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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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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邓小平等在听取汇报时认为，在长久围困；攻敌薄弱之点；两翼钳击吴淞口断敌海上逃路，在市郊诱歼敌人这三个方案中，第三案最佳。这样暂不攻市区，使城市少受破坏，又断敌逃路。据此，上海战役第一阶段战斗主要在市郊吴淞、高桥展开。激战中，邓小平等又及时电示：攻沪作战，不要性急，应立于主动地位，作好充分准备。经10天激战，我军完全击破敌淞沪外围防御体系，迫敌主力出市区防御。转入第二阶段战斗时，邓小平等又提出由南向北，总攻市区，全歼守军的意见。5月23日夜，总攻上海市区的作战开始，我各路部队以“保民何惜血沾衣”的精神，严格执行不使用重武器射击规定，采取机动灵活战术，攻占市区要点。25日，策动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起义。至27日下午，完全解放上海。我军激战16天，以伤亡万人代价，歼灭上海守敌15万人。此后，邓小平又花很大精力进行教育接管干部，圆满完成接收上海的任务。至此，伟大的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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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5）
邓小平等领导发起的渡江战役，势如泰山压顶，攻如囊中取物，既未遭敌“半济而击”，又未使敌首尾相顾，最终大获全胜。邓小平当时就指明，此役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在军事上“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
我们仔细地回顾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如果把这四个战役按地划分为南线和北线的话，淮海和渡江战役是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胜利实施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南线作战的指挥权交给邓小平了。30多年后，邓小平也是这样说的。
南京解放了，邓小平与陈毅于1949年4月27日深夜渡过长江后，就住在蒋介石居住多年的南京总统府。上海解放了，邓小平与陈毅于6月进入上海，两家合住在一栋小楼里。有一天，两家人合拍了一张照片。
5月，邓小平来到北京，向党中央、毛泽东当面汇报3月份以来的工作。中共领袖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爱国团体，正在紧张地筹备着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建立。身为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于7月19日写信给在上海的华东局主要成员，转达了毛泽东的口头指示。主要内容为：新中国即将建立，帝国主义将采取各种方式直至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而我们要迅速占领全国，外交方面采取一边倒，内部政策上要强调自力更生。这样使我们的各项工作立于坚固基础上，“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8月4日，邓小平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作了报告，介绍了从渡江战役到解放上海的情况。例如渡江战役胜利的原因，军事占领后城市接管工作等等。
据邓小平子女介绍，在上海，他大病了一场，头痛得卧床难起，可见征战之辛苦！尽管如此，他还是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他和毛泽东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数十万军民，和全国人民群众，欢庆着人民胜利的伟大节日！不过，他深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军事斗争的结束。在西北，东南，西南，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苟延残喘。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授权他和刘伯承率二野进军西南。当年，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国民党曾经误判是要入川，现在，刘邓大军这柄利刃真的已经悄悄地指向了大西南，这一年，邓小平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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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1）
含饴弄孙。
对于邓小平来说，中共八大是他进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标志。他协助毛泽东总揽筹备工作全局，展示了他卓越的才干，他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邓小平说：……这一切为召开党的八次大会作了充分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中央认为，召开八次大会的时机完全成熟了。
1。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宣布了1956年下半年召开中共八大的决定。半年后，在举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仔细审阅了一遍，然后报请毛泽东最后定夺。很快地，毛泽东的批示转回到邓小平手中。内容为：“恩来同志阅，退小平办。我认为可以照这样去讲，只改了几个字。”
于是，10月初邓小平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了关于召开党的八大决议草案的说明。通过他言简意赅的说明，与会代表们对党的八大未能及时召开的原因、将要举行的八大主要议程、代表的选举及召开的时间等问题有了充分的了解。
邓小平告诉大家：1945年召开党的七大到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中间相隔十一年。1945年到1949年这四年，我们正处在疾风暴雨的革命战争中。1950年到1952年这两年，我们全神贯注于进行并完成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极为繁重、巨大的工作，并且进行了紧张的抗美援朝的斗争。
邓小平心里十分清楚：他来到中央工作后的当年年底（即1952年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就曾考虑过召开党的八大，并决定此前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3年下半年，党中央觉察了高饶反党活动的问题。经过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这个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很显然，高饶的分裂活动，延迟了党中央关于同全国人大同时举行八大的设想。
邓小平接着对与会代表们说：此后的两年中，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公布了宪法，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又通过了整党、建党、审查干部、总路线宣传、社会主义改造。所以，党中央认为，召开八大的时机完全成熟了。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代表们的共鸣。
在此前后，邓小平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大会筹备工作。从确定八大报告起草人员到大会议程，从安排大会发言到逐篇审阅发言稿，从讨论八大代表选举问题到代拟大会通知，关于八大的“大事小情”，他几乎都参与了。
2。八大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工作十分重要。1955年4月21日，邓小平将草拟上述报告的起草委员会名单报送毛泽东。根据毛泽东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批示，5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予以通过。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陈伯达、陆定一；修改党章及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有邓小平、###、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谭震林。上述两个起草委员会只有邓小平及胡乔木同时参加。作为大会的主要筹备人之一，邓小平还担负着大会及会议文件的宣传解释工作。
邓小平起草文件向来是简洁、明确。1956年8月15日他在北戴河代替中央起草下发的通知：（一）八次大会定于9月15日开幕。（二）现决定9月1日到9月14日，举行八大的预备会议。（三）请你们通知各代表务于8月31日以前到达北京，向中央办公厅报到。（四）中央决定各地区和各单位所选出的候补代表，一律列席八次大会，请通知他们同时到达北京。大会举行前3天邓小平还审定了会议规则：（一）大会会议每日下午2时开会，7时休会。（二）大会发言先向主席团报名，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20分钟，但是个别的发言时间，在得到执行主席的同意之后，可以超过20分钟。（三）通过大会决议的时候，用举手方式，分赞成和反对两次表决。（四）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时候，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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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2）
8月22日下午5时，中南海勤政殿，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在这里召开。毛泽东等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103人来到会场。会议开始，邓小平就八大的六个文件有关问题作了说明。他认为，八大议题和安排发言，应该突出八大讨论经济建设的主题。他说：“像工业方面，除了一些比较带系统性的发言外，还要组织那么二十几篇稿子，这样才表现出会议是在讨论建设这个重点，只那么两三个人发言，谈搞计划、搞建设，大会里面的空气不多，那也不好。”
毛泽东赞许的目光从邓小平身上移开，转向大家，他强调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他略为停顿一下又讲：“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真可谓重点突出。
3。中南海内的西楼，是中央办公的地点之一。1956年3月23日，邓小平在参加苏共二十大返回北京后，在这里主持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八大代表选举等问题。1个月以后，他又在同一地点——西楼会议室召开中央秘书长会议，具体讨论出席八大代表的名单。关于中央一级机关出席八大代表候选人问题的讨论，是在5月份进行的。11日、12日、18日，邓小平连续主持秘书长会议，讨论商定这个问题。12日下午，他还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专门讲解这一问题。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讨论了这个问题。
值得提出的是，为使王明能够参加八大，邓小平也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7月31日，他在北戴河为中央起草了一封给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的信。信中通知他：党的八大已经定于9月15日举行，王明将作为北京市选出的代表，如果身体健康条件许可，中央希望他能出席大会。王明没有答复。8月6日，邓小平又为中央拟定了给正在苏联访问的李富春的电报稿，请李去看望王明，告诉他召开八大的会期（9月1日起开预备会议），询问他身体状况及可否参加八大；如果因健康关系不能出席，请问他可否对大会提出书面意见。
这次，王明不得不表态了。姗姗来迟的9月8日复电，很快地转到了邓小平的手里。复电为：“自八月七日接到中央盼我在健康条件许可下能出席八大电示后，我个人及医疗、护理方面曾作了更多的努力，但至今身体病况仍不许可我有回国参加八大学习的可能，乃不得不以深沉的愧歉心情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专电请假。”根据毛泽东“此件可印发各代表”的批语，邓小平将王明的复电印发给出席八大的各位代表。尽管王明未能参加八大，党中央还是本着团结犯错误同志的态度，和七大一样，选举他为八大中央委员。10年以后，邓小平在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两次谈话中又提到这件事，他说：“例如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还有王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选他还要考虑，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
在邓小平协助毛泽东主持下的八大筹备工作，紧张繁忙而又发扬民主。据参加从筹备到召开的李雪峰同志40年后的回忆，当时“中央很注意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走群众路线。筹备工作最早是提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由邓小平和一些老同志负责。先从六个大区和军队的领导同志中选，大家可以随便提，提了约400人，比较全面”。
邓小平说：先提大势，先提方针性的意见。但有些文件，像党章，就不那么好提大势了，必须是哪一个字要改，就改哪一个。
1。 1956年9月16日下午2点，全国政协礼堂内非常肃静，当大会执行主席宣布邓小平同志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健步走到装有6个麦克风的发言台前，戴上眼镜，开始作报告。当时的新华社讯这样报道：“邓小平的报告长两万九千多字，共历时两小时又十五分钟。他的报告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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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3）
根据史料记载，从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1955年5月12日成立时起，邓小平就以很大的精力主持这项工作。10月20日，邓小平收到了党章第一次修改稿。看到此稿共分10章78条，只有条文部分，党纲部分注明“暂缺”。随后，他批示将此件印发政治局委员和起草小组，并告经办人，“印后送我三份，原稿退我”。
关于党章的修改工作，大致集中在1956年的4、5两个月。4月2日上午9时，邓小平来到会场，看到修改党章委员会成员们都到齐了，便宣布开会讨论党章初稿。与会者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发言却很热烈，字斟句酌，畅所欲言，一直进行到12时15分才休会。8天以后，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章第二次修改稿。这一稿中吸收了政治局委员和修改党章委员会关于初稿的修改意见，还补写了总纲部分。
对党章第二稿的修改工作，邓小平抓得更紧，以下是他主持修改党章委员会讨论党章修改意见的日期：4月13日、4月20日、4月25日至28日，5月3日至5日、5月14日、5月19日，两个月中有11天，还不包括毛泽东、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讨论党章的两次会议，不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介绍党章修改情况的两次会议。
当年参加过党章修改的老同志回忆：“党章修改工作是很费力的，大家反复进行认真的讨论，字斟句酌，同志们思想上没有顾虑，畅所欲言，可以提出任何意见，气氛很活跃。”根据现存的材料看，党章草案修改本多达50多份。不过总的说来，党章修改工作比较顺利。毛泽东对邓小平主持的这项工作是满意的。
1956年8月22日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八大文件修改方针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接着，他又说，修改时要先提大势，先提方针性的意见。”该邓小平讲话了，他看了看毛泽东，又看看大家说：“刚才主席讲了，先提大势，先提方针性的意见。但有些文件，像党章，就不那么好提大势了，必须是哪一个字要改，就改哪一个，凡有意见的都在这个本子上批。”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插话补充道：“不仅是大势，也包括细节、文字。”
对修改党章工作，邓小平确实连细节都注意到了。党章修改稿印出来以后，他受中央委托，起草《关于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他坐在办公桌前，想起了毛泽东讲过的话：“###章应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比如，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大家讨论。另外，是否可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常任代表，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五年一任，也请大家讨论。”邓小平感到，应当把毛泽东的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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