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3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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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好气又是好笑，“那内侍拿得玉佩，却又犯胆小，这事才犯了。朕叫他们来责问，他们反振振有辞，道这玉佩既然太后赐了，便是他们的。他们明买明卖，只是和百姓公平做买卖，想凑钱造一艘大船，既不曾费公帑、又不曾苛剥百姓，不算有错……”
　　　　石越低着头听着，心里却不觉得赵佣赵俟有何不妥，只觉得这两个孩子颇有过人之处，但他却也知道，这种事情在当时却实在是骇人听闻，倘若传出去，还不知道要闹多大的风波。一时之间，石越竟是口拙辞穷，不知道说什么好。
　　　　果然，便听赵顼又说道：“这事情若是传扬出去，又要朝野惊骇了。他桑充国难辞其咎倒也罢，朕却怕有人借机大做文章。”
　　　　石越听到心中一凛，不由悄悄抬头望了赵顼一眼，却见赵顼脸色阴沉沉的，虽然意有所指。
　　　　“太后也和朕说了，桑长卿太迂腐了，他是魏晋名士，皇子的师傅，还是要选老成的儒者。朕也知桑长卿并非奸佞小人，不过有点不通世务，不识大体。他是当朝名士，做过白水潭的山长，倘若以罪去位，却不太好看……”
　　　　石越这时候却听得明白，皇帝口里要听听他的主意，其实却是早就拿定主意了。桑充国这几个月的资善堂直讲的日子，已经到头了。
　　　　他连忙说道：“陛下既以臣又为右仆射，又将以王介甫为平章军国重事，于情于理，桑充国都应当引嫌避位的，他虽是书生气，但这点道理，他却是懂的。臣以为桑充国两三日之内，必有辞呈奏达。”
　　　　赵顼赞许地点点头，又笑道：“司马君实说得不错，桑充国与程颐都是书呆子，不让桑充国当官，那才是保全他。依朕说，给太子选师傅，其实也是要以书呆子为主的，不过要的是程颐这样的书呆子。等六哥大了点，再选几个出身低微，在州县做官官声好有真吏材的；几个世家子弟德才兼备的，那时教他世务也不迟。”
　　　　但石越却不太以为然，也不肯应腔。赵顼也不以为忤，反取笑道：“子明也是个不会教孩子的。你那宝贝女儿，朕听说也是无法无天的。”
　　　　石越本来还在担心，这次桑充国被迫辞职，皇帝虽然不想把事情闹大，刻意低调处理；但是程颐的弟子门人弹劾桑充国的事情，却一定会传出来，纵然桑充国大度，但这件事情，却只怕没有这么容易善后。这时忽然听皇帝拿他的女儿开玩笑，石越顿时也不去想这些事了，因笑道：“臣教女无方，实在惭愧。不过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君必有其臣’，臣与陛下为君臣，臣女与淑寿公主亦为君臣，这事只怕却怪不得臣的……”
　　　　赵顼哈哈大笑，伸指着石越，笑道：“石子明，石子明……”
　　　　*
　　　　石越再次出宫，已近子时，东华门外的大街之上，虽然一片一片地飘着鹅色大的雪片，却依然是灯火通明，街边酒楼中，杯筹交错之声，莺歌燕舞之调，隐隐约约，不断飘进马车之中。汴京依然是一个繁华得有点儿糜烂的忘忧城。
　　　　“……净拂床砧夜捣衣。马上少年今健否？过瓜时见雁南归……”
　　　　便当石越的马车拐进潘楼街时，在一片欢声笑语，追打逐闹之声中，便听一阵悲泣之声传来，与周围的环境显得如此格格不入。这歌声中的悲哀，让石越都不由生出恻隐之心，他连忙敲了敲车壁，道：“去问问，是何人在唱这曲子？”
　　　　马车顿时停了下来，侍剑坐在车门前听见，早笑着回道：“相公不知道，这是在唱戏呢。”
　　　　“唱戏？”石越不觉讶然。
　　　　侍剑笑道：“这是今年最有名的一出戏，叫《战灵州》，这是最开始的几场戏，讲的是一对新婚夫妇才结婚几天，丈夫便被征发为役夫，运送军粮前往灵州。前面还有离别之时，夫妇抱头痛哭。这曲子唱的却是丈夫走后，少妇思念征人的……”
　　　　石越不觉默然，当初伐夏，为了保证军队补给，强征差役的事，也的确是有的。要知道虽然宋廷许诺发给役夫报酬，但那背井离乡，远赴荒漠，又是吉凶莫辨的战场，要说老百姓会踊跃支持，只能是做梦。当年那些运送补给的役夫，也有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死在异地他乡——禁军战死，还可以在忠烈祠立牌祭祀，将骨灰送还故乡——但是这些役夫死去，却往往只是就地掩埋，若有同乡能捎个口信带回家乡，便已经是幸运了。有些人的家属也许还能收到抚恤金，有些人则直接被遗忘了。
　　　　这件事在熙宁十四年，曾经让石越非常愧疚。但随着他被闲置，时间推移，连石越自己也早已渐渐淡忘了。
　　　　“这出戏是贺鬼头编的。据说几年前，他去过陕西替《汴京新闻》采风，亲眼看到一对夫妇生离死别，因此填下许多词来。今年他又将这些词串起来，编了这出《战灵州》，在汴京唱了几十场，场场都是满座大哭……”侍剑却看不见石越的表情，依然不停地向石越介绍着。
　　　　“唔。”石越尴尬地应了声，问道：“最后这对夫妇怎么样？”
　　　　侍剑正要回答，忽然“噫”了一声，低声道：“相公你看？”
　　　　石越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连忙掀开车帘，顺着侍剑的手指望去，便见在街边的一家小店铺里，背对着大街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正在独自喝着闷酒。
　　　　“范尧夫？！”石越惊讶地张开嘴，半晌没有合拢。过了好一会，石越才问道：“他没带从人？”
　　　　“属下方才已留意查探，左近象是并无随从。”回答的却是护卫朱连。
　　　　石越更觉奇怪。朱连是当年狄咏亲自从西军中给他挑选的亲兵，是几个护卫中眼色最好的，跟了他这么多年，从未出过差错，他既说没有随从，那多半便不会有了。但范纯仁堂堂刑部尚书，即使是微服私访，也须带几个从人；何况他还是个方正君子，持身谨严，又怎会半夜三更，一个跑到这里来喝闷酒？
　　　　石越越想越觉奇怪，终于掀起车帘，跳下车来，快步朝范纯仁走去，一直到了范纯仁身后数步，石越这才立定，揖道：“范公。”
　　　　范纯仁闻声，回过头来，见是石越，亦不由有点讶异，“子明？”
　　　　石越这时才看得清楚，只见范纯仁一身黑色的布袍，虽洗得干干净净，却是又粗又旧，头裹着儒巾，倒真象个穷学究。他面前的桌子上，也只摆着一壶酒，一盘炒青豆。再看他脸色，平素的沉稳中，却隐约带着点憔悴。
　　　　“范公好雅兴。”石越笑着走到范纯仁对面坐了，店家早见着来了贵人，这时候慌忙迎上前来伺候。石越吩咐着店家加了一副碗筷，抓起范纯仁面前的酒壶，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面笑道：“今日且先叨扰范公，改日再回请。”说着便先饮了一杯。这时侍剑早吩咐了店家，各样点心小菜早一样接一样送上来，石越其实也是饿久了，也不管范纯仁，竟是反客为主，自顾自地狼吞虎咽起来，只直吃得半饱，才肯停下箸来。
　　　　范纯仁原本满腹心事，这时看了石越半晌，不由羡叹道：“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子明立朝堂如老儒，居市井则似赤子稚童，这些事原是别人学不来的……”
　　　　石越喝了口酒，笑道：“有什么学得来学不来的，我实是饿了。君前不得失礼，倘若是旁人面前，我也不敢这么放肆，范公总不至于因为我吃饭无状而弹劾我罢？食色性也，饿了要吃饭，圣人也不责怪的。”
　　　　范纯仁亦不觉莞尔，笑道：“圣人还说割不正不食，食不言……”
　　　　“我又不是圣人，圣人说的事，怎么能全部做到？”石越笑道，“别的不论，我吃饭时，却是一定要说话的。”
　　　　“子明真是真名士。”范纯仁抿了口酒，叹道：“只有象我这样的腐儒，才只懂得循规蹈矩，害人害己，尤不自知。”
　　　　“范公这话却要从何说起？”石越诧道。
　　　　范纯仁默默摇头，又喝了一口酒，却没有回答。
　　　　世上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可与人言曾无二三——在范纯仁的心中，石越并非那可以交心的二三人之一。
　　　　石越笑了笑，又道：“范公，以宰执之尊，孤身一人，到这种路边小店饮酒，这可不是腐儒能做得出来的。”
　　　　范纯仁自嘲地一笑，“我不过附庸风雅罢了。这个地方，其实也不适合我，我坐在这里，其实是浑身不自在。”
　　　　石越默默注视范纯仁，过了好一会，才微微叹了口气，说道：“其实我一直有些话，想和范公当面说道说道。”范纯仁讶然抬眼，看了石越一眼，却听石越又说道：“范公还记得文正公主持庆历新政之事么？”
　　　　范纯仁立时警觉地看了石越一眼，他以为石越想借庆历新政游说他，不料，石越接下来说的，却大出他意料之外，“事情过了几十年，范公可曾想过庆历新政为何会失败？庆历新政的十条法令，到今日看来，也是切中时弊的；而昭陵虽然不及今上坚毅，却也算是一个仁君；其时政府有令尊、韩、富，台谏有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本朝数一数二的人物？为何政府台谏皆得其人，而庆历新政不过推行一年时间，便会失败？”
　　　　“小人诬以朋党，正人亦难久居其位……”
　　　　“范公亦曾熟读史书，为何每每只要小人进谗，君子便不是敌手呢？为何君子往往只能看着小人进谗言，将君子们一个一个驱逐出朝堂，甚至迫害至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人将国家社稷引至亡国，而无能为力呢？”石越咄咄逼人地问道。
　　　　“大丈夫做事，只能求无愧于心……”
　　　　“好一个无愧于心！”石越讥道，“与其说是为了无愧于心，莫如说是为了逃避责任罢？！”
　　　　范纯仁一时默然。
　　　　“范公可知道当官是一门什么学问么？”石越直视着范纯仁，道：“当官乃是一门与烂泥巴打交道的学问。你当了官，便如同掉进烂泥潭中，你既要提防着自己也变成烂泥巴，却也不能想着让自己离那些烂泥巴远远的。到了这烂泥潭中，岂还能想着干干净净？可你们这些君子，却成天只想着让自己干干净净！”
　　　　范纯仁的脸腾地红了，霍然抬头，怒视着石越。他几乎要按捺不住自己，想要直斥石越的荒谬，但却又感到有点不屑，只站起身来，便待转身离去。他甚至觉得不屑与石越坐在一起。
　　　　但便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范纯仁忽然想起他为什么会来这里喝闷酒，他忽然想起司马康的死——他是知道的，如果当初他不要犹豫，采纳石越的计策，也许司马康便不会死！他的心中，一直郁积着那份难以排解的愧疚……
　　　　“可你们这些君子，却成天只想着让自己干干净净！”石越的话真的一点道理也没有么？
　　　　终于，范纯仁缓缓转过身来。
第九章　国须柱石扶丕构（三）
　　　　次日。
　　　　石越一大早起来，便发现外面已经积了一层很厚的雪绒。石蕤跟着阿旺过来请过安，便飞也似地跑去玩雪了；梓儿也是忙里忙外，又要叮嘱下人准备送给山东石起家过年的礼物，查对送给在京各家亲朋戚友过冬的日常用品；又要与侍剑一道预备着收租结账等等琐碎事务，也没空搭理石越。石越一个人看了会报纸，便叫了马车，往尚书省去参加例行的两府聚议——这是一个在文彦博与吕惠卿掌两府期间被破坏掉的惯例。当年吕权重，文资深，两人若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合到一起聚议。但自从皇帝带病前往内东门小殿之后，石越与司马光、韩维之间的关系，实在称得上是熙宁朝的历任宰相中最好的了，兼之如今宋廷面临的事情，也非得两府加强协调不可，因此两府聚议制度，自然而然便又恢复了。
　　　　这天却也没什么新的消息，这已经让石越松了口气。现在整个局势，其实便如一团乱麻，石越最害怕的，便是乱上加乱。
　　　　熙宁十七年的两桩大案，陈世儒案皇帝早已赦免多数受牵连的官员，又换了个主审官，案情很快清晰，除陈世儒夫妇处死外，牵涉的官员大多恢复清白，少数几个嫌疑难以洗脱的，找了个小过失，各贬一秩了事；只有苏颂与吕公著比较倒霉——苏颂枉法的罪名几乎落实，本来马上要进政事堂了，因此一事，竟被贬往陕西路会州做知州；吕公著虽然是被冤枉，半路失踪也是因为高太后有意保护，但却也因此落人话柄，皇帝不仅对高太后更生嫌隙，便是对吕公著也难以容忍了。虽然赵顼要顾着高太后的脸面，司马光极力保荐，吕公著自己也屡番上表自辩，但皇帝一面好言安慰，一面却打发他去洛阳，当了个判河南府事。
　　　　而永顺钱庄案也难以追究下去。永顺钱庄的掌柜沈七在狱中服毒自尽，方泽一人揽下了所有的罪名，这案子证据不足，是否还要深究下去，便是旧党内部，也已经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对吕惠卿恨之入骨，一心想要穷追猛打；但却也有人开始感到厌倦，他们担心这个案子转变成新旧两党的互相报复，希望朝廷在这节骨眼上不要被这些事情吸引太多的精力，因而主张见好就收。而皇帝也有意息事宁人，他更关心的是国库里的钱，因为太府寺卿薛向一病不起，而新任的太府寺少卿张商英又未到任，赵顼便令翰林学士李清臣暂时代理太府寺卿，催着要把从左藏库中流失的交钞收缴回来。而永顺钱庄案也真正让蔡京暂露头脚，司马光对立下大功的蔡京赏识有加，推荐他为户部度支郎中，没几天，蔡京便找了一堆诸如户部事务繁剧、自己于司法程序需要避嫌之类冠冕堂皇的借口，将这案子彻底丢给了马默与李舜举，高高兴兴去户部高就了。
　　　　石越很难判断司马光究竟是不是在“拉拢”蔡京，不过他倒也并不担心这些，尽管现在蔡京两面都献着殷勤，但要说蔡京会冒然投靠旧党，却也为时过早。石越向皇帝推荐苏辙接任司马光的户部尚书一职，已经得到司马光的首肯，这个职位显然要比蔡京重要得多；不过，做为回报，石越也默契地接受了不到五十五岁的旧党名臣刘挚担任权御史中丞——这个刘挚是仁宗时赫赫有名的“河朔三令”之一，性格峭直，既通经术，又有吏材，因韩琦推荐入馆阁，熙宁初年得到王安石器重，先提拔为中书检正官，一个月后，又荐为监察御史里行，不料任命刚下，刘挚便高兴地吩咐家人收拾行礼，然后便大肆攻击新法，还当面对赵顼说：“我是河北人，不认得王安石。”其后虽然被贬，但皇帝却很维护他，在各路州做了近十年的地方官，终于还是召回汴京，由礼部郎中到宗正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国子监祭酒，升官速度也快得吓人——这也是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人选，刘挚是所谓“旧党”中的一种典型，虽然被新党视为“旧党”，但他本人崖岸高峻，却是个连旧党君子们也不怎么愿意亲近的人物，在朝廷没什么过于亲密的朋友，可能是因为同样厌恶自己的子侄通过父荫得官，倒是刘家的子侄辈与章惇家的子侄辈关系极好。所以，与其认为他是“旧党”，倒不如说他是所谓“孤臣”更为恰当。
　　　　不过，这对于旧党，却也算是迟来的胜利。而对石越来说，他染指御史台的机会并不大，这个时候更没有太多的心思去纠缠于权力分配的斗争。在石越看来，他面前有无数的麻烦，西南夷是个麻烦，伏虞县是个麻烦，益州是个麻烦、交钞是个麻烦，什么陈世儒案、永顺钱庄案、御史中丞、户部尚书……这些都不过是一个一个的麻烦。有些麻烦牵一发而全身，互相纠缠在一起，那是大麻烦；而有些麻烦只要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