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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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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热烈，不少刚被“解放”出来工作的老同志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但是，邓小平从一开始讲话，就受到江青的无理干扰，邓小平也理所当然地当场予以斥责。
大会十分热烈的气氛，令人动情的场面使邓小平也很激动。他面对台下一张张诚挚、热情的面孔说：“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会议。”江青插话：“内容不一样。”
邓小平没有瞅江青，他望着台下说：“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5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可见，邓小平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像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样，在纠正“左”的错误方面起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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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6）
邓小平在讲话中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农业。他语重心长地说，目前“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江青在一旁又冷着脸孔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邓小平也毫不客气也拦住话头说：“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其实，邓小平十分清楚，这哪是个别的现象啊。他接着说：“据20多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平均为124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块。……社员有的还倒欠债。”江青又抢着表态：“有些债要取消了。”邓小平这次朝江青看了一眼。说：“那是政策问题，中央要另行研究。”
“四川倒数第二这行吗？”江青不知深浅地又插邓小平的话：“八千万人口。”邓小平从心里不满江青的孤陋寡闻，他说：“九千多万？！”并把最后的“？”字咬得很响。
邓小平并非一味谈“大好形势”的讲话，令代表们大为震动，全场掌声不息。许多代表在他的讲话结束后站起来高举双手，表示赞同。
按会议程序，并没有安排江青发言，可她在邓小平讲话结束后却偏要讲话。她明知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是中央的决定，却一开口就指责各地“不重视农业”，“第一书记只来一个内蒙的尤太忠”。这时，邓小平有意提醒江青：“各省市是按中央通知办事，主管农业的书记来了就行。”
江青讲了几句关于农业的话，然后就扯到评论《水浒》的问题上。她大放厥词，说什么“学理论抓农业”，“《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开幕式刚一结束，她就提出要印发她的讲话，放她评《水浒》的录音。毛泽东得知江青的谈话内容后，立刻作了严厉的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江青企图借这次会议出风头，错误引导会议方向的做法及时得到了遏制。邓小平则在开幕式后，于当天就回到北京。邓小平曾两次视察大寨，给大寨人民留下深刻印象。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回忆：“我同他老人家曾三次见面，头一次是1973年，当时小平同志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中复出，陪外宾来到大寨。看了大寨人艰苦奋斗创造的业绩，他感慨地说：‘真不容易啊！’第二次是1975年，小平同志走上虎头山认真察看；第三次是1980年，小平同志在家中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给了我很多鼓励，临走时，小平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说，不要怕失败，要有勇气面对困难，挺起腰杆。这些次见面我终生难忘……”
20年后，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位代表谈起邓小平的讲话，仍感到振奋，说“大家反映非常好”，此时，“江青几次插话，干扰”。但是，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决心已定，对各种干扰毫不畏惧。9月27日、10月4日，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插话，进一步说明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问题。“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尽管全面整顿步履维艰，但取得的战绩却显著、辉煌。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创造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最高水平。党和人民衷心拥护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也欣慰异常，称赞不已。
外国人巴拉奇·代内什认为：邓小平不顺从“文化大革命”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无论怎样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勇士。有人说，邓小平组织的全面整顿这场斗争，唤醒了全国人民的空前觉醒，加速了“四人帮”走向灭亡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1975年的全面整顿，就没有1976年伟大的“四五运动”。它是后来党所进行的拨乱反正斗争的先导，为思想和组织方面拨乱反正作了重要准备。
我们说，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我们后来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一次大胆尝试。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改革的一些重要措施，在1975年就已经酝酿了。因此，邓小平自己讲：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改革也在1975年试验过一段时间，只不过当时的名称叫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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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1）
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
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问
尽管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众口皆碑，但“四人帮”又开始加紧了对他的围攻。这一次充当重要角色的是毛泽东的侄子，此时，他的身份是毛泽东的“联络员”。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四人帮”和“联络员”利用各种机会，连续不断地向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毛泽东吹风，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内心非常矛盾：他知道邓小平具有治国安邦的卓越才干，周恩来重病在身，此时更需要倚重邓小平，这是“四人帮”等远不能及的。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心理的天平难以平衡。于是，他让“联络员”同邓小平等面谈。
对“联络员”前来同自己谈全面整顿“错误”，邓小平委实感到奇怪。因为在前一天他同毛泽东交谈时，问及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方针、政策时，毛泽东还肯定说“对”。怎么一夜之间就变了呢？所以他没有认“错”，结果，“联络员”又添油加醋地向毛泽东告了状。这无疑使毛泽东不快。
但是，毛泽东本意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能够统一认识，来个“三七开”。对邓小平还是希望他“改正”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态度。于是，他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然而，邓小平并没有“悔过”之意，他委婉地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以，由我来写这个决议是不适宜的。”可想而知，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加剧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
紧接着，毛泽东在邓小平转来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给自己的来信上作了批示，并批评道：“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江青一伙利用这一机会煽风点火，挑起“教育革命大辩论”，开始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召开千人大会，公开提出“邓小平是刘冰的总后台，刘冰是邓小平在清华的代理人”。刹那间狂风大作，恶浪滚滚而来。
可是，邓小平“钢铁公司”硬劲未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针对“联络员”对全面整顿工作的诬蔑，义正词严地说：“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9号文件下发后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铮铮铁骨，铿锵语言，真可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鉴于很难再有效地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于11月中旬写信给毛泽东，表示从即日起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也不宜主持“打招呼”等准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会议。邓小平这种不甘屈服、不作妥协的抗争态度，导致了对他批评的升级。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错误地批评邓小平，并且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又一次地“靠边站”了。
这期间，毛泽东多次在谈话中讲到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走资派”问题、邓小平问题，一直到1976年1月。后来，“联络员”将这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进行整理，于1976年2月，以《毛主席重要指示》为题，作为“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由中央下发通知，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毛泽东这样说：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是阶级斗争嘛。”“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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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2）
很显然，毛泽东上述讲话，是在全力维护“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自认为在晚年做的一件大事，其重要性可以和创建新中国相提并论，所以，他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可以说是他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根本原因。
对邓小平，毛泽东也点了名：“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这些“最高指示”，在当时作用十分巨大，它不仅中断了邓小平组织的“全面整顿”工作，错误地否定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而且也决定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工作的结束。邓小平更加沉默寡言，每当黄昏日落之前，他仍在散步。他一圈一圈地走着，思索着……
1975年的冬天降临得非常突然并且寒气逼人。此时，邓小平的处境更加艰难。
1976年1月8日，是入冬以来人们感到最为寒冷的日子。忐忑不安的人们获知了一个噩耗：“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刹那间，日月失辉，草木含悲，大地哀号。人们相告泣不成声，欲言泪复垂。整个中国在寒风与哀乐中颤抖，偌大世界也因此而震惊。
8日傍晚，邓小平端坐在办公桌前给毛泽东写请示报告。周恩来在上午病逝后，中央政治局很快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为周恩来治丧的问题，商定了请示报告、讣告、治丧委员会名单等问题。
邓小平心情十分沉重，不很长的报告却写得很吃力。对邓小平写来的报告，毛泽东表示同意。
周恩来病逝的消息公布以后，举国哀悼，世界痛惜。兄弟党和不少国家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赶来北京参加丧礼，有的领导人已准备当晚乘专机前来。为此，中央政治局进行讨论，决定由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发布一个正式公告，并决定由邓小平等立即约见准备前来的国家的驻华大使，说明这一情况，请他们国家的代表团不要来京，等毛泽东批准公告后，再由外交部正式通知各国驻华使馆。1月9日下午，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上述情况，并将治丧委员会的正式公告送审。
1月12日，由邓小平宣读的追悼周恩来大会的悼词起草出来了，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审定，打好清样，送给毛泽东，请其审阅批示。毛泽东圈阅表示同意。
但是，“四人帮”阻挠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在叶剑英的支持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追悼大会。当人们从电视荧光屏和无线电广播中看到和听到邓小平及他的声音时，为他担忧的心情减轻了不少。然而，这也是他第二次被迫离开政坛前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更变本加厉地诬陷、迫害邓小平。他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攻击邓小平，并指使上海、辽宁等地大肆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与此同时，中央又积极筹备召开所谓“批邓打招呼会”。王洪文还准备在会上作长篇报告。报告中恶毒地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叶剑英等人是还乡团的分队长……”姚文元在审发的新华社内参稿件中，公然点名攻击叶剑英。
不久，经过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确定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第一号文件，通知全党。同时停止了邓小平担负的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改为“专管外事”。此后，中央又连续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即“批邓打招呼会”。几天后，“四人帮”又提出邓小平、叶剑英在1975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有错误，“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
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3）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包括首都广大人民群众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至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却极力压制群众的革命活动。
4月5日，人民长期蕴藏的怒火如岩浆一样迸发了！没有任何人组织、动员，上百万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自动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沉痛地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对此，“四人帮”一伙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江青诬蔑说：“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最大的“风源”，“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生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天安门上的那些人“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提出要打倒“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代表”、“黑后台”邓小平。不仅如此，“四人帮”还下令残酷地镇压了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
然而，令广大人民群众大惑不解的是，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却作出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更有甚者，“四人帮”大喊大叫坚持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只是由于毛泽东没有同意才作罢。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上述的决议是根据错误判断而作出的错误的决议。
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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