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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非常之路-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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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不久，江青一伙竟公然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街81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
甚至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
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
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叶剑英，必欲打倒而后快。
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什么“兵变”、“政变”、“逆流”、“冲击事件”等等谣言，恶毒攻击叶剑英等元帅和高级将领；还组织人员专门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诬蔑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
后来毛泽东知道了，亲自批示这是“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他们才被迫收敛。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叶剑英在被打成“二月逆流”骨干的日子里，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对党对人民怀着无限希望和信心。
在遭难的关键时刻，每次都是周恩来保护他过关，作叶剑英的“挡风墙”（当然，有时毛泽东也出面解脱）。
当周恩来得知有人迫害叶剑英，造谣他身边有“特嫌”，进行“抄家”时，非常生气，严厉批评并制止“造反派”胡作非为！自从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帅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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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5）
叶剑英因毛泽东一再保护，未被明令取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
他忍辱负重，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林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
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
一次国防科委几十名“造反派”要“炮轰”聂荣臻元帅，情况危急。
聂帅交代秘书周均伦去找叶帅。
叶剑英亲切接待他。
不久，让他转告聂帅，已向毛泽东同志报告过，毛主席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请他放心。
后来叶剑英又将此事报告周恩来，周总理批评七机部“九一六”群众组织“炮轰”聂荣臻是错误的，要立即停止。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叶剑英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徐帅的住处，要他先理个发，作出席招待会的准备。
当时他的意思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作斗争。
后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朱德和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招待会，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喜形于色，庆幸不已。
为了保护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遭到冲击的领导，叶剑英分别把处境十分困难的一些同志接到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等地方加以保护，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十一、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岗位，仍然全神贯注天下大事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形势更为严峻。
这一年3月22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称：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所任职务，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首先讲话，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和对他们的处理决定。
第二天，毛泽东、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
毛泽东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
于是，成立“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黄永胜一伙有意刁难叶剑英，实行“三不”：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
林彪、江青等对被打成“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的迫害有增无减。
10月下旬，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在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分组会上组织围攻参加过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并无端指责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贯右倾”。
在17日第一小组会上，康生强加给所谓“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
江青则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
黄永胜、吴法宪污蔑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黑司令”。
林彪在20日的全会上，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针对林彪、江青等的诬陷，周恩来极力给“二月逆流”平反。
他抓住一切机会和场合，为叶剑英等开脱、平反制造舆论。
但叶剑英仍未走出逆境。
1968年底，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
1969年春节，毛泽东找几位元帅谈话，要他们到工厂去蹲点，作调查。
。。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6）
叶剑英被指定去新华印刷厂。
叶剑英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二里沟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同陈云、谭启龙一起学习劳动，他被分配到装订车间，一面参加劳动，一面接触工人搞调查研究。
在车间里，他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工人群众中间，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尽自己最大努力干些体力活，同时参加车间的批判会、讨论会，虚心向工人学习。
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还在厂里的安排下，到别的车间去参观，详细了解生产的每道工序，并同工人们座谈劳动经验体会，支持革新创造，关心群众疾苦。
厂里的干部和工人知道他是军队元帅和中央领导人，七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就主动照顾他，劝他多休息，单独开伙吃饭。
但他都婉言谢绝，一再表示，自己是来学习的。
工人们很感动，普遍反映，叶老帅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和他们心连心。
大家亲切地叫他“老叶”，愿意接近他，同他说心里话。
周恩来对他关怀备至，经常打电话询问，还特意派杨德中几次去看望他，并带话，嘱咐千万注意身体。
叶剑英专门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报告，汇报自己在工厂锻炼学习的体会。
“报告”中，赞扬工人“心地光明纯洁，这和一些长期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老在上层建筑中生活的人们比较起来，差距太大”，谦虚地表示自己“落后了，要赶上去。”
这一时期，叶剑英虽然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工作岗位，但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极为关注。
每天都坚持看“惟一的文件”《参考消息》。
3月初，他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
3月18日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有关国际问题的7条具体建议。
3月下旬，鉴于苏联军队悍然入侵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他同其他几位元帅一起多次讨论了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并根据讨论的意见，由他负责整理了一份题为《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于3月29日上呈毛泽东主席。
“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周恩来对叶剑英等几位元帅的报告极为重视，一直关心他们的处境，想方设法，把他们从困境和逆境中解脱出来。
党的九大召开前夕，他积极活动，做了许多工作。
在讨论九大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向毛泽东提议，老同志坐在前头，得到赞同。
4月1日，又致信毛泽东再次提出包括叶剑英等在内的老同志参加会议主席团和座位方案。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坚决反对，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
叶剑英在会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加强战备的意见，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争取时间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准备打败敢于来犯的任何敌人。
而林彪、江青一伙则鼓吹“中心转移论”，强调军队要“突出政治”，对叶剑英继续进行围攻。
但是，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却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保护，得到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和爱戴。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叶剑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九大以后，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接受周恩来总理交代的任务，正式成立国际问题研究小组。
周恩来交待陈毅、叶剑英等几位元帅说，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
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7）
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
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等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
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
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
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
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老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再转报毛主席。
之后，根据周恩来意见，外交部选派熊向晖、姚广二人参加“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协助陈毅等工作。
6月2日，周恩来在陈毅6月1日关于“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情况的报告上批注，强调毛泽东交给他们的三项任务：（一）到工厂、学校、公社去蹲点；（二）对国际形势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三）对国防问题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
从6月7日开始，几位元帅多次在中南海武成殿聚会，在陈毅主持下，多次全面深入地讨论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
在会上，叶剑英作了几次很有见地的发言。
他在发言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强调要利用美国、苏联和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尽快打开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恢复中美会谈。
他说，现在美国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联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联接管“真空”。
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的新动向……后来由参加会议作记录的熊向晖等根据元帅们讨论的情况，整理成一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于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上送周恩来总理转呈毛泽东主席。
在这份报告中，四位元帅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全面地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着重对苏美矛盾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并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
“报告”全面地勾画了国际战略新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局面提供了依据，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重大战略决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十二、流放湖南怀屈原，“一读骚经一肃然”
1969年10月，中央向全国发布了战备命令。
10月17日，林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略状态。
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林彪的“紧急指示”。
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干部及其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
年老多病的叶剑英也不例外。
他被下放到长沙。
当时他已是七十二岁高龄的老人，因为他的子女那时多数被抓进监狱，有的被下放劳动改造或远在边疆服役，去湖南只跟两名随行人员，没有一个亲人同往。
他在湖南历时十个月，辗转于长沙、岳阳、湘潭等地，受尽林彪及其追随者的冷遇刁难，过着孤独、寂寞和疾病折磨的生活。
叶剑英到湖南之前，周总理亲自给当地领导人交代说：叶剑英同志去湖南要搞些调查研究，尽量照顾好他的生活。
但是林彪一伙从军队系统却交待：要对叶剑英保持距离。
当时叶剑英还没有摘掉“老机”的帽子，还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咧！湖南省领导人听说来了“老机”，格外小心谨慎，有的不敢打照面，有的装作不知，有的躲躲闪闪，更有个别人奉林彪一伙的旨意，暗中加以监视和迫害。
但是，有些领导和干部出于对老帅的热爱，硬是不理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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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8）
他们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对叶剑英元帅一如既往，关心备至，想方设法，在生活上予以照顾。
当时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同省委接待处长肖根生和四十七军政治部保卫处副处长赵福和商量，决定抽调警卫排的排长胡家虎给叶帅当专职警卫员，并确定由赵福和具体负责叶帅的安全保卫和生活安排。
胡家虎原来是四十七军炮团的排长，这次被抽到叶帅身边工作，十分高兴。
据他回忆，那时湖南，已是深秋。
叶帅突然从干燥的北京到阴冷潮湿的南方，很不适应，时常患感冒，并反复引起肺部感染。
当地领导不重视，医院也没有好药，他的病久治不愈，身体状况日渐衰弱。
一天，当地领导决定让他从长沙搬到湘潭去住，并让工作人员通知他立即搬走。
祸不单行。
就在这时，突然得知，因受他牵连远在上海被下放到某农场劳动改造的二儿子，在劳动中，不慎一只手被机器卷了进去，尚未脱离危险。
因当地医疗条件差，准备送往大医院抢救。
叶剑英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很难过。
他要求晚走一天，在长沙进一步了解儿子的抢救情况，都没有获准。
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很强的人，虽然心里不痛快，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搬出长沙“蓉园”，转移到湘潭。
事后才知道，当时将他紧急从长沙赶往湘潭，是因为毛主席要来长沙要住“蓉园”。
叶剑英听到这个情况很伤心，说：“让我离开长沙，主席一定不知道，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会让我走。”
事实的确是如此，过去在延安时，他随时可以到毛泽东那里去，而且临来之前，周总理告诉他，让他来湖南是主席的意思。
主席说：“剑英去湖南，打起仗来可南可北。”
但是，有人封锁毛泽东，他根本不知道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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