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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谍影-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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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是传给了头儿的私人助理。同时向他报告我们的处理结果或建议。”
“谁送文件来的？”
“你说什么？”利玛斯好像有些失态。
“谁把文件送给你阅读的？肯定是授权名单上的某个人送给你的。”
利玛斯不由自主地用手摸脸，显得紧张不安。
“是啊，那是肯定的。你知道，费德勒。我这段时期以来酒喝得多了一点。”他说话的口气软了许多，“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啊……”
“我再问你一遍。好好想想，是谁送那份文件给你的？”
利玛斯坐在桌边，摇了摇头。
“我不记得了。以后可能会想起来，现在我确实想不起来。你逼我也没用。”
“不太可能是头儿的秘书吧？你说过，你总是把文件还给头儿的私人助理。也就是说，所有授权的人当中，头儿是最后一个去看的。”
“是的，我想是那样的。”
“还有一个人就是特别登记处的布里姆小姐。”
“她是对文件登记注册的人，不用的文件也都由她保管。”
12 东边（8）
“那就是说，”费德勒冷静地说，“肯定就是四处的人送文件给你的了，对不对？”
“对的，我想是的。”利玛斯无助地说，像是在费德勒面前甘拜下风。
“四处的办公室在几楼？”
“二楼。”
“资金调配部呢？”
“在四楼。在特别登记处旁边。”
“你记得那份文件是哪个人送给你的吗？或者你记得是不是曾经下楼去取过那份文件？”
利玛斯绝望地摇了摇头。突然，他转向费德勒叫道：
“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是从彼得那里拿来的。”利玛斯好像突然清醒，激动得脸都红了，“就是这样。我去彼得的房间拿过文件，我们还聊了一会儿挪威的事情。你知道，我们都在挪威工作过。”
“是彼得·吉勒姆吗？”
“是的，我把他忘记了。那时候他刚从安卡拉回来没几个月，授权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有的，肯定有的。名单上写的是‘四处’，后面的括号里写着他的姓名缩写。他的名字是后加的，有人把原来的名字用白纸片覆盖后，写上了彼得的姓名缩写。
“吉勒姆分管哪个地区？”
“就这里，东德地区。他手下有几个人，主要从事收集经济情报等非一线工作。他是条汉子。我记得他也给我送过一次文件。他那时候并不负责间谍活动，至于插手这件事的原因，我不清楚。他和其他几个人主要是研究食品短缺之类的问题，只是作情报评估。”
“你们没有谈论过那个人？”
“没有，那是我们的禁忌，不可以谈论。特别登记处那个叫布里姆的女人还特别啰唆了一阵：不许谈论，不许提问。
“考虑到对‘滚石’这件事情的保密工作如此严密，有没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吉勒姆的研究工作中部分地涉及‘滚石’间谍活动？”
“我对彼得斯都说了。”利玛斯拍着桌子，几乎是吼叫着说，“任何针对东德的间谍活动没有我不知道的，不可能瞒着柏林站的。如果真有那种事，我不会不知道，你明白吗？这个问题我要对你们说多少次才算完啊？我肯定会知道的。”
“你说得对。”费德勒客气地说，“你当然会知道。”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
“你要是秋天来的话，”他看着窗外说，“景色会更美，那时候是毛榉树叶变色的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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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蛛丝马迹（1）
费德勒喜欢发问。他以前做过律师，提问成为他的一种乐趣，是发掘真相能力的体现。他坚信一点，在记者和律师那样的职业中，工作精髓就是不屈不挠地发问。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出去散步，沿着石子路走到山谷，再顺着一条较宽的山路走进树林。路很崎岖，还横着倒伏的原木。费德勒不断地在试探，从不透露半点信息给利玛斯。问他剑桥圆场的建筑设施和工作人员情况。询问工作人员属于什么社会阶层，住在伦敦哪个地区，他们的配偶是不是在一个单位工作。还问到工资、休假、品行和食堂情况，以及他们的私生活、他们之间的闲话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他问了很多有关工作人员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而那些是利玛斯最难回答的问题。
“你说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信什么主义，就是些普通的人。”
“那你们信仰基督吗？”
“基督徒也不多吧，起码我知道的不多。”
“那他们按照什么生活呢？”费德勒坚持说，“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世界观吧。”
“为什么一定要有？也许他们就是没有，也不想有。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的。”利玛斯有些无助地回答说。
“那你说说你自己的意识形态问题。”
“哦，饶了我吧。”利玛斯顶了一句。他们无言地走了一段路后，费德勒顽固地又问起了哲学问题。
“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他们怎么知道从事的事业是正确的呢？”
“谁说过他们认为自己的事业正确？”利玛斯生气地回答。
“难道不需要是非观念吗？是非观念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昨晚就对你说过，我们的情报部门就像是党的手臂，捍卫党的利益，是为和平和进步而奋斗的先锋。我们的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的情报部门是我们事业的先锋。斯大林这样说过，”他挤出一点笑容，“现在引用斯大林的话不时髦了。不过他曾说过，‘五十万人被清洗，那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因车祸死亡一人也是国家的悲剧。’你知道，他这是在嘲笑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敏感。他尽管很会冷嘲热讽，可话说得没错。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要关一批人、杀一批人。而且我们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从没有假装追求绝对的公正。《圣经》里也有一个罗马人说：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是正当的。”
“你们是那样的。”利玛斯厌烦地回答。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你的生活哲学是什么？”
“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浑蛋。”利玛斯恶毒地说。
费德勒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的看法。你的看法尽管原始、错误而愚蠢，至少是一种想法，而且就有人这么认为。圆场其他人的思想情况呢？”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你从没有和他们讨论过思想问题吗？”
“没有。我们又不是德国人。”他犹豫了一下，含糊地加了一句，“我想他们都不喜欢共产主义。”
“所以你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杀人？把炸弹扔进拥挤的餐馆里？难怪你们的特工会一个一个地被消灭。是不是？”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也许吧。”
“你明白，我们也做那样的事情，”费德勒接着说，“如果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利，我也会把炸弹放进餐馆。不过我会作总体的权衡，在牺牲的妇女儿童和对事业有利的程度之间作个权衡。而基督徒们——你们是个基督教社会——就不会去作这样的权衡。”
“为什么不呢？他们也要保护自己吧，对不对？”
“可他们相信人的生命不可亵渎，相信每个世人的灵魂都可以被拯救。他们崇尚牺牲精神。”
“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利玛斯接着说，“斯大林也没有作过你说的那种权衡吧？”
费德勒笑了起来。“我喜欢英国人，”他说，像是在自言自语，“我父亲也喜欢，他很喜欢英国。”
13 蛛丝马迹（2）
“那我就太荣幸了。”利玛斯不客气地回答，接着就不说话了。
他们停下脚步，费德勒给了利玛斯一根烟，并给他点上。
山路越来越陡。利玛斯喜欢这样的运动，他迈着大步走在前头，肩膀前倾。费德勒跟在后面，步履矫健，像条跟着主人的猎犬。他们走了有一个小时，也许还不止。前面出现了一块林间空地，透出一片天空，他们已经登上了一座小山顶。从那里能看到密集的松树林间掺杂着灰色的毛榉树。利玛斯看到对面的山谷下隐现的猎人小屋，在树木中显得矮小而黯淡。空地中央有一张简陋的长凳，旁边有一堆原木，还有篝火的残迹。
“我们坐一会儿。”费德勒说，“然后就要往回走了。”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告诉我，那笔钱，存在国外银行的那一大笔钱——你认为那笔钱是派什么用场的？”
“什么意思？我告诉过你，那笔钱是付给某个间谍的。”
“是潜伏在铁幕国家的间谍吗？”
“是的，我认为是的。”利玛斯疲惫地回答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首先，那笔钱数目很大。其次是支付的手段很复杂，起用了特别的保密措施。还有就是，头儿直接参与了这件事。”
“你认为那个间谍会怎样处理那笔钱？”
“喂，我告诉过你，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取出了那笔钱。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那时仅是跑跑腿而已。”
“你是怎样处置那两个账户的存款证明的？”
“我一回到伦敦就把它们上缴了，连同我的假护照一起。”
“哥本哈根或赫尔辛基的银行有没有寄过信到伦敦给你，我的意思是按你的假名字寄信给你？”
“我不知道。我想任何这类信件都会直接送给头儿处理。”
“你开账户时用的假签名，在头儿那里留有样本吗？”
“是的。我进行过大量的签名练习，他们留有很多签名样本。”
“不止一个？”
“是的，有多份整页的签名。”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在你开户以后，他们可能和银行还有信件来往，不过没必要让你知道了。他们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签名发送信件。”
“是的，说得没错，我想是那样的。我还在很多空白信签上签了名。我一直觉得还有人负责和银行的信件联系。”
“可实际上你从不知道有哪些信件来往，对吧？”
利玛斯摇了摇头。“你搞错了，”他说，“整体认识上出了偏差。那时候，我经手的文件很多，这件事情只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我对它也没有特别地关心，有那个必要吗？而且那也是不宜谈论的事情。反正我这一辈子也习惯了这样一套做法：你只了解部分情况，其他人了解剩下的部分情况。另外，我对文案工作一点兴趣都没有，看到文件我就发困。出差倒比较喜欢，赚点行动津贴对我有些帮助。而且我也没有必要整天坐在办公桌前，想着‘滚石’的情况。还有一点。”他有些难为情地说，“我那时候酒喝得多了些。”
“你说得没错，”费德勒说，“当然了，我相信你说的。”
“你相不相信我，我一点都不在乎。”利玛斯不客气地回了一句。
费德勒微笑着。
“我很高兴，这是你的优点，”他说，“是你的美德。你不过分热心，有时候显得很气愤，有时候显得很有自尊心，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你有什么说什么，很客观。我是这样认为的。”费德勒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你可以帮我们查出那笔钱是否已经被取走。你给那两家银行写信，查问目前的账户情况，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可以说你目前逗留在瑞士，给对方留个旅馆的地址。你对此有反对意见吗？”
“也许能行。不过要看头儿有没有用我的假签名分别和银行联系过。他如果联系过的话，这件事可能就不行了。”
13 蛛丝马迹（3）
“就算不行，对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如果钱已经被取走，尽管我认为不太可能，我们起码能知道那个间谍在某个特定日子里的行踪，那也是很有价值的情报。”
“你在做梦。你永远都不可能抓到他，费德勒，凭那点情报你就想抓到他？那个人只要到了西方国家，就可以去任何一个领事馆，甚至住在一个小镇上，都能得到另一个国家的签证。你们就不能放聪明些吗？你现在连那个人是不是东德人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查？”
费德勒没有马上回答。他困惑地看着山谷远方。
“你说你已经习惯了只知道事情的部分情况。现在有些话我也不好对你说，所以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他犹豫了一下，“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滚石’组织确实是针对我们的。”
“我们？”
“我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微笑着说，“如果你愿意，称我们是东德地区也行，我都无所谓。”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费德勒，用他棕色的眼睛紧盯着对方。
“如果我不肯写那些信，”利玛斯问，“你们会把我怎么样？”他提高嗓门说：“费德勒，现在不应该说说我的事情吗？”
费德勒点了点头。
“为什么不呢？”他一口应承。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利玛斯开口了：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费德勒。我把所有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你和彼得斯。我从来没有同意过帮你们写信给银行——那种事情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当然了，我知道你不在乎我有没有危险。对你来说，我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
“我对你说实话吧，”费德勒回答，“你也知道，对变节者的讯问分两个阶段。对你来说，第一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你已经把主要的情报都提供给了我们，但你还没有把一些细节问题说清楚，当然我们还没有问过你。而且那些细节问题你是认为不值得说的。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问答都有下意识的选择性。现在我们要做的，利玛斯，我们需要尽力地在一两个月时间内，把细节问题搞清楚。这就是所说的讯问第二阶段，也是你在荷兰拒绝接受的那部分交易。”
“你是说还要盯我一段时间？”
“作为一名叛逃者，”费德勒微笑着说，“需要有很大的耐心，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还要多长时间？”利玛斯坚持问。
费德勒不说话。
“你说啊。”
费德勒突然用紧迫的语气说：“我向你保证，时间不会长，我会告诉你的。你看，我完全可以对你说假话，是不是？我可以说还有一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先稳住你，让你开心。可我要说的是：我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你也让我们觉得，在情况落实之前，我是肯定不能让你走的。但是，如果我的一些想法得到了证实，我不会亏待你的，你也需要我这样的朋友。我发誓，我说到做到。”
利玛斯听他这样说，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好吧，”他最后说，“就按你说的办，费德勒。如果你糊弄我，我有办法要你的命。”
“那样的话，都不用你动手。”费德勒回了一句。
一个人孤身独处，远离他人，就很可能出现心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欺骗是人的本能，绝大多数人无须练习就能实施高深莫测的欺骗行为。高明的骗子、戏子和赌徒还能赢得同类人的敬仰，而同样进行欺骗的秘密特工，则没有那么简单。特工实施欺骗是为了自我保护，他们不但要提防外部世界，还要伪装自己的真实情感。所以他们即使能赚到一些钱，在生活中也不敢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即使很博学，平常所说的也是一些陈词滥调；即使他们内心是很柔情的丈夫或父亲，在任何情况下也都要克制感情的自然流露。
如果在欺骗行动中碰到不断的难以抵御的诱惑，利玛斯就会诉诸他的法宝：就算实际上是孤身一人，他也强迫自己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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