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陈永贵-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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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着了……
　　尽管爷爷要求丧事一切从简，可中央还是批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那天，参加告别仪式的有200多人。3天过后，他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
　　电梯女工呜呜地哭了
　　4月4日清晨4点，父亲抱着骨灰盒从木樨地22号楼爷爷家出来，准备返回大寨。由于楼道的电梯5点半才运行，只能走楼梯了。然而当家人推门出来时，电梯已经在12层守候一个多小时了。开电梯的女同志摸了摸骨灰盒，呜呜地哭了：“我，我这是最后一次为陈老开电梯了。”她哭得浑身颤抖，摸不着启动的按钮……
　　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韩守文几夜未合眼，依据郑板桥“历览名臣与佞臣，读书同慕古贤人”的诗句，含泪为他写了这样一副挽联：“正气贯长虹悲泪祭忠魂，名贤谢世去青史照后生”。
　　路旁跪了一群泪人
　　灵车驶出了北京，奔驰在柏油路上。平时与他朝夕相处的司机悲恸至极，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可还是让泪水模糊了眼睛。就在这时，“哐”的一声，灵车与迎面开来的一辆汽车相撞！一生饱经磨难的爷爷，此时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说来奇怪，虽然撞在一起，可灵车只是蹭了一点车皮。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10）
灵车继续前行，到了河北省和山西省的交界处娘子关，突然被路旁的一些人拦住。原来是平定县的领导同志前来迎接。到了昔阳和平定交界处时，披着黑纱的灵车又被跪在路旁的一群泪人拦住了，曾经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大寨干部梁便良、郭凤莲等人已是泣不成声。
　　魂归大寨
　　人民的爱是自发的，真诚的。
　　1986年4月4日，大寨沉浸在一片旷古未有的悲哀中。这位为人民爱戴的农民副总理的骨灰将要回归故土了，人们奔走相告。没有登报，没有安排记者，在阳泉至昔阳的二级公路上，在公路两旁的责任田里，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人不约而同地肃立着，各种各样的车辆停靠着，五彩缤纷的花圈排列着，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他魂兮归来……
　　北京时间下午3点40分，广播里传出播音员沉痛的声音：“陈永贵同志的骨灰，由他的子女护送，现在已回到大寨……”那辆披着黑纱的小轿车，缓缓地驶入大寨村。他一生为公奔波，现在终于回来与老家的亲戚、朋友和乡亲们在一起了。梁便良见了哭着扑过来说：“老陈，你慢些走，到家了！”贾来恒断断续续地呼唤着：“老陈呀，你看这是咱大寨的山，这是咱大寨的田……”爷爷生前创办的昔阳县艺术学校的乐队，为怀念他们的创始人，奏起了山西民间哀乐。村里人山人海，山路边、山梁上，甚至屋顶上都是人。
　　人们佩着黑纱，戴着白花，满怀哀伤，一路上都是叹息声和痛哭声。乡亲们争着挤上来抚一抚骨灰盒，几个走不动山路的老人站在自家门口，冲着遗像“扑通”跪倒，磕着响头，呜咽着。我父亲含泪捧着骨灰盒，我们扶着父亲的胳膊，在拥挤的人群中，在悲痛的吹奏声和鞭炮声中挪着沉重的步子，沿着山路一步一步走过大寨每一户人家，每一个角落，把一部分骨灰撒在梯田里，一部分埋在虎头山腰松柏下。前后两个多小时里，自发前来的老百姓一直浩浩荡荡地一路跟着。
　　伴随着哭泣的人声，悲悲凄凄的唢呐声在虎头山上响了起来，沉重的节拍撞击着人们的心。梁便良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转过身一挥手，撕心裂肺地吼了一声“别——吹——了！”突然，他身子一歪，倒地休克了。
　　几个人把他扶回家去，其余的人陆续从虎头山返回，集中在爷爷旧居前，含着泪默默地、长时间地哀悼着他们的老书记、大寨的领路人、主管农业的国家领导人。再也没有更合适的语言能准确表达人们的心情了。
　　新华社当日发布了一则经中央领导审阅的消息：
　　“陈永贵同志是山西省昔阳县人，1914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曾当选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同志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助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这应该是中央对他一生的盖棺论定吧。
　　据了解，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时在“全国劳动模范”前加了“著名”二字，文中加上了“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和“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两句话。
　　当我们重新开启尘封的档案寻找他的印记时，心中涌出了无尽的思念和感激。当乡亲们享用他带来的福分时，总要告诉后人：“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老陈，上坟烧纸时也要先给老陈烧一封。”我想起了臧克家的一首诗：“有的人活着，他已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无尽的思念
　　1988年农历七月十五，大寨人为爷爷立碑。碑文摘录新华社播发的有关大寨的社论，题目为“功盖虎头，绩铺大地”。尽管爷爷已经去世多年了，但是人们的怀念之情依然如故。这次揭幕仪式没有通知人们参加，可是人们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消息，自发地来到了这里。其中，几百位是各界有影响的人士。
　　1996年3月26日上午，郭凤莲在陈永贵逝世1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哭）我跟大家一样怀着沉痛的心情。我既是老班子的一员，又是新班子的一员。前面几位老同志讲了话，带动了我的感情。10年前的今天，此时此刻，老陈还睁着眼睛。回想起当年大战时多少情景闪现出来。我想，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每个有良心的人们心中。只要有良心，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懂得他奋斗的一生，都会想起当年，老陈站在虎头山上，眼望昔阳县，眼望全中国。他是有远见的一个人，他的业绩会永存在人们心中。大寨在最困难的日子，有一个教授对我说：‘任何事情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一切都会澄清的。’邓颖超大姐对我说：‘不要掉泪，要挺起腰杆。大寨是干出来的。周总理三次到过大寨，肯定了大寨成绩。年轻人，要经得住考验。’康克清大姐说：‘陈永贵是个好同志。’老陈去世这么多年来，我带着人们艰苦奋斗，如今，大寨每开一道工程都要给老陈祭奠。
　　“以后我们要研究大寨精神是如何铸成的，研究大寨思想和陈永贵学术思想，如科学种田，从合作化到海绵田，从大寨农田建设到昔阳农田基本建设，都有一套理论经验。我认为这是历史，应把它完整地保留下来，现在大寨有许多材料等着我们去整理。寒春（美国人韩丁的妹妹）晚上9点打电话说马上赶来参加，说这么多年来，家里惟一挂了一个人的一张相片，就是老陈。
　　“如此小的一个村庄为什么出了名，就因为出了一个人——他就是陈永贵。”
　　

一、父爱如山（1）
人生的故事，往往起自琐碎而零星的童年记忆，从这些故事里，父亲的身影自远而近、日渐清晰，他是个爱家的男人。没有神话，没有传奇；有的只是一份认真与倔强，以及一份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与一份真挚的情感。
　　烧饼换回花泥球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十分贫穷。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玩具是人们的奢求。可父亲宠着我，宁愿委屈自己也要让我天天开心。
　　有一天，父亲在卖烧饼的路上遇到一个孩子，正拿着花泥球玩具玩耍。见他走过来，那个饥饿的孩子想吃烧饼，却不吭气，直盯着烧饼看。父亲见不得可怜人。看见这样子，他掏出自己兜里当饭吃的烧饼，对那孩子说：“这样吧，你给我个花泥球，我给你个烧饼吃。”
　　那孩子高兴地说：“行，我有3个，你都拿去吧。”
　　他说：“那怎么行？我也给你3个烧饼吧。”
　　回来后，父亲就对母亲说起了这件事：“我一天没吃饭，省下3个烧饼，救了一个娃子，还给儿子换回来3个花泥球。”母亲感慨地说：“穷人多，好人也多啊！”
　　父亲为了让我高兴，宁愿饿了一整天。幼时的我并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只是兴高采烈地玩着泥球玩具。父母亲围在我身边，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这个温馨关爱的情景成为我记忆中永不磨灭的一刻。
　　趴在父亲背上去探亲
　　在我七八岁时，父亲决定带我出趟远门，去山庄头看望姥姥。山庄头没通汽车，要走30里山路才能到。我一路上兴奋地跑着，跳着。走了几里路后，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见我走不动了，父亲诡秘地一笑：“我这里有大杏子你吃不吃？”他不知什么时候放了这些好吃的在衣兜里。我见了一下子有了力气，跑到他身边，拿过杏边吃边走。走到寺家庄路口时，在前面走着的父亲悄悄地在路旁石头上又放了5个杏子，指给我看，我会意地跑过去捡起来，吃着杏，又坚持走了很远。实在走不动了，我又耍赖坐了下来：“爹，姥姥家怎么这么远啊？”本来想锻炼一下我，可见这样，他却心软了，心疼地背起我一路走去。
　　我边吃杏边咂着嘴巴，不知什么时候伏在父亲温暖宽阔的背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父亲怕我感冒，想了个办法，指着路边的一只狗说：“小孩，醒醒，看这儿有只狼。”一边说一边摇了摇我。我迷迷糊糊地说：“有狼哩，狗我也不怕！”见我还没醒，他脱下外衣搭在我身上继续走。
　　父亲就这样背着我一步一步地走着，大约三四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山庄头。父亲看我醒了，就把我从他背上放下来。他没有说自己有多累，第一句话就是问：“小孩，俺孩累不累？”
　　父亲牵着我的手，走进一个很破旧的小院里。这院子没有院墙，没有街门，房子是小沙石垒成的，房顶上有的地方用茅草遮着，有的地方用石板盖着用来挡雨。我叫了一声姥姥，姥姥闻声扭着小脚从里屋出来，看见是我们远道而来，喜欢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忙把我们迎进屋。
　　父亲刚坐下一会儿，就起身帮姥姥家整修房子，一边干活还一边聊天。姥姥看见他能说会道又会干活，脸上乐开了花。
　　住了两天后，我开始想家了，吵着要回去。父亲依了我，准备回家，走时往姥姥手里塞了一把钱。姥姥依依不舍地送出我们好远。
　　躲过了一次父亲的批评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很威严的，在家里他说了算，母亲和我都得听他的。由于母亲只生了我一个孩子，对我十分疼爱和娇宠。有一次，母亲生病了，还在不停地做鞋子，缝帮纳底，白天做，晚上也不停。我心疼地说：“妈，你不要做鞋了，等病好了再做吧！”每当这时，母亲总是深深地看我一眼，叹口气，继续低下头做着，而且做得更快了……一双新鞋子终于做好了，母亲很高兴，把我叫过来：“小孩，穿上试试吧！”我试了一下，正合适！母亲摸前摸后；把手指塞在鞋子里面试着大小，叫我左转右转，好像看不够似的。看我穿得舒服的样子，她高兴地说：“俺孩喜欢，就穿着吧！”父亲在一边直夸她手艺好，说：“谁能做下这么好的鞋子？”听见父亲夸自己，母亲微笑着，一家人沉浸在幸福中。

一、父爱如山（2）
第二天，下地劳动时我迫不及待地穿上了新鞋。父亲看见了问：“你穿着新鞋去地里劳动呀？你穿新鞋去，不怕别人说你？”少年的我并不理解父亲要求我们艰苦朴素的良苦用心。我正体会着快乐，却被父亲一番说道，就发了小孩子脾气，把新鞋扔出屋子，鸡和猫吓得到处乱跑。
　　父亲看见我这个样子，说：“怎么，我说你一句，你就……”没等父亲把话说完，我就赶紧走出院子到场上干活去了。因为我了解他，他说话一套一套的，谁要被他抓了理，他就会说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听的人无法还嘴，恨不得钻到地缝里。与其留下挨一顿批评，还不如出去干活，他多少会消消气。
　　晚上开青年会，我作为团支部书记主持会议。会还没开始，父亲就进来了。我赶紧招呼他坐下。父亲问：“你们开什么内容的会？”
　　我说：“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找到毛病。”
　　父亲“嗯”了一声说：“散会后，给我汇报一下。”
　　会后，我慢慢地走到他房里，只见他抽着烟，身边放着个水杯，在等我，似乎坐了好久的样子。我心想他一定还惦记着白天的那个纠葛，估计还要教育我一顿，心里有点发虚，为了躲过这一关，不引起他的注意，我只冲着妈叫了一声：“妈，我回来了！”
　　父亲见我没跟他打招呼，主动应声道：“噢，明珠，你回来了？”
　　父亲见我这样子，知道今天教育不成了：“你睡吧，明天早点叫上吉义，担上粪，听见没有？”
　　我说：“听见了，你也早点睡吧，爹！”
　　父亲有时也会夸奖我。有一年秋天，我在大寨参加劳动。父亲说：“这里有3担水果，你和丙恒、计周3个人到洪水村去卖了吧！这是任务，务必完成啊！”
　　“为啥去那里？”我不解地问。
　　“那里唱戏，人多好卖。我还有事，先走啦。”话音没落，他已走出好远。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我暗自佩服他。
　　“爹，卖多少钱一斤？”我赶紧喊。
　　“你们看着办吧。”父亲给我们充分的自主权。
　　看戏的人确实很多，我们3个看见人多，又是第一次到外村卖东西，怎么都喊不出来。磨蹭了半天，想着如果完成不了任务，回去肯定挨父亲批评，就斗胆喊了出来：“卖水果了！5分钱一斤！”3人一唱一和，叫卖声越来越高。50斤水果终于全部卖完了。父亲知道后鼓励我们：“很好，今晚社员会表扬你们，你们是咱村的接班人啊！”
　　“要好好学习，听先生的话。”
　　在父母的影响和教育下，　1959年，我考取了县城最好的昔阳中学。我拿着通知书喊着：“爹，我考中了，你看，通知书来啦！”知道大寨村就我一个人考取，父亲脸上幸福地泛着红光。他从小没有条件上学，看到我考上了好学校，怎能不激动呢！他高兴地说：“俺孩给爹长脸了！今天爹给你包饺子吃。”　妈也乐得直擦眼泪，做了一锅我最爱吃的“头脑汤”。父母亲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表达他们内心的喜悦。
　　由于离大寨较远，我住在县里的学校，父亲整理好行李，送我到学校，报了到，安排好后，对我说：“你在这里念书吧。我回去了。到县里开会时我会来看你的。”又嘱咐我说，“你要好好学习，不打架；不贪玩，听先生的话，星期六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