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非常之路-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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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由萧离、刘仲明、白寿康等组成，下设牡丹川办事处及富川办事处、川口办事处，主要工作对象是东北军的六三一团、六六团、六八五团等。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四篇（4）
叶剑英要求对所工作的对象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仅了解部队的番号、位置、主官、历史、特点、一般来往电报，同时还要了解其官兵个人的履历、政治表现、嗜好、个性等情况，并设法接近和亲近他们，争取进行面谈；在东北军中积极发展党的组织，要求举行入党仪式等程序，郑重履行入党手续。
　　叶剑英还亲笔书写了党员宣誓词交给安塞和延安两工委负责人，以便在发展###员时使用。
　　为此，加派三个干部去延安周围的东北军6个团工作，并派边章伍去县工委帮助工作。
　　这次会议以后，叶剑英把领导的重点放在争取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工作上，又将该军第一七师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一七师先驻防于安塞附近，后移驻延安地区。
　　师长叫刘翰东。
　　安塞工委对刘师长及该师六三团一名叫陶翊周的营长做了大量工作，并发展陶翊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陶入党后，叶剑英不时地穿着东北军的服装，出入该营防区，去做该营官兵的工作。
　　一七师移驻延安后，叶剑英于8月22日单骑赴陶营，与陶会面。
　　不巧，陶进延安城去了，没有见着。
　　第二天，叶剑英派刘仲明去陶营，并给陶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亲笔信：决定陶翊周同志为一七师党委书记，王昌奎、李朴玉两同志为委员，负责指导一七师行动，负责指导并帮助你们进行党的工作。
　　党对陶翊周及王、李两同志极倚重，望积极无畏的为党工作。
　　陶翊周见信后，遂将刘仲明安插到该营工作，随部队行动。
　　叶剑英在争取陶营的同时，还亲自做刘翰东的工作。
　　刘翰东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要求抗日的将领。
　　叶剑英派党在东北军的联络员与他秘密接触，发展关系，以后又亲自与他交谈，做他的工作。
　　8月20日，叶剑英和边章伍二人身着东北军军装，到延安城外十里处与刘会面，并如数交还该师士兵投诚红军时携来的枪支。
　　刘翰东很感激，当场商定了双方交换枪支弹药的具体办法。
　　22日夜，刘翰东派副官到离延安城二十里外的河庄坪，给红军送来15000发子弹。
　　叶剑英亲自带兵去接收，并以机枪回送。
　　通过多次交往，刘翰东加深了对红军的了解和信任，同意我方派人去六二一团开展活动。
　　叶剑英与该团代理团长周振互通信件，建立了关系。
　　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在一七师一些部队中建立起了中###的组织。
　　叶剑英还派刘培植到一五师做刘多荃师长的工作，也获得成功。
　　东线工委在叶剑英主持下，还开办了杨家沟、枣园两个市场，发展集市贸易，恢复“红白通商”。
　　当时东北军驻防陕北，人地两生，交通不便，粮草紧张，蒋介石对他排斥的“杂牌军”又不及时供应军饷，导致东北军部队生活供给发生不少困难。
　　为此，东线工委特开设贸易市场，允许东北军官兵来市场购物，或到苏区采办货物，帮助他们解决粮食、肉食、马料等物资匮乏问题。
　　在市场上，我党工作人员主动与东北军官兵接触，向他们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
　　彼此之间思想感情进一步得到交流。
　　叶剑英还请周恩来派人民剧社到安塞市场演出。
　　吸引了大批东北军的士兵和群众争相观看。
　　当东北军官兵看到剧社演的《亡国恨》这幕悲剧时，许多人当场流下热泪，泣不成声。
　　剧社共演出6场，场场爆满。
　　团长危拱之和演员及工委人员借演出之机与东北军官兵谈话，并散发《打回老家去》等宣传品。
　　东北军官兵不顾国民党政训处人员的破坏，坚持看戏联欢，效果极好。
　　对于东北军中的右翼顽固分子、亲蒋的政训处人员，以及反动保甲人员，叶剑英指示安塞、延安两县工委采取发动群众给以打击和严惩。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四篇（5）
叶剑英在工作中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请示报告，发出了大量电文和书信。
　　有时一日数封，报告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工作的情形。
　　信中大自方针策略，小至遣员购物，都一一陈述，不厌其详。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满腔热忱。
　　8月下旬，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调往延安。
　　为了打通与杨部的关系，做好该军的工作，叶剑英8月18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提出与东北军大体一致又有区别的工作原则和具体办法，并抽出一部分干部进行训练，传授对做东北军工作经验，专门研究如何做好十七路军的工作。
　　为了开展对十七路军的工作，叶剑英还同边章伍、王立人、吕继才等同志进到延安城，分别活动，利用东北军的关系，与杨虎城部进行沟通，动员他们共同抗日。
　　在叶剑英直接领导下，东线工委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和党的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不仅停止了敌对行动，而且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送礼品，使原来的“敌军”变成了“友好的邻居”，为西北地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新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亲历西安险境，秘做张学良“贵客”
　　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步步进逼。
　　蒋介石继续顽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敌人一味妥协退让，而对人民加紧镇压，扩大###反人民的内战，企图消灭爱国进步力量，实行独裁统治。
　　张学良、杨虎城和其他爱国将领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的做法日益不满。
　　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蒋介石置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抗日要求于不顾，反而强迫他们向陕甘根据地进攻，限期“剿灭”红军。
　　张、杨两将军此时继续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刘鼎等保持频繁的接触和会谈。
　　1936年7月，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密谈，磋商建立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共联合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
　　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提出的派党和红军的高级代表去西安共商抗日大计的要求，决定派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叶剑英受命后，经过一段准备，于8月底9月初，同汪锋、潘汉年、边章伍、彭雪枫、刘克东等十多人从保安动身去西安。
　　为了安全和保密需要，他们一行进入白区前，化装为从西北考察后返回南京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谈判代表团。
　　根据每个人的身材、形象，分别打扮成团长、参谋、士兵模样。
　　叶剑英扮成马夫，大家觉得惊险又好笑。
　　有人说：“这不是演戏吗？”叶剑英严肃地说：“这不是演戏，这是###的需要。
　　如果把这看成是演戏，那这戏一定要演好，装啥像啥。
　　如果演不好，露出马脚，不仅完不成任务，还可能有生命危险！”一路上，大家按照叶剑英的吩咐办事，遵守纪律，巧于应付，度过一道道关卡，在事先约定的地点和东北军的“内线”接上了头，赶往西安。
　　叶剑英一行到了西安，受到特务的威胁，环境极其险恶。
　　当时，蒋介石派的特务、宪兵遍布西安城，活动十分猖獗。
　　叶剑英的到来受到张学良的热情欢迎和款待。
　　为了安全，他安排叶剑英住在自己的亲信、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并多次叮嘱孙：来人身系重任，无事不准打扰，要绝对保证安全，并提供一切方便。
　　孙铭九家距张学良的公馆不远，在金家巷的前面，是个小四合院。
　　孙铭九安排叶剑英住进西厢房以后，特意叮嘱妻子和警卫人员：这位先生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要细心照顾，悉听尊便，绝对保密，保证安全，不准外人到这个房子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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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四篇（6）
叶剑英住在孙家，深居简出，谦虚谨慎，没有半点架子。
　　孙的妻子后来知道了叶剑英的真实身份，想到他每天生活是那样简朴，深有感触地对孙铭九说：“这样的人，在东北军中从未见到过！”叶剑英多次秘密到张学良公馆与其会谈，就联蒋抗日，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作战，整顿改造部队等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
　　在商谈中，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交代，向张学良提出借款和解决一万套棉衣的要求。
　　张学良爽快应允，很快就给中共中央送去5万元银元，给红军分批转送去御寒冬衣。
　　叶剑英在西安还帮助张学良改进东北军的政训工作，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并通过各种途径调整关系，缓和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以应付复杂局势。
　　由于党和叶剑英在西安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东北军的实力地位得到加强。
　　西北地区初步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叶剑英在西安期间，还直接间接地与国民党代表秘密接触和谈判，经常与党外各界友好人士秘密联系，了解政治、军事动向，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各方面的工作，处理各种问题，并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
　　他将了解到的有关敌情，在向中央报告的同时，特意通报给红四方面军，供他们参考。
　　叶剑英在西安工作范围极其广泛，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的，非常紧张。
　　经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找人谈话，汇总情况，起草报告。
　　西安城内特务如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危险。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叶剑英随时可能遭难，但他总是镇定自若，倒是张学良常常提心吊胆，对他的安全放心不下。
　　有一次，叶剑英到市里的一家澡堂洗澡，洗完澡还到饭馆吃了一餐饭。
　　张学良知道后，告诫他说：“叶先生，你不要老跑啊！你在澡堂洗澡，公开露面，要是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发现，就麻烦了，那我要负责的！”叶剑英感谢张学良的忠告，从此以后更加谨慎，一般不去公共场合露面了。
　　但为了工作需要，他还是不能完全闭门索居，有时还要出入中共地下党和红军的其他秘密联络点。
　　有一次，他事先约好到东北军六十七军空军前哨站站长王政家里（红军联络点）去谈工作，恰好刘鼎也去他家。
　　刘鼎走近王家附近的吉祥巷，发现周围站着很多警察、宪兵堵住路口，感到情况异常，便回头急奔孙铭九家。
　　当孙告刘，叶剑英在王家时，刘大惊失色。
　　他们紧急商量后，由孙铭九带着十几名士兵，坐着汽车，冲进王政住处，以“搜查”为名把叶剑英“抢走”了。
　　叶剑英脱险后，谈笑自如，若无其事。
　　五、战火一触即发，急回保安复命
　　1936年10月下旬，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胜利结束了历时两年的长征。
　　在蒋介石眼里，红军长征后剩下“残兵败将”，力量有限，此时“剿共”是大好时机。
　　他调集重兵，准备一举荡平陕北根据地。
　　10月22日，蒋介石亲率一大批军政要员飞到西安，分别召见张、杨谈话，宣布他大举“剿共”计划，部署东北军、十七路军立即做好一切准备，进攻陕北。
　　24日，蒋介石邀张学良等人一起登华山，再次召见张、杨，叫嚣在三个月之内把陕北红军全部消灭掉。
　　张、杨不同意蒋继续“剿共”，慷慨陈词，遭到蒋介石严厉“训斥”。
　　27日，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向东北军、十七路军校以上军官“训话”，继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剿共”的陈词滥调，引起张学良、杨虎城和进步军官的强烈不满。
　　许多人在会场上嗤之以鼻，报之以嘘声和跺脚，弄得蒋狼狈不堪，甚为光火。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四篇（7）
蒋介石于29日以“避寿”为名返回洛阳。
　　这一天，他召###议，制定加紧进攻红军的军事部署。
　　张学良乘为蒋介石祝五十大寿之机，特用自己的飞机把阎锡山从太原接来，一起前往洛阳，同在那里为蒋祝寿的傅作义、徐永昌等，伺机劝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蒋固执己见，拒不接受，并对张学良大发雷霆，当众辱骂张不尽责“剿匪”，使张十分难堪。
　　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矛盾冲突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叶剑英在西安处境更加困难。
　　好在张学良及时透露消息，他将了解到的这些情报，连续电告中央：“张、阎、傅、徐到达洛阳不得任何机会提出意见，满腔抗日热忱，无处说也。”
　　西北局势日益恶化。
　　蒋介石为在西北大举“剿共”作准备，又从洛阳到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
　　他筹划调集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约三十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准备亲自坐镇西安，继江西第五次“围剿”之后对中央红军发动第六次“围剿”。
　　同时，在私下秘密拟订对付张、杨的处置方案，如果他们违抗“进剿”陕北苏区的命令，就将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
　　叶剑英将获悉的蒋介石的行动和军事部署，及时报告中央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于12月1日致书蒋介石，揭露其内战阴谋，敦促他立即停止内战，“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但蒋介石不予理睬，一意孤行。
　　他委派蒋鼎文、卫立煌等担当西北军事、政治上的重任，削弱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兵权。
　　同时频繁调动30万大军集结于平汉线和陇海线上，要随时杀奔陕西，并且做好了调东北军去福建的准备。
　　张学良迫不得已，于12月3日，乘飞机去洛阳谏蒋，说部下群情愤激，已无法控制，请蒋亲自去安抚。
　　蒋认为大军部署已定，命张先回，允诺次日亲赴西安。
　　这一天，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情绪抑郁，坐立不安。
　　半夜，让孙铭九请叶剑英到公馆来，紧急会晤，商量对策。
　　12月4日，蒋介石带着大批随从，杀气腾腾地来到西安。
　　他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剿共”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摊出最后一张牌，要么服从“剿共”命令，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要么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去“剿共”。
　　张、杨均不同意，再次苦谏，又遭训斥，这就逼使张、杨最后走上兵谏逼蒋抗日的道路。
　　叶剑英见蒋介石到来后的西安形势日益紧张，即按中央指示，悄然离开西安。
　　临行前，张学良借给红军10万块银元，要他带走。
　　叶剑英说：“少帅，你真是‘雪中送炭’啊！”当他到达保安城外的二十里铺时，远道来接的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早已守候在那里，笑眯眯地迎上前来。
　　叶剑英见到他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六、重返西安，力促“事变”和平解决
　　叶剑英到达延安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