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读懂博弈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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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
　　“一千两百多。”
　　“这么贵？赶上我半个月工资了呢！”
　　“同学们都有，我也要！”
　　以上是14岁的初二学生小明放学回到家里和妈妈的对话。对此，大多数朋友会指责小明不懂事、爱慕虚荣、喜欢攀比、不体念父母赚钱养家的艰辛。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目前学生穿的校服是学校统一制作的，单从衣服上看，学生无法分出三六九等，不知道谁的父母更有钱、谁在家更受宠。那么比什么？比学习好当然太“老土”，于是比鞋子、比手机、比MP4。大刘的儿子今年上高二，让大刘哭笑不得的是，儿子早上上学走的时候穿的是两只一样的鞋，晚上回到家里一只脚耐克一只脚阿迪达斯——不懂？这是时尚！你要穿个稍微次点的鞋，还没人和你换着穿呢！你说要孩子不要和人攀比？那你无疑是把孩子推到另一个体系——大多数同学之外的体系。这是家长的无奈，也是社会的无奈。
　　这就是囚徒困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写照。同学间的攀比，其结果是对大家都不好；但是别的同学都有了，你也得有，否则你就是同学中的“另类”，你就会遭多数同学的白眼。
　　国家之间军备竞赛的例子与此类似，同样可以用囚徒困境来描述。展开军备竞赛的两国都可以声称有两种选择：增加军备（背叛）、或是达成削减武器协议（合作）。两国都无法肯定对方会遵守协议，因此两国最终会倾向增加军备。似乎自相矛盾的是，虽然增加军备会是两国的“理性”行为，但结果却显得“非理性”（例如会对经济造成都有损坏等）。比如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
　　商业领域，囚徒困境在商业领域也不鲜见，比如价格战、广告战等。让我们看下面一例：
　　2007年夏，中国食品行业普遍刮起了涨价风。6月21日，光明、蒙牛、伊利、三鹿等14家国内外乳品企业聚集南京签署“乳品企业自律南京宣言”。约定取消特价、降价销售等促销方式，这被认为是一种变相的联合涨价。7月26日，统一、康师傅、日清、今麦郎、华龙等方便面生产企业宣布集体涨价，幅度为20％至40％。对于联合涨价，厂商们给出的统一理由是：遏制低价竞争，维护行业长远发展。
　　但是结果怎样呢？
　　不到两个月，在超市的货架上，方便面“涨价联盟”成员之一某品牌的葱爆羊肉方便面就搞起了促销活动——买两包方便面即可获赠一副扑克牌；而有的超市中，某著名品牌方便面则是买五连包送一个酱罐；还有方便面展开了“买五送一”的活动。
　　再看牛奶，“买一箱伊利纯牛奶送3袋250毫升牛奶”、“光明利乐枕原价元，现价18元”、“原价元特浓纯牛奶现仅售元”“蒙牛买一箱送一袋”……乳制品业的知名品牌无一例外，全部参加了促销活动。而且超市的促销广告牌上标明促销活动时间为7月24日至8月10日，是在乳制品业“涨价联盟”形成之后。。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2章　　囚徒困境：傻作精时精亦傻，输为赢处赢还输（4）
为什么这些当初如此高调、如此信誓旦旦的价格联盟是这样的不堪一击？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假设乳制品市场有两个寡头同时面临着降价与不降价的选择，如果双方都不降价，则双方都保持原来的销售利润，增加的赢利为0；如果双方都降价，则各增…50个单位；如果甲厂降价而乙厂不降价，那么甲通过降价扩大了市场份额，赢利增加100个单位，而乙因为坚持不降价而失去了市场，赢利增加…100个单位；反之，如果乙降价而甲不降价，而乙赢利增加100个单位，而甲赢利增加…100个单位。那么从双方最好的结果来看，就是双方都不降价（相当于“囚徒困境”中的两个人都不招）。但如同囚徒困境一样，只有降价才是每个企业的优势策略——如果对方不降价，我最好降价（我不降价得0，降价得100）；如果对方降价，我更得降价（我不降价得…100，降低得…50）。
　　显然，从参与竞争各方最好的结果来看，就是都不降价。而在现实中，几乎所有的公司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价格战的囚徒困境中。
　　囚徒困境中在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例证是学生减负的问题。众所周知，目前我国的“应试教育”备受诟病，但孩子们无一例外地在接受着这种教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试着用“囚徒困境”来分析一下：
　　现实中，学生（或家长）有两个策略可供选择：“减负”与“增负”。选择“减负”策略，学生则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课本以外的东西，这样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选择“增负”，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做大量的习题，以“学透”、“学精”课本规定的东西，此时，学生没有时间学习课本以外的没有规定的内容。“减负”的结果是学生的全面发展；而“增负”的结果是学生获得高的分数。
　　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下，学生（或学生家长）如何选择呢？每个学生这样想：如果其他人采取的是“增负”策略，我采取“减负”策略，我的考试分数不如他人，接受不了好的教育，在未来求职时我也赶不上他人；如果其他人采取的是“减负”策略，我采取的是“增负”策略，我的考试分数会比其他人高，我会上好的学校，在未来的职业竞争中我会处于优势。因此，无论其他人采取的是什么策略，我采取“增负”策略都是最好的。
　　说到底，路只有一条，不管别的学生增负还是减负，你都得选择增负，因为这是你的“优势策略”。这就如同看足球赛，如果前排的人为了看得更远而站起来，后排的人必须也得跟着站起来，如果不站起来你就看不到——而人人都站起来，实际上相当于人人都没站起来来——即便如此，你还是不得不跟着站起来。
　　所以，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学生减负”只能是一句美妙的口号，没有家长会真正让自己的孩子“减负”的。
　　■旅行者困境：聪明反被聪明误
　　有一位因车祸而住院的老大爷，想借此机会敲诈肇事司机，于是就在医院开了许多与车祸创伤无关的营养药品，花了许多不该花的钱。他认为这些钱都应该由肇事司机出。结果交通队查明了事故原因，老大爷承担60％的责任，也就是说，他花的越多，自己承担的也越多。得知这个消息后，老大爷一脸的沮丧：“早知道是这样，我不开这营养药啊，医院的药这么贵！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第2章　　囚徒困境：傻作精时精亦傻，输为赢处赢还输（5）
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每个人对这句话都不陌生。究其出处，原来却是出自宋代大文豪苏轼口中：“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生活中的人们，谁都希望自己聪明，聪明的人希望自己更加聪明，没有人愿意自己是个傻子。聪明不是坏事，但自以为聪明，总认为自己了不起，往往就会做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情来。正如孔子所说：“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阶之中，而莫之知辟也。”意思是说：每个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被驱赶到罗网陷阱中去却不知躲避。
　　武则天时的周兴和来俊臣，二人是著名的酷吏，成千上万的人冤死在他们手下。有一次，周兴被人密告伙同丘神绩谋反。武则天便派来俊臣去审理这宗案件，并且定下期限审出结果。来俊臣深知周兴为人感到很棘手。他苦思冥想，生出一计。一天，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周兴请到自己家里，酒过三巡，来俊臣叹口气说：“兄弟我平日办案，常遇到一些犯人死不认罪，不知老兄有何办法？”周兴一向对刑具很有研究，便很得意地说：“我最近才发明一种新方法，不怕犯人不招。用一个大瓮，四周堆满烧红的炭火，再把犯人放进去。再玩固不化的人，也受不了这个滋味。”来俊臣听了，便吩咐手下人抬来一个大瓮，照着刚才周兴所说的方法，用炭火把大瓮烧得通红。然后站起来，把脸一沉对周兴说：“有人告你谋反，太后命我来审问你，如果你不老老实实供认的话，那我只好请你进这个大瓮了！”周兴听了惊恐失色，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只好俯首认罪。
　　⊙旅行者困境
　　由哈佛大学教授巴罗提出，它通过一个生动的虚拟案例，揭示了如果是人彻底理性、能够算计到十几步甚至几十步的话，那么他推论出的结果，很可能并不符合自己的现实利益。
　　如果周兴自己不给来俊臣出馊主意，自己或许能躲过一劫，但倒霉就倒霉在他太“聪明”了。由此可见，吃亏的人，常常是自认为自己聪明、然后自恃聪明且不知适可而止的人。对于上述论断，哈佛大学教授巴罗在研究囚徒困境时，给出了一个著名的“旅行者困境”模型。　　　　两个旅行者从一个以出产细瓷花瓶著称的地方旅行回来，他们都买了花瓶。提取行李的时候，发现花瓶被摔坏了，于是他们向航空公司索赔。航空公司知道花瓶的价格大概在*十元的价位浮动，但是不知道两位旅客买的时候的确切价格是多少。于是航空公司请两位旅行者在100元以内各自写下自己花瓶的购买价格，如果两人写的一样，航空公司将认为讲的是真话，则如数赔偿；反之则价格写的低者为真话，按写低者的价格赔偿，并奖励其2元，对写高价格者认为是讲假话而罚款2元。
　　这样就开始了一场博弈。本来，为了获得最大赔偿，双方最好的策略就是都写100元，获赔100元。但甲却精明地认为如果写99元而乙会写100元，这将得到101元；可是乙却更聪明，他算计到甲会算计他写99元，而准备写98元；可甲更聪明一个层次，算计到乙会写98元而准备写97元……如此重复博弈下去，两人都“彻底理性”地能看透对方十几步甚至上百步的博弈过程，最后落到每个人都写0元。
　　可能你会想，生活中不会发生如上述例子中的事情，但巴罗教授提出这个案例旨在告诉我们：一方面，人们在为私利考虑的时候不要太“精明”，因为精明不等于高明，太精明往往会坏事；另一方面，它对于理性行为假设的适用性提出了警告。比如我们的古语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当然足够理性，甚至可以说是“真理”，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理性”的话，那么每个人得到的都将是“三分真话”，这无疑会极大地增加人们的交际成本。所以，对于纯粹的“理性”，我们也是要辩证地看待的，否则事情的结果会与初衷大相径庭，非但损人，而且不利己。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2章　　囚徒困境：傻作精时精亦傻，输为赢处赢还输（6）
■“撑死胆儿大的”与“饿死胆儿小的”
　　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主要成就，就是打破“大锅饭”。那么，“大锅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锅饭”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全*动中，口粮由公社、生产队掌管，农民不在自己家里吃“小锅饭”，而要一起到公共食堂吃“用一个大锅煮的饭”。后来，“大锅饭”发展为对分配领域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和概括，它在生产中体现为团队生产。而团队生产最大的麻烦就在于，人们能观察到的只是团队的成果，对于每个人的努力和成果难以观察。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最后所有的人都没有积极性，勤劳的人也就变成了“懒汉”。后来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我们看结果怎样呢——用课本上的话说是“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解放与发展了生产力。”
　　为什么两种制度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可以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来进行探析。在“大锅饭”的机制下，由于对劳动成果的考察落实到团队而非个人，这就发生了以下的情形：假设团队中有100个人，每个人选择“努力工作”都要承担10元钱的成本，同时为团队的预期产出增加20元；而每个人偷懒则无须支付任何成本，也不会增加团队的预期产出。结果我们会发现：如果其他99个人努力工作，而自己偷懒将是最优的选择，因为可以不付出成本就享受到好处。而如果其他人都偷懒，则自己更应该偷懒，因为自己努力工作付出了10元钱成本，但为团队增加的20元收益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属于自己的。这样，偷懒就成了“大锅饭”（团队生产）中每个成员的优势策略。
　　明白了上面所讲的，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公司、企业都要对员工实行岗位责任制、实施绩效考核。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分配的公平，才能以多劳多得的机制来促使能者多劳。否则谁也不愿意让他人来分享自己的劳动所得，其结果必然是陷入囚徒困境。
　　为了弄清楚机制是如何对效率发生作用的，让我们再来看一则《韩非子》中所讲的故事：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愍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以上这则精短的寓言后来演变成了更为精短的成语——滥竽充数。如果把　“大锅饭造就懒汉”中的结论应用到“滥竽充数”的故事中来，我们会发现，每个乐师最合算的选择都是不吹——因为这是他们的最优策略。但结果为什么只有南郭先生一个人在“滥竽充数”呢？因为有惩罚机制在起作用。如果一旦做假被发现，齐宣王一怒之下，十有*会要了这个人的脑袋，所以大多数人不敢冒这个险。
　　那南郭先生为什么敢于做假呢？就在于他发现了“机制”中的漏洞。我们谈论“滥竽充数”这个成语的时候，总是充满了贬义，把南郭先生作为典型的反面教材，其实南郭先生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根本不会吹竽，却敢于到齐宣王那里自荐而且把自己的技艺吹得天花乱坠，因为他很明白这样做固然有风险，但风险不大，他了解在现有的机制下，他的做法是不太容易“穿帮”的。而机制一变——当继承王位的齐愍王喜欢听独奏、南郭先生发现老办法行不通时，他溜之大吉了。在这个博弈中，南郭先生白吃白拿了好几年，到最后也没有任何损失。　。。

第2章　　囚徒困境：傻作精时精亦傻，输为赢处赢还输（7）
这就是老百姓们通常所说的“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南郭先生胆子大，所以他占足了便宜。而现实生活中的成功者，大多是“胆儿大”的、敢空手套白狼的。比如刚刚创业的史玉柱在深圳开发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时，手里只有4000元，却敢向《计算机世界》定下了一个8400元的广告版面，唯一的要求就是先刊广告后付钱。他的期限只有15天，前12天他都分文未进，第13天他收到了3笔汇款，总共是15820元。大多数人都不敢这样做，因为没有人能确保15天之后一定会有进账。但史玉柱做了，并且因此捞到了第一桶金。我们反过来假设一下，假如15天之内没有进账，史玉柱没钱向《计算机世界》支付广告费怎么办？广告已经做了，他没有损失；天也不会就此塌下来——最坏的结果不知道是什么，但一定是在人能承受的范围内的，至少要比南郭先生当初冒的风险要小得多。
　　对此我们也可以试着用“囚徒困境”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