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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非常之路-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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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这时张发奎、黄琪翔与李济深、黄绍（第八路军总指挥）争夺广东政权的闹剧愈演愈烈。
叶剑英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找到张发奎，建议在李济深去上海的机会，即动手解除其部队的武装。
11月16日，李济深刚刚离开香港的第二天，黄琪翔在叶剑英协助下，动用教导团的兵力，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的政变，捣毁了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和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清党委员会等据点。
黄绍非常痛恨在背后出谋划策的叶剑英，曾两次派人暗杀他未遂。
在驱逐李、黄的战斗中，教导团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和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并秘密地准备了部分工人纠察队，从而分化和削弱了反革命力量，壮大了革命武装，为广州起义加强了武装实力。
中共中央及时地作出了《对广东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
这时，李济深、黄绍并不甘心失败，正在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夹击广州。
叶剑英再次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说服张发奎，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四军主力西征，进击黄绍等部；张发奎交代由叶剑英全权处理广州防务，指挥留下的教导团、警卫团等少数部队，固守城防。
这样，叶剑英“一箭双雕”：一方面抵挡了李、黄的反击；另方面，实现了“调虎离山”之计，调走了张、黄军主力，为广州起义创造了条件。
但是，要发动广州城大规模的起义，只靠教导团一个团的兵力是不够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强起义的武装力量。
黄锦辉与叶剑英商量要设法扩充第四军警卫团。
为了改造和扩大这个团，叶剑英面见张发奎，以广州城防空虚为由，要求迅速扩编。
叶剑英想方设法，推荐梁秉枢任团长，又安排张诗教、陶剑寒（即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的主要领导职务，并将300名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三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
各连军官也大都由教导团抽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
叶剑英将警卫团的组建情况及时报告了广东省军委，得到了军委的批准。
关于警卫团，还有一段插曲。
全中国解放后，在广州公社纪念馆陈列史料中，曾把该团列为“反动军队”。
梁秉枢、张诗教、施恕之给叶剑英元帅写报告，请求纠正。
1957年7月1日，叶剑英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广州暴动当时的警卫团系由参加暴动的工人、国民党军队两个军的教导营（警卫营）组成的，并非反动军。
如果公社图表史料上把警卫团列到反动军队，这是错误的。”
在广州起义前，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拟制初步的起义行动计划，秘密地准备了教导团、警卫团两个“姐妹团”的革命武装力量，还与其他国民党军中倾向革命的老朋友李明、李洁之等保持联系，以备策应起义之用。
11月26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州，当晚召开省常委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广州举行暴动，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首的起义领导机构。
张太雷多次召集教导团、警卫团和工人赤卫队骨干分子、积极分子举行秘密会议，具体商议起义的时间、部署问题。
叶剑英由于当时的公开身份，不便于参加党的这些会议，但是，他坚决拥护党的决定，并且根据党的指示，进一步巩固和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
就在即将发动起义的关键时刻，国民党特务得到情报，并传到汪精卫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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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二篇（11）
汪得知后，连夜派其妻陈璧君回粤面告张发奎要立即镇压暴动，并于12月9日，连发三电给陈公博和张发奎等，要他们火速解散教导团，查封工人赤卫队总部。
尽管叶剑英极力做张发奎、黄琪翔的工作，缓和局势，但张发奎还是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做出了屠杀广州的革命分子的决议，并密调黄琪翔部队从西江前线赶回广州，策划镇压即将举行的广州暴动。
刚刚点起的广州暴动火焰，眼看就有被敌人扑灭的危险，情况十分危急。
叶剑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面见张发奎进行“辟谣”，稳住敌人，同时利用其特殊身份保护和营救一批被捕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
他在稳住敌人的同时，将所获敌人有关镇压起义的部署、动向，随时报告党组织，暗地里通知教导团做好准备，告诫官兵提高警惕。
根据叶剑英和其他方面提供的情报，起义决定提前举行，因周恩来不能来粤，中央最后指派叶挺从香港前来广州负责军事总指挥。
由于起义时间临时变更，叶挺在12月10日，起义前夕从香港仓促起程，当晚到达广州，未来得及吃饭，即投入了紧张的起义战斗的部署工作。
11日凌晨3时30分，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
震惊中外的南方第一大城市的广州起义宣告开始了！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的革命官兵高举红旗，分成几路，投入了市内的战斗。
潜伏在市内各地的三千余名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向着各个指定的目标发起勇猛攻击。
顷刻之间，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迅速攻占了最坚固的反动堡垒公安局。
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在这里宣告正式成立。
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叶剑英协助总指挥叶挺等在总指挥部里共同指挥战斗。
第四军军部等据点的敌人仍在顽抗。
叶剑英走出总指挥部，来到维新路指挥教导团士兵布防，又到文德路城隍庙门口亲自指挥炮兵向敌人射击。
国民党反动派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支持下，加紧调兵遣将。
逃到珠江南岸的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匆匆忙忙登上一艘军舰，到肇庆和江门等地调回部队，大举反扑，进行合围。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总指挥部先后召集两次紧急会议，分析形势，讨论下一步部署。
在会上，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认为起义虽然暂时取得胜利，但敌众我寡，孤立无援，不宜坚守广州，一再建议将革命队伍拉出去，转移到农村，与彭湃的农军会合，或去粤北找朱德部队。
但是，均遭到军事顾问诺伊曼和其他起义领导人的反对，未被采纳。
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拎着子弹袋，在长堤第一线巡视布防，指挥战斗。
他还利用战斗空隙去探视伤员，察看俘虏。
这时，到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的张太雷，在返回途中，不幸中弹牺牲。
叶剑英满怀悲痛，继续指挥战斗。
敌军向观音山发动猛攻。
叶挺、叶剑英命令部队火速前往观音山，坚决守住阵地。
但是，由于起义军兵力不济，敌溃而复聚，酣战竟日，难以取胜。
黄昏后，为了取得友军支援，叶剑英几费周折，找到司机罗炳等，开汽车去东江联络彭湃的农军，但因罗炳中途病倒，没有完成任务。
形势急剧逆转。
12日晚，总指挥部被迫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
这次被喻为“广州巴黎公社”的英勇起义，终致失败。
广州起义是中国工农兵在南方大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大胆尝试，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同志在纪念叶剑英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叶剑英同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建立了光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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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二篇（12）
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坚定机敏地策应南昌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参加领导广州起义。
这两次起义和秋收起义，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夜半枪声连角起，广州工农兵起义。
红旗飘上越王台，君是当年好战士。
广州起义30年之后，叶剑英为安徽籍烈士张子珍墓碑题写了这首诗，并发表在纪念起义30周年的《南方日报》等报刊上。
这首诗高度赞扬了这次伟大起义的革命壮举，同时也高度赞扬了革命烈士的英雄行为。
又过30年，叶剑英同志逝世后，他的灵骨也安葬在广州烈士陵园，与他当年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
“君是当年好战士”，这既是写给张子珍烈士的赞词，也是对起义英雄群像的颂歌，激励后人踏着英烈足迹向前。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叶剑英这位当年广州起义的好战士。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1）
在中央苏区多次被“围剿”和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紧要关头，叶剑英身处逆境，毫无畏惧，勇敢机智地进行斗争，为党立了大功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潜移香港，转道苏联学习回国，于1931年4月由上海辗转到达中央苏区。
正赶上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叶剑英被委派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处在反“围剿”斗争的第一线。
他拜毛泽东为师，边学习边参与指挥作战。
不久，红军以三万兵力，在十五天内，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
叶剑英在总司令部里，认真学习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作战的艺术，同时注意调查研究，掌握敌情我情，逐步取得了运筹指挥的发言权。
当年7月至9月，中央苏区军民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
两次反“围剿”战役的伟大胜利，使叶剑英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在红都瑞金成立，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长（即总参谋长）。
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长以后，一方面继续协助朱德等人指挥作战，同时，以大量精力，抓紧进行司令部机关的建设。
调整机构，起草条令，确立制度，使之逐步走上正规化，成为灵通精干的统帅机关。
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他下令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主力，准备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
叶剑英积极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组织指挥苏区军民，积极进行反击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作战。
7月初，他参与部署红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向江西“进剿”的国民党军粤军部队的气焰，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
8月，他根据苏区中央局确定红军向北作战行动决定，领导参谋人员制定了先打乐安，再攻宜黄的作战计划。
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攻克乐安、宜黄，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异常残酷紧张的反“围剿”作战期间，处在逆境中的叶剑英始终保持紧张乐观的情绪，勤于侦察，精于运筹，不避艰险，深入前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高度赞扬。
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叶参座”。
一、在反“围剿”战役失利的境遇中，能上能下，战斗不息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进行之际，中国革命内部出现一股逆流。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
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和指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所谓“反倾向的斗争”，激烈地批评和指责毛泽东过去坚持的正确方针政策，提出“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
会后，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制造借口，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名，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因为叶剑英支持毛泽东的路线和主张，便同他一起回到后方，从此又一次走入党内斗争的逆境之中。
叶剑英在回后方的路上，与毛泽东边走边谈，抒发心中不平之气。
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又电示苏区中央局，正式调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这时，为了粉碎蒋介石第四次“围剿”，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央苏区划分为东北、东南和赣江三个战区。
各区设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该区内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作战行动。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三篇（2）
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的叶剑英，于11月10日又兼任了东南战区的总指挥兼政委。
他在逆境中挑起两副重担：在领导红校教育训练的同时，指挥东南战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反击敌人的“围剿”。
11月中旬，叶剑英亲赴闽西，与福建军区纵队研究迎击敌人“围剿”的战略部署，决定在闽西、赣南广泛建立有武装、有阵地、有群众的红色据点，争取把漳坪、永安、建宁、泰宁等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同时还决定，抽调部分工农干部骨干，经过军区训练后，派往白区，加强白区游击队和白军中士兵工作。
他根据军委部署，指挥东南战区军民，积极开展袭敌、扰敌活动，向进犯清流、连城、龙岩之敌发起进攻，给敌以沉重打击。
叶剑英率部在东南前线开展防御作战并在兵员、物力等方面积极支援主力红军，对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敌人的“围剿”固然对中央根据地是个极大的威胁，但是更大的困难和危机却来自革命内部。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等先后到达瑞金。
其后，共产国际派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李德亦到达中央苏区，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领导权。
蒋介石从1933年5月开始，又调集五十万兵力，策划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9月25日，蒋介石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头作战之际，组织兵力大举进攻，直逼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在根据地外战胜敌人，多次下令构筑防御工事，“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阵地防御。
当时兼任建宁警备区、闽赣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虽然对此有不同意见，但囿于组织纪律，也只好奉命组织闽赣军区和建宁警备区所属单位，构筑防御工事，建设作战基地。
他召开作战会议，领导各部队积极扩大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部署红军主力肃清建宁、安远、梅口三区内的地主武装大刀会、保卫团等，打通建宁通往宁化的道路，保障兵站、医院的交通安全。
他夜以继日，调动各方面力量，指挥战斗。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努力，建宁、安远、均口、依口、官仓、梅口、鱼潭等地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并进行了分田活动。
作为战区司令员的叶剑英，不仅负责前线指挥，还要照顾后方供应。
他发动群众筹粮，在北线存米520多担，谷1170担，南线存粮5200多担，保障了主力红军的粮食供应。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叶剑英还组织福建军区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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