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1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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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中御”的传统这种情况下，给皇帝一个懂得军事决策的参谋机构。如果“将从中御”不可以避免，那么枢密会议的决策，总比皇帝闭门造车想出来的决策，要好得多。但是平心而论，石越也能理解皇帝为什么喜欢指手划脚，石越就是用了极大的意志力，才克制住自己想对高遵裕指手划脚的欲望，这中间，还有李丁文不断的提醒。否则，石越很难想象自己会那么毫无保留的信任高遵裕。
　　　　事情有时候就是如此，你不信任他，但你却必须信任他。如果你选择了信任，你可能会付出代价；但是如果选择不信任，你有更大的可能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选择的。
　　　　特别是需要自己去选择的时候。
　　　　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不稳定的因子控制在自己手中，却常常忘记，这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但也不可以高兴得太早。”李丁文即刻冷静下来，向二人泼了盆冷水，“梁乙埋既然亲自统兵，就会调集更多的兵马，向平夏城发动猛攻。高遵裕与种谊是不是坚持得下来，还很难说。战场上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总之是件喜事！”石越早已习惯于李丁文的乌鸦嘴，这丝毫不会影响他的愉悦。
　　　　“既然梁乙埋已经离开讲宗岭，那么讲宗城那边，是不是可以准备动手了？”丰稷心里，实则比石越更高兴。如果平夏城能克捷，那这个胜利，在军事上可以与王韶开拓熙河、种谔复绥州相提并论，甚至更有过之。如果在讲宗岭再来大胜一场，那就意味着大宋的军事力量，在西线取得全线胜利！丰稷敏锐的注意到，双方的战略态势正在发生微妙的改变。这正是大宋有识有为之士，所孜孜以求的。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胜利来完成。
　　　　“暂时不必慌忙。”石越笑道，这时候他才记得把茶碗放回桌上，“再给西夏行文，用辞更严厉一些，指责他们修筑讲宗城是对大宋的挑衅。”
　　　　“我们在筑平夏城，却说人家修讲宗城是挑衅”丰稷充满恶意的想道，“还真是不讲理啊！”
　　　　但是石越似乎没打算和西夏人讲理，“同时，让环庆诸州加强防御，收缩对西夏的渗透活动，要给西夏人造成一种印象，我们的精力正放在平夏城，无暇在此再起战端，不过是在讲宗岭问题虚辞恫吓，要显得色厉内荏。”
　　　　“是。”丰稷答应下来，似乎是在调整情绪，沉默了一会，方用凝重的语气说道：“还有一个坏消息。职方馆陕西房的密报，熙宁六年癸丑科的武状元文焕，很可能降敌了。”
　　　　“文焕降敌？！”
　　　　“不错。据说李清将文焕带回了兴庆府。陕西房已经向枢院报告此事，并且已请示枢府要不要刺杀文焕，以惩戒来者。”丰稷的脸色非常难看，毕竟武状元降敌，实在是让大宋大丢颜面的事情。在平夏城战局僵持，饱受压力的情况下，出现这种事情，来自政事堂的压力只怕会进一步升级。丰稷在心里，已将文焕这个“逆臣”骂了不知多少遍。
　　　　不料石越却是一脸愕然，问道：“为何要刺杀文焕？！”
　　　　“文焕一家，世代食朝廷俸禄，文焕本人，是皇上钦点武状元，无论是文家还是文焕本人，皆深受国恩，事至危难，不能以死报国，已是可耻。居然还投降西贼，岂非死有余辜？下官以为，当着陕西房立诛文焕，以惩戒天下的叛臣逆党，使人人知忠勇之士，死后能入忠烈祠，受国家祭祀，享万世芳名；而不忠之徒，纵一时求生，亦会死无葬身之地，身败名裂！”丰稷一脸激愤，侃侃而谈。
　　　　“不对！”石越听到一向儒雅理智的丰稷，口出极端之言，不由有点目瞪口呆，但是他不能不大摇其头，反驳道：“纵然文焕投降西夏，也并非是他的过错。更不可因此处他死刑！”
　　　　这次不仅仅是丰稷，连李丁文、侍剑都惊住了，“怎么可能不是他的过错？难道身为人臣，可以投降敌国么？”若非石越是丰稷的上司，兼之又是丰稷素所崇拜的人物，丰稷早已要破口大骂。
　　　　“当然不是他的过错！”石越细心解释道：“我读过战报，文焕是力战而竭，方才被俘。他已经为朝廷，为国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被俘不是他的过错。他不投降，是他对国家的忠贞；但是即便是他投降，只要没有出卖我大宋的机密，危害到大宋的安全，他也不算对不起大宋。文焕不过一指挥使，掌握机密不可能太多，所以构不成什么威胁。对于曾经为大宋奋勇战斗的人，我们不可以随意处死。”
　　　　“不对！”丰稷显然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不由高声争辩起来，“忠臣死于王事！文焕不能死节，已是不忠。投降敌国，便是附逆，附逆就是逆臣，人人得而诛之！石帅熟于经典，人称明达，岂可有此妇人之仁？大丈夫岂能无操守气节？我丰稷虽然不材，若异地而处，有死而已！”
　　　　“并非只有死节的人才是忠臣。”石越无可奈何的望着丰稷，他能理解丰稷的思想，但是在他心中，却的确认为，即便文焕投降，文焕也无可指摘。但是他很快知道，连李丁文与侍剑，也是站在丰稷一边的。从二人的眼神中，分明可以感觉出他们都认为自己为文焕辩护，根本是莫名其妙。
　　　　石越的这种思想，与中国的传统道德，是背道而驰的。
　　　　“若不能死节，怎么可以称为忠臣义士？忠臣义士，未必会为国家朝廷牺牲生命，但是那只是没有遇到时机罢了！如果必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忠臣义士，又岂会退缩？下官不敏，却以为所谓忠臣者，文死谏、武战死！六字而已。”丰稷满脸通红，声音高亢，显是心情十分激动。“若文焕只是一寻常士卒，我尚能勉强接受他们被俘甚至降敌，但这也已经是使宗族蒙羞之事。不过朝廷当有仁爱之心，不必苛求。但文焕却是食君禄、受国恩者，如今苟且偷生，投降敌国，若不除之，日后大宋朝志士，皆要羞提‘武状元’三字！”
　　　　石越不料丰稷越说越是上纲上线，似乎文焕不死，天理不容，而李丁文与侍剑神色之间，都有赞赏之意，不由大感头疼。
　　　　明智的办法，是不必再为文焕辩护，这样的话，就不必要与一种强大的价值观念斗争，如果自己附和一下，甚至会加深人们对自己的好感。普通百姓会看个热闹，感叹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士大夫阶层也一定有人会欣赏自己的爱憎分明。
　　　　但是这样做，是使一条生命陷入绝境。
　　　　而且这个人，是自己认识的，欣赏的年轻人。
　　　　从陕西房提出诛杀文焕的建议开始，大宋惟一能救文焕的，也许就只有石越一个人了。
　　　　除了石越，没有人会同情他。
　　　　他会身败名裂，会被石越一手主导创建的职方馆追杀至死。
　　　　但是这个人，却是曾经为了这个国家奋勇力战的战士！
　　　　石越沉默了，一时之间，他不知道要如何去选择
　　　　为文焕辩护，有很大的可能，只是徒劳，反而可能会招致整个社会的反感。而石越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立场去为文焕辩护
　　　　但是任其自然么？
　　　　于心何安？！
　　　　石越并不是一个可以做到为了政治利益而漠视他人生命的人。
　　　　这一刻，石越忘记了自己的形象，他就坐在椅子上，低头托腮，皱眉沉思起来。丰稷与李丁文、侍剑面面相觑，三人只见石越的手指有节奏的不断敲打着桌面，咚、咚、咚
　　　　但是，这一次，即便三人心中对石越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尊重，但是他们若扪心自问，却也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
　　　　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投降敌国之人，自然就是叛臣！
　　　　这些，在三人心中，是不证自明的。
　　　　所以，他们甚至不知道石越为什么要为文焕辩护
　　　　汴京城。
　　　　“咚！”一只制作精美的太原铜制茶具被摔到了地上，崇政殿旁的一座偏殿内，赵顼的脸色紫青，双眼几乎要冒火，诚惶诚恐站在大殿中的，是枢密使文彦博、都承旨曾孝宽、卫尉寺卿章惇，还有一个被特旨召来的职方馆知事司马梦求。所有人都低下了头颅，生怕皇帝把自己当成出气筒。
　　　　“朕钦点的武状元，居然投降西夏！大宋朝第一个降敌的武状元！”赵顼咆哮如雷，紫金龙袍无风抖动，“诸卿，诸卿说说，要朕以后用何面目去主持武举？”
　　　　殿内一片死寂般的沉默。
　　　　“这还不算，石越的奏章！他鬼迷心窍不成？！居然敢说文焕无罪！”赵顼抓起一本奏折，一把摔到地上，恶狠狠地说道：“降敌无罪，何为有罪？！”
　　　　“陛下息怒。”司马梦求虽然品秩卑微，但此时却不得不壮着胆子说话。
　　　　赵顼霍然停了下来，凝视司马梦求，良久，伸出手来，指着司马梦求，厉声道：“卿若为朕提来文焕人头，朕便可息怒！”
　　　　“陛下！”司马梦求跪倒在地，朗声说道：“臣敢不为陛下分忧？！但臣有下情禀报，请陛下容臣说完。”
　　　　赵顼逼视司马梦求，停了一会，方缓缓说道：“卿有何事？”
　　　　“臣尝读《太史公书》，读至《李陵传》，每每都折腕而叹息。若当时汉武帝不族李陵全家，焉知李陵不能为汉朝立下不世之奇功？”
　　　　“卿欲效司马迁为李陵说情之事？！”赵顼怒声道，这话语之中，已带威胁。
　　　　“臣不敢！”司马梦求再拜叩首，泣声道：“臣只是为陛下忧惧！”
　　　　“朕有何忧？朕有何惧！”
　　　　司马梦求抬起头，大胆迎视赵顼，朗声道：“万一陕西房的报告有误，文焕并非降夏，或者文焕降夏，另有隐情，而陛下错杀忠臣，有朝一日，真相大白，陛下宁不悔乎？！”
　　　　“陕西房是卿之属下，是否有误，卿反而不知？”
　　　　“陛下明鉴，细作不能保证他所有的报告都是准确的。文焕世受国恩，陛下钦点为武进士及第第一名，臣以为此事，不可不谨慎查证。陕西房知事此时正筹画大事，同知事经验不足，若有误判，累及陛下知人之明，臣等死不足惜，却连累陛下，受后世之笑。此事关系甚大，臣不敢不言于陛下！”
　　　　“若是如此，卿速令陕西房去查明！若文焕果有苦衷，朕岂不能容他？然若他贪生畏死，辜负国恩，降于敌国。职方馆不能诛之，朕亦当向秉常索回文焕，明正典刑！”赵顼恨恨说道，“石越尤为不识大体，若是降敌，岂可谓之无罪？着令石越罚俸一年，以为惩戒。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如此妄言？”
　　　　“陛下圣明！”章惇待皇帝话音一落，立时沉声应道，又说道：“司马梦求虽然言之成理，然而除恶不可太慢，慢则祸大而不易除之。臣以为当立下期限，从速查明此事。卫尉寺也可以判罪定刑，昭示天下，使叛逆者知惧。”
　　　　司马梦求忙欠身说道：“陛下，兹事重大，兼之陕西房事务日繁，臣敢请旨，许臣暂离汴京，去一趟兴庆府。若文焕果真降敌，臣当立诛之；若文焕果有苦衷，亦请陛下许其报效国家。”
　　　　“准奏！”
　　　　“谢陛下！”
　　　　司马梦求此时已是迫不得己，职方馆事务之烦，一日重过一日，本来他也无暇离京，但是这件事情，要真想查明文焕是不是别有隐衷，又岂是旁人可以查清的？文焕如若是假意降敌，若非司马梦求亲至，他又岂会信任旁人？
　　　　当然，本来区区一个文焕，哪怕他是武状元，司马梦求也没多放在心上，大宋的八品武官多的是，哪值得他来一一操心。但是此事不知道为何，石越却非常不明智的插了进来，虽然石越的观点，司马梦求无法苟同，但是事已至此，在司马梦求看来，如果能证明文焕不是真心降敌，那么石越至少还可以消除此事的负面影响，甚至得到一个“知人之明”的美誉，并且在大宋朝的武官心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易地而处，司马梦求却是知道，大部分武官，是并不想战死的，那些慷慨死节者，有一部分固然是为了道德理想而心甘情愿就死，但另一部分，却是被道德所逼。相比起投降、被俘要受到的污辱与歧视，甚至累及到家族的声誉，自然还不如战死的好。毕竟，在当时来说，大部分人都很重视自己的家族。这次文焕被传降敌，事情尚未得到证实，整个文家都已经抬不起头来，许多的亲朋戚友，以前以有一个武状元的亲友而骄傲，现在却是羞于提起。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社会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深入人心，石越却公开上奏章表示质疑，请求朝廷宽容对待那些力战被俘后降敌的将士，却是触犯了整个社会的忌讳。这件事若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也许是平常之事，但是这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大谈气节、大讲华夷之防的时代，也是一个统一国家建国一百年以后的时代，一个深受国恩的武状元，向夷狄投降，大宋朝只怕难以宽容地对待他！
　　　　而且司马梦求也是从心底里认为：这样的人，只是贪生怕死的败类而已！
　　　　司马梦求跟随石越几年，素知石越行事，一向谨慎而目光长远，这时候忽然知道石越为文焕辩护，立时就想到石越必然另有极深的政治意味，虽然自己并不认同石越的这一观点，但是自己与石越，不仅有知遇之恩，更是休戚与共，石越亦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寄托者，所以，他也只有站在石越一边的立场，来替石越灭火。
　　　　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料到，石越只不过是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已。
　　　　因为石越认为，政治虽然主要看成败，但是政治也需要讲是非的。哪怕某些坚持在政治上会显得幼稚，但是也必须坚持。
　　　　癸丑科武状元文焕降夏的流言早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了汴京，而石越的奏章虽然没有明发邸报，但是因为这是一份普通的奏章，并没有刻意保密，竟然也不知怎么便流传了出来。
　　　　顿时，初入夏季的汴京城，一片哗然。
　　　　这份奏章似乎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武状元文焕降夏的谣言，而《皇宋新义报》刊登了对陕西安抚使石越罚俸一年的处分，又从侧面证实了这份奏章的真实性
　　　　引起争议的，不是文焕的投降——尽管这件事情未经证实，各大报纸的编撰们本着谨慎的态度，没有进行正面的攻击，但是字里行间，已是显露出极度的轻蔑与谴责。这一点上，除了《海事商报》尚未得到消息，尚无反应外，《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的态度，都是出奇的一致。真正有争议的，是石越的奏章！
　　　　整个汴京城，上至禁中政事堂，中至士绅学子，下至酒楼街头，都在议论石越这篇惊世骇俗的奏折——后世称为《论宣节副尉文焕无罪札子》。
　　　　没有人想到石越会为区区一个宣节副尉辩护，更没有人石越会提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主张——“若力战而竭，被俘亦可谓之英勇；苟无所害于社稷，困于穷途，不得已降敌，亦不必视为叛臣！此辈虽少节义，然已无负于国家。”
　　　　难以接受！
　　　　这是整个汴京的第一反应。
　　　　但是上这篇奏折的，却是石越！几乎已取代王安石，被称为“孔孟之后第一贤人”的石越。是学贯古今又能推陈出新，言人不能言，道人所不及道的石越；是在大宋士林中举足轻重的石越！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无法不重视他的观点。
　　　　这就是石越在熙宁十年，在大宋思想界真正的地位。
　　　　“子明这是什么意思！”桑府后园中，桑充国望着眼前扔得乱七八糟的报纸，百思不得其解。王倩挺着大肚子，由几个婢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