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北平地下党-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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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杨成武把很多细节都说得清清楚楚。1942年夏季这个夜晚，杨成武一身戎装，英武非凡。他热情地给董鲁安先生敬酒接风。
　　董鲁安先生到晋察冀后化名于力，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参加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的筹备工作。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写的文章《人鬼杂居的北平》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产生广泛影响。
　　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还是在董鲁安动身来晋察冀之前，他同夫人商量好，故意留下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因看破红尘，决心去五台山出家，家人不必悲伤，亦无须寻找云云。董鲁安离家之后，不少亲友闻讯后纷纷到他家探问。董夫人总是一面啼哭，一面将丈夫留下的字条拿出来给人看。因为董鲁安以往研究佛学，所以一般人也就信以为真了。不久，董鲁安的女儿结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婚礼，他们当场宣布董鲁安已遁入空门，当了和尚。一时传为佳话，被认为是继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之后出家为僧的另一位学者。后来他的好友王西徴、崔毓林去他家看望，当董夫人又一面啼哭一面拿出字条时，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说：“大嫂不必再做戏了，大哥的事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也准备到那边去啊。”
　　1943年1月15日至21日，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在阜平县温塘村开幕，到会参议员288人，他们来自晋察冀各地和游击区、敌占区。董鲁安先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选举出边区参议会议长成仿吾、副议长于力（董鲁安，副议长仅此一人）。董鲁安积极参与边区建设，全国解放后，历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人民监察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民政局长等职。1953年病故后被追认为###党员。
　　

二、王西徵教授奔赴晋察冀引起连锁反应
王西徵教授，早在南京大学就读期间就参加了五卅运动，带领学生抓捕了###学生运动的江苏省警务处长王桂林，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此后与陶行知新教育评论社编发《新教育》和《新教育评论》周刊，提倡教育革命。继而在北平师范学校任校长、北平孔德学校任中学部主任。1929年至1930年协助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并任安徽公学教导主任，从事教育革命实践。1930年在沈阳张作霖帅府任张学思（张作霖之四子）的家庭教师，是张学思同志参加革命的启蒙人（张学思参加革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1932年至1942年先后在东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主授国文及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文学史、文学批评的课程。王西徵早在五卅运动时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工作。从30年代起，他和全家住在北平石驸马大街84号，在庭院的天棚下经常举办昆曲曲会，以咏唱昆曲作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抗战前，王西徵在阮慕韩领导下做地下工作，属中央特科。此后阮慕韩去了抗日根据地，王西徵遂与党失去联系。城工委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决定接他来根据地。1942年底，我派戈原进入北平，到王西徵教授家，秘密接他到满城交通站，杨成武司令员设宴欢迎。王西徵教授到晋察冀边区后，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文章《望眼欲穿的北平市民》，引起强烈影响。此后担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实业庭长，张家口解放后任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全国解放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任参事室主任。
　　王西徵教授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半年之后，即1943年6月底，经他本人同意，我们安排接他的夫人和子女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安捷通过王西徵的好友何万生去通知王西徵夫人。据后来王西徵女儿回忆，那时天气热，加上紧张的奔波，何万生先生汗水顺着袖口流到手背上，往下直嘀嗒。何万生仔细地交代了行动路线：先乘火车到保定，下了火车碰到熟人千万不要讲话，然后分乘两辆三轮车到郊区的蛮子营，千万不要误进附近的水碾头村；炮楼上如果有日伪军下来盘问，就说是到舅舅家收地租子。蛮子营村口有个拿芭蕉扇的老头，直用毛巾擦眼睛，老头问：“你们来啦？”就跟他进村。
　　第二天是6月28日，王西徵夫人催着孩子们早早起床，她身穿蓝布大褂，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女儿，挎着几个小包袱，就匆匆启程了。她们家里养了个小狗名叫“丁丁”，看家护院很是忠实，临走前把它送给别人家，吓得小狗拉出屎撅来，真可怜。
　　王西徵家人按指定路线到保定下火车，坐三轮车到蛮子营村口。我们在那里安排了交通员拿着芭蕉扇坐在村口等候，领她们进了村。这天晚上几度为她们换住处，登梯子、爬墙头转移，为的是不让敌人发现。在蛮子营住了几天，就开始80里的夜行军。有我们的武工队员一路护送，还派老乡背着四岁的小女儿。她们冒着蒙蒙细雨，在漆黑的夜晚冲过敌人的封锁沟。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终于到达周庄。我和安捷一同接应她们，还领她们去见了杨成武司令员，杨成武一见面就抱起小女儿，非常热情。在周庄休息几天，又开始了五天的行军，到了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县南湾村，与王西徵教授团聚。聂荣臻、姚依林等首长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招待他们一家。
　　王西徵教授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北平的大学教师中引起连锁反应。
　　

三、穿越封锁线崔毓麟教授说“Lady　first（女士优先）！”
崔毓麟教授与王西徵是同事、邻居和好朋友。1922年考入燕京大学预科，1923年升入燕京大学本科生物系，参加过五卅运动，1926年3月18日作为总指挥带领燕京大学学生进城###请愿。1928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育英中学、汇文中学，曾任安东三育中学校长。1932至1934年在汇文中学任教期间，同时在燕京大学生物系读研究生。1935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与导师李汝祺教授联名的论文《梁蝇残翅在高温下的发育》在美国遗传学杂志上发表。此后在燕京大学任教，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封闭燕京大学，崔毓麟教授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关押了一个多月。王西徵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临行前与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沈廼璋、聂崇歧、崔毓麟一同话别。当时崔毓麟深情地说：“你先去，那里要是好你就来信，我也去！”
　　1943年5月，王西徵写了一封邀请崔毓麟来根据地的信，把信交给我。我进北平联系工作，随身带来王西徵邀请崔毓麟的信，交给安捷，让她在暑期安排崔毓麟来晋察冀根据地。安捷通过地下党员王彤找到聂崇歧教授，再由聂崇歧转交崔毓麟教授。崔毓麟先生看了王西徵的来信很是高兴，很快就将家属安排去了东北老家，自己毅然投奔根据地。途中；武装交通员看他年纪大；为他向当地老乡动员了一匹骡子；可是崔毓麟先生说什么也不肯骑；并坚持说：“Lady　first（女士优先）！”，一定把骡子让给同行的女青年来骑，女青年当然也不肯骑。就这样，崔毓麟先生坚持同青年一样，翻山越岭、过沟涉河，步行到达周庄。当时我去迎接他，我曾是他的学生，一见面他就对我说：“有个朋友对我说，你可以参加抗日，但是不要加入共产党。”然后冲着我呵呵笑着，那表情分明在说，我这不是投奔共产党了！
　　在晋察冀根据地，崔毓麟先生被分配到华北联合大学担任政治班主任，化名林子明。他平易近人，关心青年，很受学员尊敬，为培养干部做出贡献。1945年1月出席晋察冀边区群英会，6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张家口市教育局长、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
　　1945年春，我进入北平把林子明的夫人于静珍，子女林尔为、林汝为、林君为、林子为也接到晋察冀根据地。全国解放后，林子明先生被委任为天津市教育局局长。20世纪50年代因为他要求在学校中设置英语课（当时只开设俄语），被扣上“反苏（联）”的帽子撤了职。其女儿林汝为成长为我国著名的影视导演，导演过《四世同堂》、《便衣警察》等。
　　董鲁安、王西徵和崔毓麟等高级知识分子离开敌伪统治的北平投奔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1946年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各自代表美国政府和国共两党三方就军事调处在武汉开会时，司徒雷登曾幽默地对周恩来说：“我们燕京大学给你们共产党提供了不少干部，其中教授就有董�＇（董鲁安）、崔毓麟等。”
　　与董鲁安、王西徵和崔毓麟先后到晋察冀的还有北平师范大学李鉴波教授、中国大学蓝公武教授（曾在燕京大学兼职）。
　　北京大学副教授苏子蘅是台湾彰化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院。1927年在日本仙台留学时，参加了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活动，1937年回到台湾，在工厂担任工程师。1941年到北平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担任副教授。他一直以来从没有停止寻找革命组织。在北平，他设法找到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陈普缘，陈普缘在日本留学时就参加了党组织，1929年###旅日组织遭到破坏，陈普缘被捕后被遣送回祖国大陆，这时在北平任职。经陈普缘介绍，苏子蘅认识了李鉴波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子健，李鉴波和周子健找到我，谈了苏子蘅的情况和他参加革命的要求。1945年5月的一天，我们通过陈普缘约苏子蘅夫妇来到西什库茅屋胡同李鉴波家中，周子建也参加了见面。苏子蘅谈了自己参加爱国###运动的经历，明确表示要求回到革命组织，参加革命工作。我代表城工部向苏子蘅夫妇表示欢迎，我告诉他们，晋察冀根据地中心阜平已经相当巩固，各项建设都急需科技人才，希望借重于苏先生在北大理学院任教和在别处兼课的条件，动员一些人到根据地参加建设。我和苏子蘅约定今后以李鉴波家为联络地点。这一年苏子蘅来到张家口，任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化学研究所主任。全国解放后苏子蘅任职中国科学院，先后担任台湾###自治同盟中央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此外，燕京大学教授聂崇岐、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教授孟昭威，北大医学院教授方亮（朝鲜籍），北大工学院教授黎锦炯、周子健，医学界的吴继文、余贻倜、郑剑庵等同我地下党建立了联系，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或给予支持帮助。铁路学院的共产党员张力还团结了日本进步教授吉田力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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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到根据地
从1942年开始，城工委在邀请上层人士到晋察冀参加抗日斗争的同时，也吸收了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来根据地学习和工作。我们在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在他们中间选拔掩护条件好的，进入城市工作训练班，经过一对一的专门培训，掌握了城市工作的方针方法，再拿着原来的居住证，派回到北平、天津从事地下工作。城市工作训练班一般安排在寒暑假，所有的人都使用化名，互相之间不来往，不交流。如果听大课，课堂里用床单隔成一个一个小单间，每人一间，只能看见讲课的人，学员之间互相看不见。
　　1943年秋在华北联合大学成立了一个专门为城市工作培养干部的“政治班”，对去根据地的青年进行较长时间的培养训练，发展党员，从中选拔适合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派回北平、天津。华北联大教务长狄子才领导政治班，俞林、林子明先后任班主任，傅秀、王若君先后任党支部书记，学员总计有100多人。
　　经过训练，1944年城工部成立后重新派回北平的有卜毅、丁文、侯星、苏虹、赤岫、陆元炽、秋粟、黎光、杜平、左健、林奇、方鸣、卡笛、李梦北、何钊、季洪、章展、李卓君、许植、程璧、吴维修、王纪刚、何迎、明培、艾刚、李风、石红、潘基、郑宁、冷林、何伟、蓝英、李杰、###生、文英、姚文、王勉思、严红、方大来、宋玲、俞雷、曹彤、路珊、陶江等。派回的这些同志，除指定的组织关系外，彼此也不可以发生横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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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遭遇与误会
1943年夏季，我从北平联系地下党返回时，在由保定到蛮子营的路上，刚过水碾头，后面跟上来十四五个巡逻的伪军。我就当做什么也没看见，和原先一样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心里迅速盘算着怎样应对。
　　领头的伪军赶上来，用枪一指：“站住，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看朋友的。”
　　那家伙不信：“看朋友的？伸出手来看看！”
　　我张开手掌，那家伙眯着眼像看手相似的来回看。他这是看我有没有握枪磨出的手茧。接着又要我“撩开裤脚！”他这是看我有没有扎绑腿的痕迹。那时八路军是扎绑腿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认定我不是八路，就说：“蛮子营一带村里白天没事，晚上可有八路军，你不如今晚住到我们炮楼里，明天再去。”
　　我连忙说：“谢谢，那我就不去蛮子营了，我回北平。”说罢扭头向保定方向走去。走了一段回头一看，巡逻的伪军晃晃悠悠朝北面白马场的敌人据点走去了，我骂了一句“这帮笨蛋！”
　　我回到水碾头堡垒户家里躲了一阵，然后就向西直奔蛮子营。
　　1943年大扫荡之后，我常带着高深从北平回根据地。有一次，我们先到蛮子营，晚上王洛宝送我们，走到宋家屯一带碰上了区小队，我们就和区小队联系，约定当晚和他们一起穿过封锁沟回根据地；联系好后，王洛宝就回蛮子营了。傍晚我们分散在各家吃派饭，我和高深派在一家，忽然枪响了，日伪军进村了。区小队就和伪军噼哩啪啦地交上了火。一时不明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我先把高深藏在老乡家的粮食缸里，盖上盖儿，我叮嘱他千万别出声。我掏出手枪躲在门后面，注意情况的变化。
　　过一会儿枪声不响了，全村静悄悄的。我很快走到街上去了解情况，老百姓说没事了，是遭遇战，打跑了。区小队与一股日伪巡逻队遭遇了，黑灯瞎火的交手一阵，谁也不敢恋战，各自撤走了。区小队向西边走了。这样一来我们与区小队失去联系，怎么办呢？这一带的路我比较熟悉，就带着高深连夜又回到蛮子营，过了几天才回到根据地。
　　在游击区、接敌区，敌我活动频繁，遭遇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当地军民警惕性都很高，弦绷得紧，有时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发生误会。1944年春，我在保定市南面于家庄、方顺桥两个小火车站建立新的交通线后，决定自己走一趟，以了解沿途的情况。这次我穿着徐伟的北京大学黑色学生###，戴着黑色###帽。从方顺桥下车，刚进了东村的村口，迎面快步而来的村党支部书记慌忙地说：“哎呀，你怎么这身打扮呀？远远看上去活像个伪警察，民兵早在房上埋伏好了，拉开枪栓瞄着呢。要不是我认出来，他们就搂机子开火啦！”
　　还有一次我从北平返回根据地，身穿长衫，头戴礼帽，夜间跨越封锁线地带。黎明时分走到一个山坡间，被一位站岗的八路军战士拦住，盘查讯问，不准通行。一定要问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我这身打扮一时也解释不清，只得说：“我什么也不跟你讲，只要见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