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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关于中国梦的十个样本-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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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和父亲去拜见一位商界人物，他们在约定的时间之前5分钟内到达，但父亲宁可在门外等待也不肯提前进门。柳传志一向有严格的时间观念，甚至在公司制定了“开会迟到即罚站一分钟”的纪律，无人例外，公司很多高级经理都有过迟到被罚的记录。但是，就在那一天，他从父亲那儿学到了这样的礼仪——在社交场合，提前到达和迟到一样，都是失礼的行为。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一些，无形之中对柳传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联想”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时候出炉的，只是较现在多了两个字，叫“香港联想”。“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实在太长了，也没有新意。
其实“联想”的最初雏形出现在汉卡上。随着“联想式汉卡”的销量递增和名声的远扬，用联想作为香港公司的名字再好不过了。
柳传志和两个合作者达成协议，各自投资30万港元作为新公司的资本，并且拥有同等的股权，以及同等的责任和利益。柳传志为公司董事长，吕谭平任总经理。由于父子联手，柳传志对这家公司拥有了绝对的控制权。
香港联想初创时，几乎就是大陆兄弟公司的复归。公司被贫穷笼罩着。公司用78万港元在太古城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公寓，好安置留在香港的全体北京人。房子的首期款是向吕谭平借了18万港元才付清的。柳传志、倪光南、张祖祥都住这里，房间不够了就在小过厅的地板上铺条毯子过夜。
“海外拓展计划”，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2）
当时香港的公共汽车票价1元，有轨电车更便宜，只有6毛。但他们出门一律步行，不肯坐车，也不敢在家招待客人。为了保持尊严和富有的形象，约人会谈的时候就临时租个宾馆房间，谈判结束立刻退房回到自己的陋室。应邀赴约，则是先走到人家住的酒店附近，再坐上出租汽车开到门前。这样的日子，大家都挺过来了。
1988年6月23日，星期四，香港联想在这一天成立了。柳传志并不迷信，但还是照当地的风俗花5万元请了算命先生，挑了个“黄道吉日”。算命先生就公司的家具布置指点一番后，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一切照办，一年至少赚个500万港元。
香港联想一炮打响，在最初的4个月里，每月拿到900万港元的销售额和55万港元的利润，而当时那家公司的员工总共还不到30人。第一年，香港联想利润果然超过500万港元，一切成真，但是不是托算命先生的吉言，倒是其次。我们看到的是，香港联想一天天发展壮大，业务不断拓展。用柳传志的话讲就是，“公司差不多每个月都要见几次报，生意越做越兴隆。”
国内的情况也不错，汉卡在国内市场渐渐站住了脚，累计销售超过了1万套，有1 000多个用户分布在全国。合作伙伴几乎都是公家客，所以预示着极大的潜在市场。
柳传志当然没有满足，他寻找到了新的目标——把AST控制在自己手中，并逐步走上AST公司的道路，让公司拥有生产个人计算机的能力。
AST是一家美国公司，实际上是两个香港人和一个巴基斯坦人办起来的，三个人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组合起来，成了AST。1982年他们做出第一批电脑主板，适用于IBM微机，还适用于各种兼容机，所以在全世界都能卖。两三年后，他们又聘请几位工程师研制个人计算机，并开始组装整机销售到世界各地，到1988年，它已经有1 500多个员工分散在全球，每年大约有十几亿美元的销售额。
1988年10月的一天，“开拓国际市场，掀起销售高潮”动员会召开。柳传志在会上汇报了香港联想的大好形势。他说：“联想公司在香港和AST公司已经签订了1 000万美元的合同，要买3 000台机器，这些机器是向着国内和海外市场的。这一下等于把AST机器全部控制在咱们手里了。”
当时每台AST微机的毛利润大约为1万元，3 000台意味着什么，与会的人稍稍动动脑子就知道。何况还能配套3 000块汉卡和同数量的外部设备。一年前柳传志在深圳相中这个品牌的电脑，似乎就有了一些打算。
“我们要走AST公司的道路。”柳传志最后重重地抛出这句话。
他不是随便说说的，随着微机时代的到来，这已经成为了必要的行动。几个星期后，柳传志用香港联想赚来的第一笔利润，从一个名叫蒋辉国的香港人手里买回一座工厂——Quantum公司。以此为基地，他迈出了“AST之路”的第一步——开发计算机板卡。
当80年代走进尾声时，“联想式汉卡”实至名归地捧回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奖的过程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复议程序，最终推翻了之前所定的“二等奖”。中国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与联想同岁，都是创立于1984年。这个奖项意味着，联想式汉卡终于得到国家的承认。
随后，“联想286微机”在联邦德国汉诺威国际博览会上首次参展并获得极大成功，并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牌。 。 想看书来
“海外拓展计划”，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3）
1989年11月，公司正式更名为“联想集团公司”。公司花费了大力气请来众多大牌媒体参与报道，刊登的广告词是“联想集团成立志庆，联想与您共创明天”，并套印了大红色彩，旁边印着个人计算机的照片。这幅照片预示着，联想公司的明天将与微机联系在一起。
11月14日，更名大会上，柳传志发表的演讲题目是《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这为联想90年代的奋斗目标书写了最好的宣言书。会上，他还提出了发展海外事业需要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战略：
“瞎子背瘸子”——这是我们的产业发展策略。
“田忌赛马”——这是我们的研究开发策略。
“茅台与二锅头”——这是我们的产品经营策略。
从此，“联想”和“LX”正式成为公司产品的商标——商标证第334693号。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我们如今熟悉的Lenovo才会定型。
1990年1月，柳传志召集香港公司的12位经理，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AST微机能够风靡中国市场？”
那时，大陆的人买一台AST/P386，要付33 900元，去掉进口商的折扣、关税和营销成本，还有24％的纯利润。香港联想就是靠这块业务赚的钱。当时所谓的“进军海外”其实就是把AST微机从香港运到中国大陆，然后就忙着点钱。
20世纪90年代早期是AST微机的黄金时代，其80％的产品通过香港联想进入中国大陆，香港联想又通过北京联想来占领客户群。联想的汉卡插在AST机器上，AST觉得它和联想的合作天衣无缝，殊不知自己的合作对象已经野心勃勃。联想把代理AST获得的利润拿去弥补自制板卡的亏损，还拿出1 350万开发“联想微机”。
1990年，联想286微机通过检验，还获得了第一年生产5 000台的生产许可证。
柳传志说：“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长年追求的自己研制生产的机器能和外国机器一比高低的愿望，开始实现了。”
他把公司所有销售人员集合起来，举办了一个“干部培训班”。李勤在会上宣布：“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了，不再推销AST286机器，我们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到市场上去。只留一小部分还继续撑着AST，而把联想的主力队伍全部转向联想微机，包括生产、采购和销售。”
销售人员其实并不怕推销新产品，联想286除了一块主机板和一块品牌，其他配件和AST微机是一样的，连机箱都一样。他们表示自己会跟客户说，联想机器的运行功能和AST不相上下，价钱却便宜。价格该定多少呢？直到几天后会议结束，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目，只有一个结论，“我们的机器绝对是高档产品，价钱可不能便宜太多。”
但是大家还是挺舍不得AST这块肥肉的，也有些隐隐地担心到时竹篮打水一场空。柳传志说：“我们可以有三种结局，把自己的做好了，AST也没有丢，这是上局；把自己的做好了，却把AST丢了，这是中局；自己的没有做好，把AST也丢了，这是下局。我们要办一个长远的公司，为子孙后代做点事，而不是办成一个短期能够闪烁光芒的公司。”
联想式汉卡、代理AST只是公司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台阶，柳传志的真正目标是“让联想微机成为中国名牌”。这个信念坚定的企业家，阐述了自己的梦想后，也把全体员工的步调统一起来了。
联想的销售收入连续5年翻着跟斗往上涨，1990年已经达到32 680万元，给政府缴的税也在迅速增加：1988年287万元，1989年428万元，1990年达到940万元。
对于全世界的电脑行业而言，1991年是悲惨的一年——恐怕只有英特尔和微软例外。几百家电脑组装厂家不是倒闭就是亏损。IBM已经属于“电脑业的泰斗”，对一般的风吹草动是不会在乎的，可是这家公司把30万员工裁减了4万人，才勉强维持住不到1％的利润率。康柏公司的微机销量那一年是世界第一，可它的总裁却在年终被迫辞职，理由很简单，因为公司的股价跌去70％。在香港，和联想一样正在生产电脑板卡一类产品的厂家里，雪崩似的倒闭了至少40家。
香港联想从4月份开始连续亏损，夏天快结束时，财务周转已入不敷出。公司设法通过多年累计的信誉增加信贷，银行却摆出一副情断义绝的样子。一向乐观豁达的柳传志也不得不承认“电脑市场天下大乱，形势非常严重”。
联想20多年历史之中，有过几次“九死一生”的时刻，1991年夏秋之交的香港联想就是一例。
柳传志这个人，常常会在紧要关头采取铤而走险的措施，放手一搏。
这一次，他开始大幅度缩减公司的开支，比如规定“招待费人均一次不得超过20元，陪客人数不得超过两人”、“乘飞机出差须经主任经理批准”、“公司员工出差到广州、深圳、珠海每人住宿标准不超过40元”、“出差期间的交通以公交汽车和小巴为主，报销出租车票需注明理由”，都是那年秋天新增的规定。
不过，度过此次“黑色风暴”的最重要步骤，是率领整个公司战略转移，把生产线从香港撤回到深圳，把香港联想的100名蓝领工人全部裁掉，这样能够让公司每个月的开支减少120万港元。
大撤退的决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91年底，新扩建的深圳联想厂房投入使用，面积3 600平方米，正好对应了中央政府将联想微机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好消息”。这一年的圣诞晚会上，柳传志面对政府和银行业的官员以及计算机同行发表了题为《什么力量使我们冲过91黑色风暴》的演说。
柳传志看着冲过风暴危机的联想，心情舒畅。然而，1992年早春的一天，他忽然头晕目眩，一头栽倒，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医生说他老病复发，已经演化成严重的美尼尔氏综合征。他开始坚持练习长跑，400米的跑道，每天早上起来跑6圈。之后他又迷上了游泳，天天早上起来游泳。柳传志笑言，美尼尔氏综合征倒是让他爱上了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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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来了”（1）
1992年春天的新闻格外的多。###的再次南巡，让关于“姓社”还是“姓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反和平演变第一”还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讨论响彻整个中华大地。
机电部在北京召开厅局长会议，对于联想竟能把每月至少10万块微机主板卖到海外去，与会者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把柳传志邀来，听他讲述那“茅台酒质量，二锅头价格”的故事。2月份，深圳的房地产价格涨了一倍，联想当初为把香港生产基地撤回大陆，在那里买了半公顷土地，现在大家直后悔当初没有多买点。与此同时，财政部在电子行业部分企业中实行的减税政策终于惠及联想——好多年来他们一直被排除在这个利益圈之外。减税条款共计10项，联想可以在未来3年里享有其中4项：免征产品税；减半征收所得税；按销售收入提取10％的研发费用；对重大引进项目免征进口税。
然而，2月20日，政府又决定把公款购买微机列入“专项控制”之列，这将使微机的销售额至少减少5％。与此同时机电部又向中南海提出了一份激进的规划，其主旨是在10年内实现大规模的计算机应用。倘若这个规划能实现，那么中国市场上的商用微机的销售额将不是降低5％，而是每年增长50％。
这一个春天，也是国际贸易壁垒的最后崩溃点——中央政府宣布立即取消微机进口调节税，还将在两年内取消微机的“进口许可证”。国务院的官员为了缓解国内计算机生产厂商的不安，承诺将给“国产名牌微机”以若干保护政策，还将“集中较大投资支持微机生产基地”。具体名单公布了，“保护”的对象是机电部下属的长城计算机公司、长江公司和浪潮公司。机电部的报告还详细列举了国家将在今后5年中对这3家企业投资3亿元，令这些企业的微机生产能力的总和超过35万台。联想被抛在这个保护政策之外。
从当时的市场情况来看，联想虽然拥有排名第二的销售额，但大部分都是靠销售外国产品赚来的。联想更多的是作为一家代理商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而从微机市场的销售排名榜来看，联想并不在前10名。
柳传志和李勤没有停留在是否有国家政策保护这个问题上，他们在中关村联想总部讨论起国内外计算机市场的对比。中国计算机工业已有36年的历史，有了小型机、微机、外设、软件和信息处理服务业的整个链条，有了一个大约7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但与国外相比，中国的计算机制造厂商仍有至少12个月的时间差，200家计算机企业的固定资产加在一起，还不如人家一家大公司，销售规模大约相差100倍——人家以“百万”计，我们以“万”计。
李勤说：“我们要抢占他们的市场，等于从虎嘴里夺食。”
柳传志说：“我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从1978年到1992年，历经14年的摸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明确的方向。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开始被人们不断提及，并被郑重地写入中国历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
在世界的东方，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卓有成效的社会变革。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这头沉睡多年的雄狮。1993年3月，采访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外国记者报道说：“一位资本家成了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他就是中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荣毅仁，经全国人大选举，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国际舆论评价道：“荣毅仁是中国选择市场经济的象征。”
“狼来了”（2）
跨国公司资本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并逐渐超过港澳成为来华投资的主体。
柳传志也意识到“狼来了”。
在一次银行业的订货会上，银行一向是微机市场的大客户，联想志在必得，于是把“386/33”的性能提升为“386/40”，把“25 000元”的单价降到“20 500元”。柳传志自信地认为这是很有竞争力的价格，“我们主动降低利润，拿卖两台的利润去换取过去卖一台的利润，以求总的利润不要下降。”没想到，柳传志的同事走进订货会大厅时，立即发现情况不妙，他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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