令他感慨不已。但是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单独向毛泽东报告，而是依次向政治局中最主要的成员游说他的想法。
毛泽东不打算过早地干预这件事情，他只含糊地表示，包产到户只不过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共产党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然后就稳坐如山，静观事变。他的同事们却按捺不住了。陈云称赞田家英的看法，并且决定向毛泽东当面进言。他向毛泽东建议，“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克服农村困难”。邓子恢在一封信中主张，给农民多一些“小自由，小私有”。他把这封信以及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报告直接交给毛泽东，然后就在京城里到处做报告，说“农村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办到的。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起早摸黑都下地了”；还说“不能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但是他用不了多久就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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