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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历史不再徘徊-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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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青萍末（1）
小岗寒夜——二十位农民的契约文书是否赝品——中南海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争论——农村两亿人食不果腹——无力回天的陈庭元终于大彻大悟
公元1978年12月，中国旧历为戊午年冬月，也是北风南云犬牙交错的时节。北京城内，气候有些反常，风云雪雾间，忽冷忽暖。败叶枯枝，寒霜相逼，落满街头。
但是，这一点冷暖对于北京人来说，却是无关痛痒。京城一向为政治的中心，虽普通百姓也已惯睹政坛风云。当月国事频频，早把人们的心绪吸引去了多半。略去街头巷尾里种种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不论，只就官方发布的消息，也足令举国震动。12月16日，中国总理与美国总统于各自的首都宣布中美建交，语惊世界。两天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百六十九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一十二名候补中央委员聚会人民大会堂中，这便是后来被全中国认定为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前后不过一旬时间，震撼人心的事件重重叠叠，接踵而来：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凡是派”的退却告一段落。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昭雪，在一轮激烈的争论之后，终于达成一致，这消息由本次事件的落难者邓小平出面宣布，更使全部经过极富戏剧色彩。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和陶铸召开追悼会，以示平反。随后，广播里面宣布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个叛徒不再是叛徒。然而还有更为惊人的消息从中南海里传出来，十年前沦为中国最大的坏蛋、被开除出共产党又死于非命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沉冤将洗，其魂灵也将重回共产党人的行列中。
至此，“文革”的赫赫战果已去大半，而官方的报纸在本月一连四次刊出毛泽东的书信文稿，其频繁的程度，即使在几年前以最高指示定天下的时候也不多见。这可能是借其八十五周年诞辰之机昭告世人，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在今天依然如故，以求得在继承与纠正之间的某种平衡。
总之，在史学家眼里，即使没有忽晴忽阴的气候，1978年12月也实在是风起云涌的一个月。
大事不暇应接，小事便为人们忽视。这些小事发生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又是由若干小人物一手造成，表面上看来系一时一地的末枝细节，不足为史家赘述，但是我们叙述的这一段历史，不妨由这里开始。因为这在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当中，乃是要点所在。它是过去三十年间中国所发生的若干大事的结局，也是今后十几年中国掀起的更大波澜的源头。承前启后，因果相连，其对当代历史的影响，决不在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以下。
这一月某日，北方的冷风和乌云席卷南下，笼罩了江淮腹地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当地人把它叫作小岗。
天气虽还不算酷寒，农事却早已停止。照老辈的习俗，此时乡下该是闭户居家的时节，只待来年冰融雪化，方能开始新的一轮耕作。然而当日傍晚时分，小村忽然蠢蠢而动，男女老少，仨俩相继，分赴村西。这些人多为严姓，具有血缘与亲缘的双重关联，依中国人的传统，既属一脉同宗，平日相逢便总会问寒问饥，说些家长里短。可是今日相顾却都无言，只默默并肩而去。
小岗处皖东淮水南岸，在地域上属凤阳县，距首都北京两千多华里，距安徽省的省城合肥也有数百里。中国从古到今历代的版图之上，从未有过它的名字。在以交通为纽带连接起来的汉文化的历史中，它的被冷落并不奇怪。小岗实在太小，在1978年12月，只有十八户农家，一百一十口人。然而它被遗忘的原因，除了因地域的遥远和偏狭所造成的文化上的隔离，更由于在我们庞大的乡土社会里，像这样的村庄至少有五百万之众，倘若中枢政要一一给以关注，在技术上实在难以操作，何况以政治家高瞻远瞩的眼光看来，这也确实是大可忽略的区区小节。
但是，对于小岗的农民来说，其利害关系全然是另一回事。北京发生的变故他们根本不曾与闻，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样？种种荣辱沉浮，地覆天翻，毕竟都是上面的事，离他们的饥寒是那么地遥远。眼前这个小村里的酝酿，才是事关自己生死命运的大计。
风起青萍末（2）
十八户人家的主持者悄然聚于一间茅屋里面。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人民公社制度中最基层的一个集体，叫作生产队，共同拥有五百一十七亩耕地和十头牛。队长严俊昌在当村严姓居民中有着类于家长的位置，又具有秉公处置家族冲突和邻里纠纷的品质，虽不识字，却有相当的威严。另一个名叫严宏昌的年轻人，为严俊昌的堂弟，也是村民中惟一读过中学、识得几个字的人，所以在几天前被众人推举为副队长。此人大耳大嘴，高颧高鼻，其面相与他的那位同乡，也即六百多年前横扫天下开创大明王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很有相似之处。眼下，严氏兄弟望着治下这一群贫下中农，破衣烂袄，饥肠辘辘，一个个全是穷途末路的模样，凭着一点点的知识和直觉，他们对这个集体已经信心全无。二十多年前，也即五十年代初期，这个集体尚未成立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孩子，那时小村也穷，但还不至穷到用勒紧裤腰带的办法来忍饥挨饿。严氏兄弟永远记得，那是他们的村子最兴旺的时候。此后，由公社化而为大跃进，由学大寨而为大批判，小村风风火火，惨惨凄凄，尤以“大跃进”以后那三年的惨淡刻骨铭心。全村数月无粮，父老百姓食尽糠麸、树皮、草根、棉籽，最后竟是无可果腹。一百七十五条人命，十死其三，侥幸活着的大都四下逃生，只剩满村残垣断壁，蒿棘丛生，三十九个人和一头牛。严宏昌劫后余生，竟然还能读几年书，只不过，惊魂依旧难定，而且越读越惊。这个农民用他所学到的最简单的加减法即可计算出，二十年人民公社，他的小岗减少了半数人口、半数耕地以及三分之二的牲口，每一个人每年产出的粮食则由五百公斤减至五十公斤。
即使凭着简单的直觉，严氏兄弟也可以对党的干部们把饥荒归咎于自然灾害表示怀疑：就算“老天爷”连年地故意刁难，何以自从人民公社的大旗在小岗招展起来，这块土地上长出的东西就从没有让人吃饱过肚子？！
政府每年尽其行政的手段赈济饥民，力使“三年悲剧”不至再现。但逢救济粮到，干部三吆四喝，社员端盆举碗，一致地翘首引颈，其情景犹如旧时豪门的开仓放粮，令他们经久不会忘记。所不同者，豪门放赈在于市恩养威，所以总归大喊大叫。今天党的干部则口口声声带领农民走过“社会主义桥梁”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天堂”里面食不果腹不能算作光彩。因之，无论运来多少粮款，总是不肯声张。直到1979年底，也即对于人民公社的失望情绪已在中国大部地区公开弥漫起来的时候，小岗的上级凤阳县委才敢于公布这本账目：1966年到1978年，总计一百五十六个月里，这个小小的村庄有八十七个月靠救济度过。总计吃去救济粮十一万四千公斤，比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多出三分之一；花去救济钱一万五千元，比他们自己挣的钱多出十分之一。
即使如此，仍是不足为济。
每临秋冬时节，小村家家闭门堵户，老幼相携，在他乡乞讨。农家人沦为乞丐，在讲究名节的汉民族中，原是羞于见人的事，无奈生活所迫，且年复一年，人们渐以为常，凡能行走者大半离家行乞，竟至成群结队，步履遍及淮北江南。
到了1978年的12月，在外人眼里，他们仍然是幸福的人民公社社员。一位女高音在村子边上高高挑起的大喇叭里，用轻快的调子唱道：
公社是棵长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越甜，
藤儿越壮瓜越大。
……
姑娘不知疲倦地唱了十几年，严氏兄弟及其家乡父老最初听到这首歌时的激动却早已荡然无存。他们即使再愚昧也会发现，说公社是一根把大家连在一起的“藤”，倒不是骗人的，可是，作为公社的社员，他们似乎永远也不会成为甜蜜的“瓜”，而只不过是一个乞丐。以今日衡当初，究竟是公社养活了小岗，还是公社剥夺了小岗？
实际上，对于这群叫花子来说，诸如此类的疑问还过于深奥难测，这要留待他们吃饱肚子之后才有余力来回答。在当日他们所想的至为简单，那便是不再做一个叫花子而能自己养活自己。
风起青萍末（3）
既然求生的本能在公社的制度里面已经无法实现，严宏昌们便转而想到“分田到户”，也即把集体的土地分给各家各户去耕种，其收获的多寡全由自家承担。在他们会聚于严氏家族那一间萎萎琐琐的茅草屋里之前，这办法已经了然于各自胸中，彼此心照。唯因这四个字在社会主义中国已被归入“另册”。十六年前，也就是1962年，毛泽东宣布这是导致中国分化为贫富两极，以至最终必会资本主义复辟的行为，并且由此演绎出那个著名的论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若再打开这本“另册”，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举。
所以，在这一夜的小村陋室，大家面对“包产到户”这几个字，只是在“敢”与“不敢”之间徘徊斟酌，直到天明，终于痛下决心，行此近乎叛逆之事。这时严氏兄弟已义无反顾，只是他们的身份和经验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更多的盘算。以其浅薄的政治经历，他们已经懂得在中国处世的第一精义。一个人的行为无论具有怎样的个人动机，总要身着大义凛然的服饰，且将利益的动机翻译为意识形态的豪言，诸如“为党”、“为国”、“为民族”、“为集体”、“为主义”云云，方能过关斩将，逢凶化吉。更何况若干年来与分田包产有关的人非身亡即名败，总数可以百万计，其下场的悲惨，严氏兄弟虽然不能尽知，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的罪名以及他的死于非命，这二人是一清二楚的。一旦事发，种种阶级斗争的手段即使不会酷烈到诛灭九族，他们和他们未成年的儿女也是断断脱不了干系的。
考虑到这许多复杂的因果关系，严宏昌在众目睽睽之下提笔以他的拙朴的笔法写道：
1978年12月 地点 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干部肯以性命相搏来为百姓出头，这在当时的中国也可算是难得的勇气。今天我们看上去，严氏兄弟在这里无疑已经集中了他们全部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但是，这几行字里面还是透着一种天真的悲壮。就其形式而言，它显然并不如后来舆论的评说是一份合同，至多只能算作一份农民的简单的契约，也不具有任何法律的效用和政治的保障。假如事情真的走到了坐牢杀头的一步，纵使严宏昌真的能够慨然赴死，其手下这些既无政治权利又无生活保障的人们，难道就真有力量把他们的后代庇护下来并且抚养成人吗？
乞丐只求眼前一条活路，并不细想以后的事。所以严宏昌们一一具名，庄严承诺。这些人当然想不到，这一刻，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生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农村都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影响，甚而成为人民公社大厦的最后瓦解、国家由下而上的权力结构加速分化的催化剂。
今天，当我们准备描述这一切的时候，必须不厌其烦地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依照本来的顺序，这些名字如下：
关廷珠、关友德、严立符、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
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
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国品、关友申。
每个姓名之上，均覆有一片血红，其中十七个指印，三方图章（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物都认定，此合同书上有18个人的签名和18个指印。但是依据原件，签名者为20人，另有17个指印和3方印章。此件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号为GB54563。1993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村大写意》一书中提到小岗这一晚签署的“保证书”。作者李超贵亦说此件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但他的关于几个细节表述，与博物馆所存实物有出入。其一是时间，李超贵认定为1978年11月24日。其二为签章，李超贵列举人名为十八个，并且认定为十八个手印。）。
大局既定，木已成舟，二十个人郑重其事，相约守密，绝不让外人知晓此事，其情景犹如旧时走投无路的饥民揭竿而起前的歃血为盟。 。。
风起青萍末（4）
直到六年以后，也即1983年，人们才第一次见到这纸文书。它最先出现在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这时包产到户已势如破竹地横扫全国，史家理所当然地发掘着它的源头，于是纷纷地奔赴小岗。在一番煞费苦心的追逐中，北京一位名叫张新文的文物收藏者终于发现，小岗的文书已被电影制片厂一个叫王影东的人带回北京。再经一年的辗转曲折，张终于无偿地把文书搞到手中，遂送至中国革命博物馆，为官方收藏。叫这家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大为惊讶的是，在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文物中间，这竟是史学家们最为关注的一件。“嗨！放着那么多的好东西不看，偏偏都来找这张纸”，在博物馆工作的一位姑娘抱怨道。那一个上午，她为了来访者已三次入库开柜取出那张纸。
无数人登门争相一睹的只是几行稚拙的方块字、一串叫花子的姓名，以及片片血红色的手印。这一切似乎成了小岗革命的物证。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发生了问题。很多熟知小岗事变过程的政府官员和记者声称，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这纸文书。当日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作为小岗的上级领导，无疑是决定小岗命运的关键人物。自1978年之后，陈多次往返于小岗，自以为深知这个小村的一切秘密，但在那纸“合同”于电影上出现之前，他对此事竟一无所知。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人们的怀疑：或许当初的小岗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合同”，而现在的文书只是后来某一时间的补充。这种假设甚至暗示着另外一种可能，即小岗在1978年12月的那个夜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所出现的种种情节，只不过是某位一心邀功请爵的地方官员，或是哗众取宠的文人墨客杜撰出来的。中国人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起落变幻，对于政治风云中的种种微妙多已了然于胸，对无中生有或者蓄意升华的榜样与英雄也习以为常，所以，倘若今天有人真的出来检举小岗作弊，外人决不至于感到奇怪。
世人的争论在于，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遗物是否为伪作？如系伪作，则是否有过真品？
此物今天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藏品号为GB54563。其文拙字稚，不通顺，有错字，无标点，既无官方文件的味道，也不循一般文书的书写之规，系出农民之手无疑。所可疑者有二，其一是在“合同”的抬头处即注明日期为“1978年12月”，既然这个日子在书写者的心里如此重要，何以只有年月而无日？其二是所有签名均为一人所具，笔迹与文书书写者为同一人，这也不合法定之规。但是，考虑到中国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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