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4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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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手？”
　　　　石越不以为然的神情，与旧党如出一辙的论调，都让唐康一时难以接受——这与石越往常所说的，反差实在太大。但是这些话却不容易反驳。
　　　　“宋辽交兵，大宋输了，后果不堪设想。便是赢了，也不见得有何好处。我们夺了幽蓟故地容易，若辽国就此崩溃，塞北群雄并起，他们互相征战之时还好，百十年间，待到草原统一，出来的必是雄主，到那时，依旧是国无宁日。这哪里比得上一个肯和我们相安无事的辽国？与其于那些蛮夷打交道，倒不如有一个辽国在背面，甚至当他们要评定蛮夷之时，我们还可以帮帮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你不是不知道“唇亡齿寒”这四个字，如何却不想想，辽国虽是我大宋的劲敌，却也是大宋的嘴唇？”
　　　　“况且我还有许多事要做。”石越这时已不纯粹是在和唐康说话，而更似在发泄自己的情绪，“本朝司法制度若论州一级以上，古今第一，无哪朝哪代可以相提并论。然县一级，却是弊政丛生，连汉唐亦不如。朝廷刚刚喘口气来，我与司马君实、王介甫、范尧夫商谈了几年，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用五至十年之功夫，来解决此事——北事一起，一切皆是空谈。待到战事结束，更不知是何等局面”
　　　　事实上，石越想做的事情远远不止于此。他前一天才与范纯仁讨论了再一次改革的御史台，以加强惩治贪鄙的办法；他还和王安石商量了进一步扶持海外诸侯的方案；甚至还满怀信心的相信有办法推动地方士绅对县一级政务的监督与参谋；他还需要国库有更多的钱来扩大××的公共服务——比如扩大各个县医学的规模，保证医学的医官们好歹读过几句《素问》、《难经》
　　　　但一旦开战，这些事要么拖延，甚至就可能永远没机会做了。
　　　　此时的石越，已经淡忘了当年自己也曾如唐康一样，他也曾经是以收复燕云为目标的！
　　　　二十多年来，他游离于新旧两党之间，甚至有了所谓的“石党”，他改变着司马光、王安石们，同时，在不知不觉间，他也受到他们的改变。至少，在战略收缩、专心内政这件事上，他原本只是策略性的妥协，但是现在，他已经是真心诚意的支持。
　　　　对辽国的妥协，在表面上，他与司马光的保守保持距离，但是石越自己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有利于他缓和与反对者之间关系的姿态！而在事实上，如果他坚决反对，以他今日的地位，司马光又如何能独断专行？
　　　　他心里根本就是站在司马光一边的。
　　　　所以他才如此的激动。
　　　　他对唐康发脾气，一是因为唐康这样做的确不太稳重，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知道，唐康的判断是正确的。
　　　　事实，已经不可挽回。
　　　　他暗中支持的战略收缩政策，已经结束了。
　　　　这是一次重大的挫败。石越知道在这件事上，唐康是绝不会理解自己的。他不会被他说服。但是，此时他无暇关心唐康，他想的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现在在想什么？
　　　　张叔夜张叔夜（1065…1127）北宋末将领。字嵇仲，永丰（今江西广丰）人，张耆曾孙。以门荫调兰州录事参军，历知襄城、陈留二县，通判颍州，知舒、海、泰三州。大观中，召对，除库部员外郎、开封少尹，迁右司员外郎。四年，赐进士出身（《嘉靖永丰县志》卷一）。其从弟为御史，尝弹劾蔡京，至京复相，摭细故贬监西安州仓草场。后来又被召为秘书少监，擢中书舍人、给事中。进迁吏部侍郎，为蔡京所忌，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海州，历知宣州、济南府、青州。靖康元年，金军南侵，徙知邓州，兼邓州南道都总管。率兵入援京师，拜签书枢密院事。是年，随徽宗、钦宗入金，至白沟，绝食而死，年六十三。后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文。叔夜喜谈兵论边事，临难无惧色，李纲尝谓“中有所养，临大节而不可夺”（《跋张嵇仲枢密遗稿》）。能诗，有绝句《歧王宫侍儿出家》，周紫芝称极有风味（《竹坡诗话》卷一）。《全宋诗》卷一二八八录其诗二首。《全宋文》卷二九一三收其文十四篇。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八、《史》卷三五三本传。
第三卷　燕云　第二十二章：　君王有意诛骄虏（二之全）
　　　　石越绝没想到，好不容易走出熙宁最后那几年的阴影，眼见着这个国家财政开始充裕，边境安宁，朝野各种政治势力难得的相安无事，甚至有点齐心协力的意思——这二十年来的努力渐渐都有了好的结果，心理上刚刚感觉松了口气，正待大展拳脚，继续做一些以后想做而无法做的事情然而，迎接他的绍圣七年，却是一件接一件的噩耗
　　　　随着唐康带回来的消息，综合职方馆的秘密报告，辽国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现实。就在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时机。
　　　　原本，石越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有萧佑丹在！
　　　　尽管，萧佑丹是一个难以应付的对手，但自从经过上一次辽宋之间的危机后，石越心里就很清楚，只要有萧佑丹在，辽国就不可能真的南侵。
　　　　但是，这个时刻维持着辽祝与他手下那些野心勃勃的将军们的理智，引导着契丹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智者，突然之间就没有了。
　　　　这件事是如此的突然，石越在得知萧佑丹坏事后，还曾经建议司马光与王安石，要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宣传大宋最惧怕的就是萧佑丹，以此来帮萧佑丹一把。但是，他这么也没想到，司马光与王安石还在犹豫，萧佑丹就已经变成了刀下冤魂。
　　　　仿佛是嫌这一盆冷水还不够冷，绍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唐康在廷对时宣传辽国必将南侵的第二天，石越又接到一个噩耗。
　　　　王安石于前一天晚上逝世！
　　　　对石越来说，这件事可以说突然，也可以说不突然。
　　　　以他所“知道”的来说，王安石早就“应该”死了六七年，司马光也是如此。但是，当这两个人在“应该”死的那一年没有死，而一直又活了六七年后，石越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谁说他们就不能和几年前去世的文彦博一样，活上个九十多岁？
　　　　可就在石越开始这样以为之时，王安石却突然死了。
　　　　没有任何征兆，上午，王安石还参预了小东门召见唐康。回府之后，一切如常，按时就寝，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得到王安石的丧报之后，石越有好一阵子不肯相信。范纯仁拉着他一道禀告高太后时，他依然失魂落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他奉旨到了侍中府，亲眼看见王安石的遗体，他才意识到，王安石真的死了。
　　　　即使到现在，时间已经又过了一天，石越仍然很奇怪自己的反应。
　　　　因为他与王安石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相反，两人在很多时候，还是政治上的对手。
　　　　他不知道他为何如常反常。
　　　　是因为他觉得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不应该有这样平凡得到极点的死法？
　　　　不，石越心里知道，这样的死去，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一直奢侈。
　　　　那么，石越能够给自己赵栋栋理由，便只有一个了。
　　　　便如担心萧佑丹死去辽国会失去控制一样，他也直觉的意识到，王安石一死，新党也会失去控制。
　　　　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石越让自己接受了这个解释。
　　　　判太原府吕惠卿，已经在河东路那个“穷乡僻壤”呆了整整八年。王安石曾经希望将他调到一个好点的地方，但被司马光一口拒绝——能够符合吕惠卿的身份，离汴京又够远，还要偏僻穷困，同时还能保证吕惠卿生不了什么事，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太原府——这是石越心知肚明的。如吕惠卿这样的人，丢在边境，他能立军功，赶到南方，他能剿蛮夷，若在江淮，他能把地方治理到你不注意他的政绩都不行的程度。若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到时候顾念旧情的王安石再说说情，司马光和王安石那才是真不好回绝——既然是合作，总不能老顾念旧嫌，但这个旧嫌，却又的的确确是拔不掉的心头刺。
　　　　石越心里清楚，他相信司马光也肯定知道，这八年，吕惠卿把太原治理得井井有条。换了别人，早就美誉如潮，荐章迭上，召到京师重用了——事实上，太原府也已经接连有两任通判考绩卓异升迁了。这是司马光用另一种方法宣传，太原府的政绩，是那两位通判的，建国公只是在太原府养老的。
　　　　可惜的是，吕惠卿自己却未必甘心在太原养老。
　　　　蒲宗孟、曾效宽这些新党名臣一个接一个的去逝，章惇、曾布们又俨然与新党分清了界限，如今朝廷中，被人视为新党，而自己也承认是新党的宰臣，实际只有枢密副使许将一人而已。
　　　　但许将的个人魅力，完全无法与吕惠卿相提并论。而在“和衷共济”的大策下，被调任回本土担任江南路转运使的另一位新党名臣蔡确，因为长期在海外，回国后又没能进入中枢，影响力也非昔日可比
　　　　因此，石越的担心绝非空**来风——如若王安石一死，新党中的一些官员转而支持吕惠卿，那么绍圣以来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新党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在高太后垂帘的情况下，两府六部学士院各寺监的主官中，新党可以说屈指可数，几乎已经完全无法影响朝廷的决策。但石越心里却是清楚实情——这七年来，所谓的“新党”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分崩离析，反而渐趋稳固，隐隐的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了。
　　　　首先是做为对王安石的妥协，这七年中，凡是王安石举荐的人，绝大部分都得到了相应的任命，如今大宋朝，至少有二到三成的知州、知县，是属于新党阵营，或者同情、支持新党的政策的，这个比例在在路一级的官员中，也占到二成左右，而在朝中，侍郎、少卿以下，这个比例至少也有两成。
　　　　而这个所谓的“新党”，还只是指你几乎可以将他们毫无疑问的视为“新党”，而政治上绝对支持王安石的人，但自绍圣以来，有许多人，连石越也分不清他们是不是“新党”。
　　　　从韩维、韩仲彦这样的顾命之臣，到章惇、李清臣、曾布、张商英们，还有地方上如陈元凤这些人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新党”，完全只在于你对“新党”的定义是什么。
　　　　若认为“新党”只是隶属于王安石个人的政治势力，那么这些人都可以从“新党”中排除。但若以一定之政治主张来定义“新党”，那么这些人仍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新党”。甚至如曾布、张商英，石越虽然可以确定他们算是自己这一派，但是若论他们的主张，仍然是新党的。
　　　　石越暗地里分析过绍圣以来，经过改变的新党的政治主张。
　　　　在石越看来，如今的新党，他们的政策主张其实是以“富国强兵”为基础，鼓吹继续变法。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强调由官府直接管理大量经济部门，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以谋求在不增加赋税的同时，让国库丰裕。除此以外，在这方面，他们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目的论，以国库是否丰裕为主要是非标准。除此之外，他们还普遍主张进一步改革役法，坚持推进免疫；要求提高吏的待遇，增加**雇佣，让**承担更多的义务；赞同以激烈手段铲除如宗室、冗官等特权阶层，反对荫官等等。而军事外交上，绍圣新党几乎全部持扩张与强硬政策，甚至他们经济政策之目的，就是训练精兵，对外扩张。但他们的目的色彩太强烈，以至于在这方面并没有清晰的政策，有时候反而自相矛盾——他们既支持现有之兵役制，同时又仍然鼓吹恢复全民皆兵的古制
　　　　从本质上说，绍圣新党与熙宁新党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们明智的摒弃了一些已经证明不成功的东西而已，而这让绍圣新党更加具有吸引力——人们是善忘的，既然熙宁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变法并没有造成真正严重的后果，那么所有的过错，很容易就被遗忘，甚至被巧言辩护。
　　　　如果说凡是持这种政策主张的人，都算是新党，那么石越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将章惇、曾布、张商英们排除在外。也许，连唐康也得算进去。
　　　　石越心里也很清楚新党在这七年间能够形成真正稳固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如熙宁年间一样充斥这政治投机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王安石的让步。一方面，王安石在杭州的五年多时间，重建了他的声誉；另一方面，司马光的全面战略收缩，在国力已经增强的情况下，也并不是那么得人心，朝野之内，对此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与契丹的条约，连事业也让许多人倍感失望。
　　　　旧党如今还能够继续掌控这个国家，主要依靠的，不过是高太后与司马光的个人威信而已。
　　　　绍圣以来，虽然新党实际上分裂成王安石派、吕惠卿派、极端派这三派，但王安石派在这七年来一家独大，使得新党相对稳定。而**的旧党，内部却是矛盾重重，而且其冲突更是公开化。这些君子们，既有范纯仁为首的温和派与刘祗为首的台谏派之争，还夹杂着一些极端的守旧派在其中兴风作乱，同时，还有以地域和师门划分为的洛党与朔党之间的人事矛盾、意气之争搀杂其中总之，其内部关系之复杂，连石越有时也搞不清楚。这七年来，这些君子们因为小事反目成仇，互相指斥对方为小人，恨不能将对方赶到凌牙门去——这样的闹剧，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
　　　　但若司马光也死了，石越几乎敢肯定，不待新党来收拾他们，旧党自己也就会斗个头破血流。
　　　　不过，毕竟大宋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虽然不能为所欲为，但只要有高太后在，旧党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人能够挑战的。
　　　　所以，幸好现在暂时还不要操心旧党的事。
　　　　新党的即将失控，已经够了。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辽国的即将南侵，石越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要求对辽国强硬，甚至要求北伐，几乎可以肯定是没有王安石压制以后，新党将首先发难的目标。这是他们不满已久的事情。
　　　　如果辽军南下——虽然这仍然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口实，新党一定会痛骂这是司马光与他长期对辽绥靖、软弱的结果——反正都到了那种情况，也没什么号在乎的了。
　　　　聊足安慰的是，至少这些新党官员到时候应该都会是主战派。
　　　　可是，石越却丝毫没有办法感到庆幸。
　　　　他脑子里不断浮现的，是王安石写给他的一封遗信。
　　　　可能王安石事先有所预感，也可能只是他这个年纪的人未雨绸缪，总之，王安石预先留了四封书信札子，一封是遗表，一封是给司马光的，一封是给石越，还有一封给家人安排后事的。
　　　　写给石越的这封信，王安石只说了一件事情。
　　　　“惟愿公等努力，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这是王安石在死前，对他的拜托。
　　　　石越只要一想到这句话，脑子里就会冒出熙宁三年的九月，在迩英殿第一次见到王安石的情形，他甚至还记得王安石紫袍上的那块不显眼的油渍
　　　　他也还能清楚的记得七年前，当他请王安石去杭州时，王安石对他说的话——“火坑我是不拍的！”
　　　　他脑海里，这两幅画面，不断交替浮现。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休说这也是石越自己的理想，便算只是王安石自己的，石越也断不能辜负。
　　　　此时此刻，石越才深深的觉得，失去王安石，对于他，对于大宋，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