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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陈永贵-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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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县办工业和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县里办起了化肥厂、酒厂、水泥厂、机械制造厂、农机修理厂、炼铁厂、煤矿和农副产品加工厂等多种企业，大大增加了农业收入。有些公社的乡镇企业收入占到当地农村总收入的37％以上。
由于各个方面持续高速发展，全县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村村通公路，出行很方便；家家口粮足，还有储备粮；人们住上了排窑新房；各村还建起了大礼堂、展览馆、幼儿园、中小学、书店、图书馆和医院等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设施。
从政“四怕”
1971年4月，在中共山西省委第三届一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山西省委副书记。官当大了，他的“胆子”却小了。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自己有“四怕”：
“一怕调到省里工作，脱离群众。离开群众我就不能工作了。我办法也不多，即使有些办法，也是在群众中学下的。要脱离群众，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二怕自己特殊化，怕浪费。我们都是干部，谁也不能高谁一等， 不能把自己摆在群众头上，要摆在群众之中，要和群众平起平坐。顺手飞来的钱花一元也不可惜，可这都是我们自己辛苦劳动挣下的钱，花一分也觉得心疼。
“三怕得病。我不敢说我有病。一说有病，医生就给看，吃了药就给报销。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花国家的钱，花人民的钱。我们当干部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高人一头。
“四怕劳动少了。如果不参加劳动，就不会指导生产了。因为没有实际东西，就说服不了群众了。”
他总是教育大家：“群众委托咱管理集体的大家业，希望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怕的是干部不走正路走邪路，不为大家为自己。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权是人民给的，干部是大家选的，永远不能忘恩负义做人民反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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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李自成”
1973年，山西省委领导让他兼任晋中军分区第一政委，穿军衣，转成国家干部，拿国家工资；把全家转为城市户口；并且把家搬到榆次市居住。
他觉得事关重大，又怕这是中央的意思，就到北京找见时任副总理的纪登奎了解情况，说省里提出的要他转户口等三条意见，自己一条也不准备接受。纪登奎一听，支持他说：“这三条你不接受，我也不敢让你接受。除了毛主席，谁敢拍这个板？你穿上军衣，外宾内宾到大寨找陈永贵找不见了，这怎么交待？”说完，纪登奎哈哈大笑。这下子，爷爷才知道原来不是中央的意思，于是回到省里后明确表态：“穿军装、转户口、换房子这三条一条都不干。”
有些人不理解，说穿军装、转户口、换房子，这怎么不比在山沟里好？他不以为然地说：“我土生土长，靠工分吃饭，现在拿上工资，我觉得跟我的劳动模范身份不合。我是个劳动模范，穿上军装，每天坐办公室，怎么发挥我的长处？我不是李自成。李自成进了北京天天过年，我掌了权天天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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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数职两不误
爷爷相继兼任山西省委副书记、晋中地区地委书记、昔阳县县委书记等领导职务，外出开会也多了起来。加上到大寨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村里安排给他的接待任务也比较繁重，劳动时间相对就少了，但他还是坚持参加集体劳动。
有一次，省里通知他第二天早上8点出席省委会议。从昔阳县到太原市有300多里远，山路多，又坑坑洼洼不好走，坐车也要大半天时间。他接到通知后并不急于动身，而在地里整整干了一天活儿。吃完晚饭后，他先安排了村里的工作，再到县里安排了工作。开完两个会后，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他才坐车赶往太原，在夜行车上打了个盹，就算睡了一觉。有人说：“永贵这是一不误劳动，二不误工作，就是误了睡觉。”
他却幽默地说：“一误换了两不误，多合算呀！”
多年来，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并一再告诫干部：“一懒生百邪，一个人思想变坏常常从懒开始。懒、馋、占、贪、变，这是干部变坏的一条规律。因此，干部必须不搞特殊，不自私，积极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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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央政治局
1973年上半年，爷爷参加中央举办的为期3个月的工农兵中央委员学习班，当时还有一批来自工农兵的十大代表如吴桂贤、倪志福等人也参加了学习，中央专门抽调了20名理论干部给他们讲课，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
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这个学习班的21人中有12人被请上了主席台。爷爷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按照座次被安排坐在毛主席身后。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爷爷的名字出现在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上，由各小组进行酝酿讨论。在华北组，有位中央领导首先发言：“关于陈永贵同志来中央，过去几年就考虑过，大寨和昔阳在他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经过考验的。永贵同志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敢于直言批评，没有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匪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后，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在这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议结束后，他回到昔阳，9月12日下午，在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作报告，介绍了会议的情况。他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接受周总理委托
1974年2月，他在黑龙江考察北大荒时，中央急电通知他立即回京，参加中央的一个会议。按照周总理的提议，会议责成他具体解决山西问题，要求他既要弄清是非，又要搞好两派之间的团结。
山西的派仗打了多年，涉及的范围广，问题多。他认为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是根本，所以对山西动枪动刀的事看不惯。面对周总理，他长时间没有开口，左思右想后大胆说出了自己的难处：“总理，我不是不接受中央的任务，但水平太低，很不适应这项工作。山西问题，我解决不了！”周总理对他说：“山西问题还是你解决合适，只要站在党性上，不要站在派性上，山西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主席有一句名言：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嘛！山西问题能不能解决，就看你有没有斗争精神。”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听党话，跟党走”是他的原则。他含泪接受了周总理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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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春桥的矛盾
爷爷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多起来了。一般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见到毛主席，有几次是毛主席叫他到自己的住处去，同他交换意见，有时也征求对政治局委员的看法。爷爷不随便讲话，但一旦说起话来，对所谈的问题常常是一针见血。
1974年上半年，中国政坛风云突变，先是批林批孔，后来又批周公。6月1日，周总理因患癌症住进了医院。毛主席让王洪文安排人事工作。爷爷知道中央斗争激烈、情况复杂，在一些问题上不随便表态。他对政治局的同志都很尊重，特别是对周总理。9月30日，周总理抱病主持国庆25周年招待会，坐在前面的爷爷站了起来，使劲地带头鼓掌，以表达对总理的敬仰之情。张春桥对此看不惯，话里话外总是讽刺他：“永贵同志鼓掌举得高啊！”对这种说法他置之不理，可在他的举止中还是表现了出来。开会时张春桥坐在一边，他就把脸扭到另一边。有人问他，他说：“脖子扭了嘛！”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爷爷发言完后，张春桥不指名地攻击他，说他拍手都爱出风头。爷爷顿时翻了脸，站起来说：“党的会议不让我说话么？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呀，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有那个权威。”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其他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吭气，气氛很紧张。散会后，纪登奎伸出大拇指称赞道：“老陈，够勇敢的！”李先念、陈锡联也给他打来电话，说他捅了马蜂窝，痛快！
爷爷和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关系很好，在政治局开会时总坐在一起。一次去广西南宁参加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时，韦国清和许世友接待了他。许世友坐在沙发上拍着膝盖说：“这里是我的地盘，老陈有什么话就随便说吧。”他就谈起了张春桥的事。许世友在南京当司令员时，张春桥去当过几天政委，跟许世友也合不来。许世友就向毛主席发电报揭发了张春桥的问题，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毛主席接到许世友的上书后，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周总理在医院得知情况后，连忙召见爷爷，对他说：“永贵呀！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一下。”
爷爷和张春桥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毛主席80寿辰时，江青设了一桌酒席，宴请部分政治局委员。当江青谈到妇女坐天下和批宋江时，张春桥举起杯，笑着说要和爷爷碰一下。那笑容让爷爷不舒服，他使出了牛脾气，不理张春桥，站起来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高兴。每人一杯，我替大家喝了。端酒来！”酒端来了，一杯又一杯，一共24杯，他一口气喝了下去，委员们见状一齐鼓起掌来。会后，他跟纪登奎在车上聊了起来：“哼，说我粗，可我粗中有细，有立场哩，有气魄哩！”
当时，政治局里有的人思索着中国的发展前途，有的人静观事态走向，有的人以不变应万变，他却一次次把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奋力地为正义而拼杀着。然而，高层的矛盾却不比大寨，不是他的开山之力能够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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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了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后回到医院，通知他马上去一趟。爷爷一见总理，就询问总理的身体状况。周总理精神很好，只是瘦了许多。
周总理招呼他坐下，开口就说：“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
他听后一愣，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
周总理态度严肃地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
周总理对他说：“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总理还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从古至今，从外国到中国，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
在这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2月2日，周总理在报送给毛泽东主席的《关于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议：陈永贵在国务院中，协助华国锋同志，主抓农业工作。这项提议被通过。于是，爷爷成了分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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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台无鱼可钓”
根据中央安排，爷爷住在钓鱼台三号楼。爷爷进北京了，他没有带家属，只带了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他们三人住在一起，白天忙于公务，到了晚上休息时才能说会儿话。虽然可以享受优越的待遇，但这里戒备森严，门口有警卫把守，里面设有岗哨，谁几点几分进了大门，几点几分到过什么地方，警卫都清清楚楚。由于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他与来京的老乡难得一见。
有了中央首长的身份，他外出时当地官员担心在自己辖区内出事，总是里三层外三层把他保护起来。有一天，他提出要到北京郊区的中阿友好人民公社劳动，但由于他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没有去成。他觉得很难接近群众，生气地说：“我是个种地的，谁还能杀了我？”
爷爷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并实行“三三制”工作方法，即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昔阳蹲点，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跑面，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立足于基层，立足于实践，立足于调查研究，在下边做些实际工作，可以充分发挥他的长处，还可以为中央提供一些基层情况，指导全国工作。
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下去搞社会调查，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所有的政治局委员，能下去的都要下去。”次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永贵，搬出钓鱼台，这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嘛！”毛主席也不满意“四人帮”的一些活动，在会上说了一段语惊四座的话：“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会后江青跑到爷爷住处，质问他：“你倒是有地方住，搬出去，我住哪儿？”爷爷笑笑说：“我就要找地方住，准备搬了，别人我可管不了。”江青走后，他冲着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南海难道没有你住的地方？你不回去嘛！”
从那以后，除了“四人帮”外，政治局委员全部搬出了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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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道口的生活
1975年8月，爷爷从钓鱼台搬到交道口的一个四合院里。此处原来是清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府邸，是个闹中取静的平房院。因为不在交通要道上，加上有围墙，院中有树，城市的嘈杂声传不到耳朵里。这里的设施虽然比不上钓鱼台，但还是副总理级待遇。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按规定给爷爷配备了电话、电视和两辆小汽车，还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些日子，爷爷说：“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他把高级厨师打发走后，把年轻时与他一起吃糠饼的一位昔阳弟兄叫来，为他做些拉面、抿曲等家乡饭。按规定应当再配一名服务员，可他拒绝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就我们几个一块儿过吧！”于是这个院子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世界。警卫班住在前院，后院的接待室和卧室供他用，其他房间由秘书、炊事员和司机住。
独门独院，人们来找他比以前方便多了。山西省的一些老同志到中央开会，经常来看望他；昔阳、大寨的一些熟人、亲友到北京办公事私事，也常来找他；老乡来了，他高兴地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吃，打听这，打听那，对家乡的事，非常关心。老乡走了，他又感到闷得慌。居住在北京的一些老同志喜欢吃他的炊事员做的山西拉面，也经常来家里。客人吃饭、喝茶、抽烟都是他管，这无疑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有时他去政治局、国务院开会，中午只能在外面吃饭，因此，到了月底，不是怀仁堂就是中南海的账单就到了：首长本月开支：某月某日，烟一盒，几角几分；某月某日，午饭一顿，多少多少。他看着这些账单说：“我就知道进了北京费钱！这还是家没往北京搬。要是一起来了北京，那麻烦可就大了。”
对挣钱不多的他来说，这些支出是不小的负担。一个月下来，他那几个钱常常是入不敷出。国务院有补助客饭的规定，工作人员想按规定为他申请一点客饭补助，他坚决不让，说：“我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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