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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第3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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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潘照临不由得紧紧皱起了眉头。他当然不是在同情那些叛兵和叛兵家属，而是又想起了这次兵变的真正主谋——雍王赵颢。石得一、石从荣等人，被视为“主谋”，已经在事变当晚伏法；那些可能只是盲从，或者被胁从的皇城司兵吏，亦被四处搜捕。但如何处置雍王，却变城了一件非常微妙的事。
除了雍王在当晚行为不检，擅出王府外，参加叛乱的头领，大多在事变中被诛杀，几个侥幸逃脱的头领，亦在被捕后被韩忠彦擅自处死了。搜查这些人的宅第，都是韩忠彦主持，事后汇报，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叛乱与雍王有关！
而与此同时，咸宜坊雍王府的“安全”，亦换成了高太后的亲卫班直之一御龙骨朵直负责，为了防止雍王自杀，两府甚至还特意派了几个高太后亲信的内侍，昼夜不离的陪着赵颢…
这种种迹象表明，朝中存在着强大的势力，想要保全雍王的性命。
个中原因潘照临都懒得去想，他随随便便就可以举出三五十个来，为皇家的体面也罢，为了朝廷的面子也罢，为了高太后也罢…。总之，雍王虽然被禁锢，但明正典刑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否会赐赵颢自尽，亦不可知，韩忠彦私下里对石越说过，雍王纵然有过，然使高太后杀子、赵熙杀叔，亦非忠臣所为。
而韩忠彦的这种主张，亦不能说没有道理。
更何况，朝中人人都知雍王是高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如今高太后垂帘，即使是明白内情的重臣，也不免各有算计。韩忠彦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他先父又是两朝策立功臣韩琦，才敢不避嫌讳。饶是如此，韩忠彦这几日的举动，已是令得满朝文武刮目相看，连潘照临与石越都感到惊叹。
但旁人更不可能没有顾忌。
想要置赵颢于死地，将来高太后那里肯定不会怎么待见；但若只顾着讨了高太后的欢心，甚至哪怕纯粹只是一片忠心，若无韩忠彦那等家世、功勋，向皇后于小皇帝现时固然不敢违逆高太后，难道高太后就会长命百岁？待到小皇帝长大亲政，难保不会秋后算帐。他现时忍得越久，将来报复起来就会越狠！
潘照临不由得又在心里面算计起来：赵顼虽死，但两府当中还是有忠于他的宰执。侍中王安石、兵相孙固，二人皆受赵顼知遇之恩，年纪也大了，名位已高，再无所求，亦不惧得罪高太后，故对于赵颢叛乱之事，心怀耿耿，绝不肯善罢甘休。只不过二人并无证据，不能就此发难而已。而除韩忠彦外，范纯仁、御史中丞刘挚，却都有意保全赵颢的性命。
其余诸人，司马光虽态度不明，但潘照临却认定他亦不想对赵颢赶尽杀绝。不过他是首相，按例要任山陵使，诏令在大殓成服前就会颁布，在这段时间内，他是不会轻易对政事发表意见的。
而吏部尚书王硅虽然平叛无功，却因为进宫时被石得一禁锢，受了惊吓，竟然就此一病不起。赵顼选定的六位托孤之臣，眼见着他刚刚升遐，便要少了一位。王硅一生行事，本来就无甚主见，此时更不会强出头。
至于韩维、苏辙、李清臣三人，韩维在理智上偏向于饶过赵颢；但他毕竟是赵顼潜邸之臣，对赵颢之愤恨，可想而知；苏辙心里纵然有想法，但此事既无关他利害，又无情感之牵绊，他回京未久，地位未固，此时惟石越马首是瞻，亦不奇怪；而李清臣虽是后进，然受赵顼之知遇恩，不在韩、孙之下，只是在两府宰执之中，他的地位最不巩固——他虽然支持新法，却与王安石等新党人物并无故旧，而是由赵顼一手提拔，赵顼一死，他在朝中立即便孤立无援，而偏偏他在太府寺时，还有不好的记录，此时不知有多少人对他的位置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势下，以李清臣的性格，定会加倍谨慎，远避是非。
因此，在此事上，石越的态度实在至关重要。
石越贵为右相，又是托孤之臣，在朝中原就威信素著，此番平叛，又立大功，他一言一行，都已是举足轻重。更何况此番王、马意见竟然出现分歧！
虽然，在这些事上面，连潘照临也弄不清石越的态度究竟如何……但潘照临却觉得，自己有义务替石越事先谋划好一切。
但是，当潘照临带着想好的方案回到石府之时，石越却正在病榻上接见桑充国与吴从龙、曹友闻。
这吴从龙原亦是陈良旧识，最精于礼制典章之学，早就投入石越门下。但他自入仕以来，因吏材平庸，又受石越牵累，竟徘徊州县十余年，一直难以升迁。直到石越重掌权柄，陈良在石越那里帮他说话，这才终于让石越想起还有他这么个人，将他调任鸿胪寺主薄。他三日前方抵京履新，正好避开了国丧。
潘照临亦不知道这三人如何竟会凑到一块，但石越八日晚上在福宁殿指挥平叛，左臂受伤，九日又忙了一天，没心思去管这伤情，不料到了九日晚上，竟突然晕倒在回府的路上。宫里派了太医前来诊治，特许石越休养一日，便这一日之闲，石越却又会见起桑充国等“闲人”来。潘照临又见陈良与侍剑不加阻止，反在一旁作陪，心里更加不悦，撇了撇嘴巴，走到石越榻边，亦不说话，自己挑了张椅子坐了下来。
众人见他进来，除石越外，连忙都起身行礼。石越却没留意潘照临的脸色不对，只是微微额首，便又转头对桑充国等人说道：“潘先生亦是自己人，不必拘礼。长卿，你继续说南北之论，亦让潘先生评点评点…”
桑充国点点头，又向潘照临以目示意，道：“我刚刚听曹员外说起两浙人才之盛，便想起前些天几个福建学生的南北之论……此事却要从本朝进士第说起，因今年是省试之年，学院里，有好事之人，贴了一张大表出来，上面列举了自太祖皇帝以来，各路中状元的人数，便由此事，引起了口舌之争……。”
“状元？”吴从龙忍不住插道：“大行皇帝在位期间，共有六位文状元，许安世是治平四年的状元，未经殿试，在下记得那年是君实相公知贡举，除此之外，只有时彦是开封人，其余当皆是南人，自仁宗以来，福建之士多魁天下，也难怪他们得意…”
他说到此处，不料却见桑充国摇了摇头，不由诧道：“难不成在下记错了？”
“子云记得不错。”桑充国注目吴从龙，又到：“不过国朝建国以来，状元却还是北人居多的。非但是状元，进士及第的人数，两府宰臣人数，乃至有幸进国史馆立传诸贤，北人皆遥遥领先。而本朝名臣名将，更多为北人。国朝以来，北人对南人素有成见，此亦是众所周知，贤如范文正公，虽身为南人，却终身以北人自居；欧阳文忠公亦是南人，却一直想在颖州安家，而对桑梓却颇有微词…。而南人尤其不善战斗，国朝禁军将士，亦多为北人。”
“确是如此。”吴从龙点点头，道：“我记得庆历时扩充禁军，有些虎翼军禁兵是南中人，怯懦柔弱，自云不知战斗，见贼恐死。如今虎翼军整编后，虽多在南人中选填，然军中习俗流传，至今不用南中人。”
“还有这等事？”石越还是第一次听说。
“千真万确。”陈良也忍不住说道，“如今的虎翼军虽与过去的虎翼并无多大干系，但不用南中人这一要，却是虎翼军不成文的规矩。”
桑充国又道：“那几个福建学生，原是西湖学院的。便因了这些南北偏见，竟被人嘲讽。不料亦由此，却引出一段高论来。”
潘照临撇撇嘴，讥道：“历来南北之争，往往北人骂南人狡诈怯懦，南人便骂北人不足于智。还能有甚高论？”
桑充国移目潘照临，温声道：“潘先生所言，正是一般的情形。若说南北之争，实称得上是本朝一大事件，小到百姓之观感，大到庙堂定策，这南北之争，皆贯穿其间。便是君实相公于吕莆相公之不和，难道便全由政见么？因此，我才以为，那几个学生之论，颇有中的之处。”
“那我真要好好听听了！”潘照临不屑之意溢于言表。
桑充国亦不生气，只望着潘照临，道：“我听说潘先生亦精通河洛之学，大至观星望气，小至测字相人。无所不精。敢问先生，可曾听说过地气南移一说？”
潘照临“哼”了一声，根本不屑于回答。
在座之人，只有侍剑对此知之甚少，因饶有兴趣的问道：“什么叫地气南移？”
“这地气南移乃是精通易理之人推算出来的。”陈良解释到，“天地之气，原在西北，故我华夏发源于西北，汉唐皆以都西北而强盛，然天道循环，这天地间的灵气，历数千年，逐渐南移，故历来皆有人说，东南有王气，而南方人物，亦渐渐兴盛。”
“子柔先生说得不错。”桑充国接道，“我汉人实是周人之后，兴于西北，数千年来，西北地灵人杰，冠于天下，华夏诞于斯，兴于斯，然自汉晋以来，便不断有人以为，地气已渐渐向东南移转。那几个学生便以为，此说未必全是怪力乱神之说，‘地气’固非儒者之语，不足采信，然南方渐渐兴盛，北方陷于停滞，却亦是不争之事实。而这开天辟地以来之大转变，便发生在本朝。只不过，他们却是将此归功于教育之盛……”
“便以本朝而论，建国之初，状元、进士、名臣将相，多出于北方，然至仁宗以后，则南方人物之盛，便已渐可与北方比肩，到大行皇帝之时，已有超越之势。而南方人才最盛处，莫过于闵、蜀、楚、吴越…”
“这四地当中，福建印书业天下第一，福建书虽然纸质不佳，常有讹误之处，易受学者批评，然天下每年印书最多的便是福建，熙宁以来，忭京、杭州印书业之发展，令人膛目，却终夺不了福建书销量天下第一的名头。这其中原因，绝非仅仅是闵书便宜而已。闵人多爱读书，自欧阳詹、徐宴以来，闵中讲学之风大盛，五代之时，中原忙于征战，而闵中之士却都在延寿万卷书楼忙着借书读，潘先生，子柔先生皆是游历天下，见闻广博者，当知我所言非虚——如今福建即使普通的农夫，耕作之时，也有许多人在背书的；熙宁年间，朝廷在福建按户等差点乡兵，结果因为闵中户户读书，所点的乡兵，竟大多是举子！此事在座诸位都是知道的。这样的盛况，如今天下，恐怕也只有在福建才见得着。”
“正因有了这一百多年的积累，太平兴国以后，福建人中进士者数以百计，公卿将相辈出，熙宁之时，朝中名臣将相，多有闵人，而先帝在位时六个文状元，便有三个是福建人…”
潘照临郑重其事的点点头，道：“不错，还有一个‘福建子’。”
桑充国知他脾气，却不去理他讥刺，又继续说道：“我是不懂这地气之说的，阴阳易理，河图洛书，我也一窍不通。但本朝自真宗以后，闵中之士忽然大爆发，而且人才辈出，有越来越盛之迹象，归功于五代以来一两百年间的教育积累，当有几分道理。要令一路一州之民富足，数十年，甚至十数年便可以成功；然要让一路一州文明昌盛，亦的确非有数百年之积累不可。”
石越看了桑充国一眼，他心里已隐隐猜到桑充国的用意，但仍然忍不住赞到：“长卿所言极是。”
桑充国又道：“福建印书第一，民间藏书最盛，读书之人又如此之多，用不着知道地气南移，亦可知福建人才在本朝为何兴盛。而蜀中虽然人才辈出，在南方可谓一枝独秀，然终比不过本朝蜀中人才之盛。福建号称‘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公卿相望’，而蜀中本朝教育之盛，则稍逊于福建。我还记得幼时在家乡，每到晚上，经常是家家燃灯，诵读之声，琅琅相闻。只不过蜀中各府州差异较大，如成都府、眉州等地，市井杳吏，亦能写文章，连伶人亦多通经吏。在眉州，知州甚至要规劝百姓不要只顾着读书忘了耕种；但在有些州县，却有人连书算亦不懂。这亦是蜀不如闵的原因。”
“然蜀中教育最大的特点，亦是他路所不如者，则是蜀中女子多知书。正因女子多知书，才去督促子女勤读书。蜀中人才之盛，原因可能便在于此。”桑充国本书蜀人，说起自己的家乡来，自然亦颇觉骄傲。
石越听得亦不由得连连点头，心里却又忍不住想到：当时蜀士长于文章而短于吏材，是不是也与此有关呢？
桑充国见石越认可，更加振奋，“故此我亦十分赞成令女子读书，不说其它，试想想，这天下的母亲若能识文断字，岂有不会读书的儿子？”
“此言有理。”这时连陈良也忍不住赞同起来。
“至于江西与两浙，这两地书院、藏书之盛，更不用多说。江南西路之民，秀而能文。在别的地方，能写文章，已经很让人羡慕；但在江西，若只能写文章，却不足挂齿。本朝文宗，若非蜀中出了个苏子瞻，休说东南，便是整个天下加起来，亦及不过江西人。江西人才之盛，亦是由其书院之盛所致。江西路官办之州学、县学，私立之书院、学院。星罗棋布，不可胜数，而且早在熙宁以前，便已具规模……”
陈良听到这里，忍不住插到：“这只怕和江西的民风也有关系…”他想起此事，嘴角亦不由得流露出一丝笑意来。
石越听他话中有未尽之意，不由问道：“此话怎讲？”
“我知道子柔先生所指何意。”桑充国不由笑出声来，他望着一脸疑惑的石越，忙解释到：“我听一些江西的学生提过，江西这地方，民风好讼。但有一点点纠纷，便非得上衙门打官司解决不可。当地许多百姓，随时带着纸笔，遇到纠纷，马上便会把证据记录下来。而且在江西，熟知律令的人最多，故本朝以在江西做官最难——别处百姓读书，是为了科举考功名，江西百姓读书，有许多是为了学律令好打官司。世传在江西卖得最好的书，不是《十三经》，不是《论语》，而是《邓思贤》这本教法律讲诉讼的书。江西的村学当中，便用这本书教学生。”
江南西路的讼学、业嘴社，天下闻名，石越也听说过，但他却还是第一次听说江西路的百姓，竟然如此有法律意识，他这时才恍然大悟：“难怪这么多人疑心王安石的学术政治，偏于法家。”不过这话，自然是不能宣诸于口的。
桑充国却不知石越居然联想到他岳父那去了，又问陈良道：“子柔先生可是想说此事？”
陈良点点头，笑道：“我去过江西，那些新科进士，若是差到江西做官，无不叫苦不迭。说到刑统律令，不要说业嘴社专门给人打官司的珥笔之人，便是普通百姓，这些进士也说不过他们。往往有在公堂上被百姓辩得哑口无言甚至恼羞成怒者。”
桑充国笑了笑，道：“这其实无足为怪。各路当中，最爱打官司的，便是闵、蜀、楚、吴越这四地的百姓，不过江西风气尤盛。这只怕亦不是偶然。大抵来说，凡一地教育盛，则人才盛，而本朝素以‘法治’而著称，百姓识文断字，自然关心律令。便是先前所说福建路，还不是家藏法律？北方之儒者，以为这不利于风俗淳厚，非盛世之事，然此事我以为还是小苏参政说得对，这几地诉讼虽多，总好过有些地方的百姓去持械械斗。况且要百姓守法，先须令百姓知法，此事亦不得因噎废食。如江西那样，到底是特例。”
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又道：“其实最能证明教育之功的，还是两浙路的情形。吴越之地，本来素有文明底蕴，然建国之初，吴越虽繁华，但教育并不算兴盛，杭州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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