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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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7月31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宣侠父神秘失踪！
　　　　作为八路军代表，宣侠父负责同国民党方面接洽供应军用物资。那晚，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邀请宣侠父去商谈问题，直到第二天早上宣侠父还没有归营。八路军办事处派人四处寻找，几天不见踪影。
　　　　共产党的宣侠父少将，乃是西安军政界的活跃人物。宣侠父与西北的国民党将领胡宗南、董钊等人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与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是浙江诸暨老乡，与杨虎城部下杜斌丞、赵寿山多年相熟，西安的特务怎么也看不住这个交游广泛的前特科成员。共产党方面判断：宣侠父的失踪，很有可能与国民党特务有关。西安八办多次向蒋鼎文、胡宗南要人，延安的中共中央还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国民党方面则一概推托不知。10月，共产党方面从秘密渠道得知宣侠父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强烈要求蒋介石负责答复。蒋介石不得不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背叛了我，是我下令杀掉的。”①
　　　　1938年时候，国民党与共产党已经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蒋介石居然还收留共产党方面的叛徒张国焘，居然还暗杀共产党要员宣侠父。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共产党内部的一些动摇分子看到升官发财的机会，红军高级政工干部徐梦秋叛变投敌，武汉八办的办事员李春祥被秘密策反。
　　　　合作之下还有斗争！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随着合作的到来而自然消失；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更是变换了一种更为隐秘更为复杂的方式。
　　　　新的斗争形势召唤新的工作形式，隐蔽战线的地位与作用日益上升。
　　　　中国情报、保卫史的新阶段到来了……
　　　　①于桑：前公安部副部长，1994年5月4日采访。于桑亲自带队营救周恩来。
　　　　①梁济：前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2000年10月26日采访。梁济是延安当地人，红军接管之前就在延安师范上学。此时尚未入党，但已被边区保安处发展为“网员”，负有调查延安社会情况的任务。
　　　　①陈复生：前公安部副局级干部，2001年6月19日采访。黄赤波建国后任上海市公安局长，龙飞虎后任周恩来警卫副官，穆广林后来脱离红军去向不明，郑柱国建国后任陕西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复生本人，延安时期就被康生投入监狱，一生中三次被开除党籍。1979年公安部复查陈复生的历史案件，时任公安部长的赵苍璧据理力争，终于为陈复生做出公正的平反结论。
　　　　①杨作义：陕西省司法副厅长，1995年9月采访。时任西北保卫局干部的杨作义介绍了剿灭劳山土匪的经过。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11月27日采访。“骑兵张”参加起义后，坦白曾经参加劳山伏击。这事还是周恩来对罗青长说的。
　　　　①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细说中统军统》，台湾传记文学社。徐恩曾此言并不确实。周恩来对于保密极其严格，有时为了使打入敌营的情工人员取得敌人的信任，有意安排一些接头地点让敌人去搜查，甚至放上一些过时的材料送给敌人。本文还记述“中统”封锁边区的部署。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张国焘在此书中记述自己策划逃离延安的经过。
　　　　①开诚：《李克农——中国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在国统区工作的李克农，居然能够从国民党特务手中截走张国焘，也是一段惊险故事。
　　　　①张严佛：《宣侠父被杀真相》，《军统活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国民党暗杀宣侠父当时已被证实，但具体经过仍然隐秘。前军统西北区区长张严佛在建国后写的这篇文章才揭示真相。2000年的时候，宣侠父的外甥金树旺才从作者这里看到这份资料。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中统”、“军统”
　　　　中共情报、保卫史分期，以作者的看法，可分初创时期、成熟时期、建设时期、破坏时期、法制时期。
　　　　初创时期，自1927年中央特科创立、1931年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成熟时期，自1937年中央成立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成立中央社会部起，跨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阶段，至1949年9月30日建国前的中央情报部、中央军委公安部。
　　　　建设时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分别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央调查部、总参二部起，至1966年“文革”前。
　　　　破坏时期，自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发动，砸烂公检法起，至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恢复公检法。
　　　　法制时期，自1978年底三中全会决议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颁布刑法、刑事诉讼法，恢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设立国家安全部起，制定1982年宪法，全面加强法制建设。
　　　　1938年这个年份，之所以被作者看成中国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分期，是因为，在这一年，中国政坛的国民党、共产党，这两大政党，在情报、保卫工作方面，都大力进行组织机构变动、方针路线调整、人事选拔培训、工作扩展部署，其变化之大、作用之巨、影响之远，堪称中国情报、保卫史的历史分期。
　　　　先看国民党方面。
　　　　1928年初，国民党在中央组织部中设立专职情报的“党务调查科”，此时，军队系统也有“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1年，“中华民族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的秘密核心组织“力行社”下设“特务处”，从事情报暗杀活动。1932年，党务调查科扩充为“特工总部”，1935年改组为“党务调查处”。1937年4月，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原调查处为一处，仍由徐恩曾任处长；原力行社为二处，仍属戴笠管理。可以看出，初创阶段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机构变动相当频繁。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1938年初国共达成合作，天真的人们以为，主要用于反共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大概要失业了。没想到，蒋介石却于1938年4月，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一个局扩大成为两个局！
　　　　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一处扩大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这个局简称“中统”。
　　　　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扩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任局长由陈立夫兼任，戴笠任副局长。这个局简称“军统”。
　　　　“中统”、“军统”，这两个长期横行华夏人人侧目的特务组织，也是“三八式”呢！
　　　　1938年的时候，共产党也在调整情报、保卫机构。
　　　　上海特科于1935年11月被破坏，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34年1月随军长征，1935年10月改称“西北保卫局”，实际上，“中央特科”和“国家保卫局”都停止运行。仅余的专职机关，中组部四科人员很少，“保安处”编制在陕甘宁边区，都不能履行领导全国工作的职能。国不可以一日无兵，党不可以一日无情报，这种状态岂能长久！
　　　　1937年12月，中共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委员会下设：战区部，部长杜理卿（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1938年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这个“中央保卫部”，也是个“三八式”呢！
　　　　1938年，正是国共合作全民抗日的形成期。两个掌握军队的政党，面临抗战的共同任务，不得不实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并将军队合编；但是，两党的情报、保卫机关，却从来没有放弃相互之间的警惕，而且各自分别扩大编制。所以，这1938年，开创了国共两党情报、保卫机构的健全期。
　　　　“枪杆子”也许还能共同对敌，“刀把子”却要紧紧握在自己手里。
　　　　全民抗战、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导致隐蔽战线重要性的上升。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中社部”
　　　　1939年2月18日，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敌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部长由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第一部（侦察），部长许建国；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以后又有调整。根据中央的决定，各地相继成立了社会部，其中有中共西北局社会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社会部及潘汉年、王超北情报系统等。
　　　　社会部的任务是：“一、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军事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二、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三、收集敌探汉奸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性。四、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五、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作此种工作之干部。”①
　　　　以往，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机构变动大，工作分散，情报与保卫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直没能形成完整统一的系统。现在，中央与地方各级社会部的创建，调整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各机构、各方面、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完成了系统化、统一化、效能化建设。
　　　　这个十分重要而神秘的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1）
　　　　中社部存在之日康生就是部长，一直管了六七年。谈起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不能不谈谈这个康生。
　　　　作者去过康生家一次，那是妈妈带着两个儿子去看望“曹大姐”。爸爸按说当年也是康老部下，不知为何没有同行。可能是六十年代初期吧，记不准日子了，那时康生还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显赫，那次家访也就没有被当作历史性时刻牢牢记住。
　　　　那是一次逛王府井百货大楼，妈妈碰上出门给康生买衣服的曹轶欧，聊天之间发现两家就在楼前楼后，走路不过五分钟，曹轶欧记得对方会画画，就说请来家里教教孙女。
　　　　康生家住景山后街的一处大院，院中几幢洋房，红色铁皮的尖顶坡度很陡，属于北欧样式。会客室房间很高，家具很老，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这家待客用葡萄干。两个男孩还没有逮够葡萄干，妈妈就告辞了，也不知谈了什么。那时候要知道今天写到康生，还不多用些心思？
　　　　出门之后，妈妈教导：“不要光吃葡萄干，看看曹大姐，袖口还有补丁，曹大姐上班在颐和园那边，自己挤公共汽车！”这就让人闹不明白，穿补丁衣服有什么奇怪？从小接哥哥的衣服都有补丁。挤公共汽车不好吗？妈妈每天从地安门到酒仙桥上班要骑车呢。
　　　　那次家访康生，没有留下任何特别的印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妈妈挨斗，才想起——妈妈还认识曹大姐呢！妈妈却说，相识是由于延安审干的时候，曹大姐蹲点把妈妈当做特务关进监狱！
　　　　看来我家不会沾这个曹大姐的光了。
　　　　中央文革接见的时候，红卫兵管江青叫“江阿姨”，江青大为光火，说阿姨是保姆。这就令人诧异，那曹轶欧可是叫“曹大姐”的，论辈分大姐还不如阿姨。可是，还是没有人叫江青“大姐”。党内党外，人们只是叫“邓大姐”、“帅大姐”、“康大姐”。直到九十年代，作者才从一位中央警卫局领导那里打听清楚：大姐不是随便叫的。在中央办公厅，人们只管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女同志叫大姐，1927年以后的都不行！
　　　　“康老”、“曹大姐”，这两个称呼，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尊敬。据说，延安时期能够称“老”的，也就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四位六十以上的老人，可年龄偏小的康生居然也能称“老”！
　　　　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看清这个“康老”的水平。一个中央领导，居然能指着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喊：“我看你的样子就是特务！”赵健民就这样被抓起来了。看相？红卫兵抓叛徒还要调查历史呢！康生的品德也令人鄙夷。总是喊“永远同江青同志站在一起！”临死又向毛泽东揭发江青是叛徒，早干什么去了？到这个时候，连中学生都恨江青了！
　　　　文革结束，康生被开除党籍。人们看到，江青整老干部，大多靠康生提供炮弹。这才知道，康生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整过许多人。
　　　　作者的父母都曾经历延安审干，二老常说：公安保卫工作在刀刃上走路，执行政策不能有一点儿偏差！那么，长期主管情报保卫工作的康生，怎么那么“左”呢？父亲只说了一句：“康生这人是个谜。”
　　　　带着这个谜，作者追问了许多了解康生的人。
　　　　康生出身山东胶县大户人家，读过私塾，上过青岛教会学校礼贤中学，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由邓中夏、瞿秋白等任教，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1925年，康生在上海大学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康生与上海大学同学曹轶欧结婚。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紧急改组特科，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中央组织部秘书长赵容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赵容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赵容接管整个特科工作。这个赵容，就是康生。康生原名张旺，用过张宗可、张裕先、张耘等多个名字。赵容由此成了中共的情报、保卫专才，系统内人称“老板”。不久，赵容调任临时中央组织部部长，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
　　　　赵容还具有傲视国内同行的“国际经验”。1933年7月，赵容与曹轶欧同行，到苏联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正是那个左倾教条的王明。193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刺杀，苏共开始在党内肃清托派。王明、赵容积极参与苏联“肃托”，同时也对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同志下手。赵容熟悉的特科成员萧寿煌被逮捕杀害，1933年中央离开上海后负责特科工作的武胡景，本是赵容的同乡兼同事，也被加以叛徒特务的罪名逮捕杀害。一些不肯加入王明帮派的学员，还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王明和赵容还超越国内的中共中央，直接对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发布指示。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临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在延安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冒着大雪在机场恭迎。
　　　　从苏联归国的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