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2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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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馊檬�越去结怨，而自己来收恩的。
　　　　除此之外，石越还有意外收获。以种杼、姚凤的死，他总算暂时性的彻底解除了皇帝对自己的猜忌——任何一个想成为权奸的人，都是绝不会做石越这种“傻事”的。除非他想有计划的铲除整个种、姚二家。显然皇帝不认为石越有这个计划，更不相信这样疯狂的计划有可能成功。
　　　　在皇帝以外，石越的处分也得到了文彦博与孙固的支持。
　　　　皇帝的态度发生微妙的转变，又得到一位枢密使、一位同知枢密院事的赞许，惟一有反对力量的吕惠卿的政治策略又似乎不是想要坚决阻止石越为帅，于是，朝廷中几乎已经没什么反对以石越为帅的声音了。
　　　　在熙宁十三年四月来临的时候，赵顼终于决定，采纳高太后的建议。
　　　　四月初一，在距离赵顼三十二岁生日还有九天的时候，一道《招谕夏国勅榜》，由汴京城出发的使者，快马传谕四方。
　　　　“眷兹西夏，保有旧封，爰自近世以来，尤谨奉藩之职，恐奸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因，迨移问其端倪，辄自隳于信约，暴驱兵众，直犯塞防，在神理之莫容，固人情之共愤。方切拯民之念，宜兴问罪之师，已遣将臣，诸道并进。其先在夏国主左右、并嵬名诸部族、同心之人，并许军前拔身自归，及其余首领，能相率效顺，共诛国雠，随功大小，爵禄赏赐，各倍常科，许依旧土地住坐，子孙世世，常享安乐。其或违拒天兵，九族并诛无赦。盖天道助顺，必致万灵之归；王师有征，更无千里之敌。咨尔士庶，久罹困残，其肩向化之心，咸适更生之路。敢稽朕命，后悔何追！”
　　　　同一日，赵顼下诏，以端明殿学士、陕西路安抚使石越兼西讨行营都总管，以内侍李宪为副都总管，以内侍刘惟简为监军都虞侯，以范纯仁、向传范并为西讨行营都发运使，分督粮草与军械。陕西路戒严。
　　　　内侍领兵与监军，招致了以孙固为首的一部分朝臣最激烈的反对，但是既便一个血气方刚的给事中因此为此事而辞职，赵顼在这一点上也没有纳谏的打算。而枢密使文彦博则似乎默认了这次任命。虽然在传统的士大夫看来，所有的内侍都是不信任的，每个宦官都带着原罪，但是若以务实的态度出发，相对而言，李宪与刘惟简，在内侍中总算是次坏的选择。
　　　　事实上，每一个行营都将有内侍的存在。上千年的传统，不是成立了卫尉寺后，就可以完全改变的。任何改变都是需要时间的。
　　　　四月十日。同天节，赵顼着戎装，与诸国使节一同检阅拱圣军。
　　　　当日，骁骑军、铁林军秘密向陕西出发。在它们之后，宣武军第一军与第二军，以及在同天节上被检阅的拱圣军，也将陆续进入陕西。
　　　　历史的时钟，被石越拨快了一年半的时间。
　　　　战争，一触即发。
　　　　这是一场注定将要决定宋朝国运的战争。
　　　　这亦是宋朝为了彻变改变自己的国运，进行的第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
第十六节
　　　　“如果只能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宋这个国家的话，那一定是‘不可思议’这个词。东方大陆上的这个国家，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盛最富裕的国家。既便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亦不曾有它那么多的人民，既便是伟大的君士坦丁堡，也只能堪比汴京的一半繁荣。它有一百万的常备陆军，还有上千艘可以进行数千海哩远航的战船。他们的陆军装备着精良的铠甲，射程让人叹为观止的弩弓，还有神秘莫测的火药武器。他们训练有素，待遇优良，一个最普通的士兵的收入，都可以在这个生活昂贵的国家养活一个四口之家。这些能征善战的士兵们，喜欢在身上刺着刺青，或许是奇怪的汉字，或许是凶猛的野兽，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勇武。他们的战船仿佛拥有魔法，在漂泊不定的大海上，依靠一个小小的磁针，就永远都可以准确的找到自己的方向。他们也同样装备有可以远程攻击的火器。我曾经亲眼目睹一场追逐海盗的海战，宋国的战船，仅仅依靠远程打击，便击沉了凶悍的海盗船。
　　　　为了不让读者产生误会，认为这个国家仅仅只是马尔斯的四马战车，我要特别指出，这一切，在他们所创造的璀璨的文明面前，都将显得黯然失色。对于宋国的伟大文明，我会在其后的卷章里，用极大的篇幅来介绍。本卷要讲叙的，仅限于我所亲眼目睹的几场战争。
　　　　……
　　　　1080年的宋历5月7日，一个消息传到宋国西北部边境的延州，在它西面的环庆集团军，联合宋国西部最强大的属国‘夏国’的一个忠于夏王的军阀，在数日之前，开始了对夏国叛党的战争。按着宋人的奇特习俗，这种代表正义的战争被称为‘讨’，所以这场战争后来也被人们称为‘熙宁西讨’。西讨军的元帅石越，命令以延州为中心的延绥集团军在东线向忠于叛党的梁永能将军统率的‘平夏军’发起进攻。
　　　　5月7日那天，是一个阴沉沉的夏日，延州的大街小巷随着石元帅的命令而活跃起来。街上到处都是穿着红色军服的禁军士兵。在此之前，为了保证粮食的供应，陕西路已经下达禁止用粮食用酿酒的命令，而据传帝国各个地方政府，都缩紧了以粮食酿酒的许可证颁放，酒馆供应的酒，大都是从帝国南方一个叫‘湖广四路’的地方由商贩运来的甘蔗酒——以罗马人的感觉而言，或者甘蔗酒更加美妙。可惜的是，每个酒馆都有固定的配额，因为长途的运输，加上供不应求，导致价格昂贵，每盎司的价格几乎是汴京同样酒价的两倍，甚至三倍，并且还被勒令不得卖给军士。值得庆幸的是，我住宿的客栈掌柜，因为预料到战争的即将到来，而通过贿赂购买到许可证，事先储藏了整整一地窖的烧酒。尽管他的酒价也比战前提高了一倍，但是依然远远要比外地运来的甘蔗酒便宜。因此，客栈中便聚集了大量的客人，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地来的商旅——虽然陕西颁布了戒严令，道路上到处都是关卡检查行人，但这一切都比不过‘熙宁通宝’的诱惑力。来自帝国各地的客人们在客栈的饭厅中，谈论着有关这场战争的一切。
　　　　根据5月7日那天的传闻，帝国在这场战争中，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三十万，加上后勤补给人员，达到一百万这个不可思议的数字！这个数字也许并不准确，在伟大的罗马帝国，既便在戴克里先皇帝的时期，常规军的数量也不过四十三万多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历史上有在一次战役中动用三十万规模军队的记录。而根据商贾们的传说，帝国的藩属国夏国，既便在军事上屡次受到挫折，又有一个重要军阀投向帝国，但叛军能战斗的军队，也不少于三十万，更有人相信是五十万。但根据我在整个战争中，以后战后的观察，叛军的数量很可能是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但这个数量，也远远超过汉尼拔的军队。对于宋帝国而言，更为困难的是，叛军是在自己的据点作战，他们是本地的土著，可以依托渺无人烟的沙漠，还拥有着高度机动力的骑兵——既使他们的步兵，往往也拥有坐骑。相比叛军而言，帝国虽然也有强大的骑兵，但是占总体数量绝大多数的是步兵。他们有着漫长的，需要跨越崇山峻岭与沙漠的补给线，却没有足够的牲畜来进行运输。大部分时候，帝国只能依靠征集大量的人力，推着一种一个轮子的小车，将物资运往前线。我在延州的时间，见得最多的，便是这种独轮车。它集中体现了宋帝国出色的后勤补给系统的精华部分。
　　　　当天，当我与我的一个同伴——他有着高贵的血统，他的祖先曾经是宋帝国的前身周帝国的皇帝，直至现在，他的一部分堂兄弟，依然被帝国皇室尊为‘国宾’——私下里谈论时，我们都相信，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是帝国如何有效地将军粮、军衣与箭矢送到前线。要知道，宋国与夏国的边境地区，是连绵不尽崎岖难行的山路，而当走完这些山路后，很快又会面临着无边无际的沙漠。历史上任何一位罗马皇帝，都不曾遇到过如此困难的地形。
　　　　这是一场前途未卜的战争。
　　　　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大部分宋朝的商人，对胜利都充满信心。不过他们这种信心往往是建立在东方神秘主义的信仰之上的。与其说他们是相信帝国与帝国的军队，还不如说他们是相信石元帅。在这个受到印度佛教影响的国度，大部分的宋人相信，石元帅极可能是天上的某个星宿转世，以率领他们来取得胜利的。以泰西地区的人看来，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信仰。
　　　　然而，战争开始的阶段，似乎证实了人们的这种神秘主义信仰。十天后，从前线传来消息，延绥行营的前锋部队，轻易的攻克了夏国的一座重要城池。素有威名的‘平夏兵’只进行了微不足道的抵抗，便败退了……“
　　　　——《阿卡尔多东方见闻录》卷三？西湖书社印行
　　　　银州城原西夏知州府，现在已成为云翼军第一营的中军大营。第一营都指挥使吴安国正皱眉盯着一幅标满密密麻麻记号的地图。
　　　　“大人！”副都指挥使康时杰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军头了，与吴安国这个因为战功卓著，又得到小隐君的赏识而青云直上的军中新贵也有数年袍泽之谊，可以说非常了解。他看到吴安国的目光所凝注的方向，便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了。“种帅的命令，是叫我们守好银州城，等待全军集结。”
　　　　“某知道。”吴充国淡淡的回了一句，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地图上的石州、横山、夏州三城。“康兄，你来看，银州西面，有石州城和横山城，还有长城，长城后面便是夏州。银州以北，是弥陀洞。我们打银州为何能轻易得手？是因绥德之战后我军攻占米脂要寨，已占形胜，梁永能知道他是断然守不住城垣卑小的银州城的，故此他撤走了银州城的丁壮，搬走了全部的粮食与军器，在所有的井里投了毒，只留下一些老弱残兵和妇孺守城。所以我们营一到，这城几乎便是不战而下。这根本不是我们打下来的，而是梁永能让给我们的。”
　　　　站在下首的一名营书记颇有几分难堪，以区区一个营不足两千人的马军，本来只是担任“前哨”而不是“前锋”的任务，便攻下了银州如此“名城”，这样的战绩，营书记当然有理由加以“润饰”一二的。毕竟，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除不了仁多澣的韦州外，宋军占领的第一座西夏城池。
　　　　“确是如此。”康时杰早就暗中庆幸过自己的好运气了。
　　　　“但是他们撤得也极匆忙。”吴安国冷冷地说道，“可见梁永能虽然知道朝廷必兴义师，却没料到此次朝廷兴兵数十万，竟然速度如此之快。”
　　　　康时杰听到这句对大宋朝廷过去的作风颇有不敬的话，只得讷讷。但的确，以往的朝廷，休说出动数十万禁军，便是在陕西调个十来万军队，也定要拖拖拉拉，等到西夏人做好准备后，这边厢却还没有停当。
　　　　吴安国抿着嘴，凝视地图半晌，忽然，猛地一拳砸向弥陀洞所在的位置，将康时杰与营中幕僚吓了一跳。却见吴安国侧过头望着康时杰，嘴角露出一丝冷酷的笑容。“梁永能不敢守银州，他敢守弥陀洞？！”
　　　　“可是弥陀洞靠近河东路边界……”一个行军参军壮着胆子说道。
　　　　吴安国偏过头看了他一眼，问道：“河东军前锋是何人？”
　　　　“是致果校尉折可适。”
　　　　“是他呀。”吴安国将犀利的目光从那个参军身上移回到地图上，“打下个银州城，却没有半点收成，一座空城有甚好夸耀的！只好到弥陀洞去找找梁永能的晦气。河东军远道而来，必定鞍马疲惫，打下弥陀洞，正好顺便给友军找个地方休整！”
　　　　康时杰摇摇头，苦笑着压低声音说道：“一个监军使与一个监军都虞侯还在城中哩。”
　　　　吴安国不屑地一笑，冷冷问道：“康兄还记得本部的任务么？”
　　　　“本营为全军前哨，专责搜索大军前方八十里至一百五十里以内之地界，将一切与军情有关之内容回报中军。”
　　　　“这便是了。”吴安国悠悠说道：“某不过是率军去刺探弥陀洞的敌情罢了。康兄，你留两指挥人马，领着那两个指挥的厢军继续在城中打井，审问俘虏，防着那些夏狗作乱——这里是平夏党项的老巢，李家起家的根本，几百年经营，可不比横山。某带三个指挥出去打点猎，去去就来。”
　　　　银州城内。
　　　　“夏大人，这上面写着何字？”延绥行营监军使辛梁还是首次来陕西边境办差，踩在银州城的断垣残瓦上，他的心情显得非常愉悦，指着捡到一块刻着西夏文字的铜牌，向延绥行营监军都虞侯夏时良问道。
　　　　监军都虞侯夏大人对这位监军使辛大人的怨恨与讨厌，甚至较之绥德行营总管“小隐君”种古还要深——不，这种表达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对于因为战功卓著而提升为行营总管的种古来说，无论是卫尉寺系统的监军都虞侯监军，还是皇帝亲自指派的内侍监军，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总之，肯定有一个人监军就是了。宋军统帅石越早就有言在先，各行营的监军使与监军都虞侯可以与闻军机、参议军事，若有异议可以到帅司甚至是皇上那里打官司，但临阵决断之权在行营总管。能够摊上这么一位明事理、又有担当的主帅，对于种古这样的将领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所以，对于目前表现尚还可以容忍的监军使大人，小隐君是没什么怨恨的，最多有一种对阉人与生俱来的讨厌罢了。但是，夏时良却有充分的理由去怨恨辛梁——原本他才是延绥行营军法系统的老大！他才是延绥五万两千多精锐禁军的最高军法官，可以与小隐君分庭抗礼的人物！但当辛梁到来之后，一切都发生戏剧性的改变。一个阉竖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他反倒成为了这个内侍的跟班，要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白痴，耐着性子解释一些烦人的常识性问题。
　　　　“若是章大人还在卫尉寺，必会据理力争……”夏时良无意义的想道，一面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解释道：“此乃‘敕燃马焚’四个字。”夏时良根本不用看，就知道那铜牌是什么东西，上面应当有什么字。
　　　　“敕燃马焚？”辛梁惊讶的重复了一遍，举着铜牌翻来覆去的看了半天，笑道：“此是何意？”
　　　　“便是‘敕令驿马昼夜急驰’之意，此牌乃是夏国传递诏令、军情之符牌。”夏时良耐着性子解释，心里暗暗骂了一声“白痴”。
　　　　辛梁仿佛完全不知道夏时良的不快，亦并不为自己的不知为耻，恍然大悟的说道：“原来如此！夏大人果然是博学多闻。”
　　　　“不敢。末将不过是在边关多呆了一阵。”夏时良终归没有忍住，带着讥讽的回道。但说一出口，便一阵后悔——这些内侍可不是好惹的，他们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但辛梁却似没有注意，依然充满好奇心的观察着银州城，耐心地询问着一切不懂的事情。夏时良依旧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一一回答着他的问题。二人浑然没有注意到，一支约千人的骑兵，已经离城而去了。
　　　　弥陀洞与银州是西夏神勇军两座最主要的城池，但讽刺的是，在石越所来的那个时空，这两座城池在后世都从地图上消失了。赫赫有名的银州故城的遗迹没有人知道究竟在何处，有人更是将银州与米脂混为一谈；而弥陀洞的战略位置后来迅速被仅仅在它北方几十里，此时尚默默无名的榆林取代，也消失在地图上。事实上，这两座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