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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北平地下党-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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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见刘仁
1942年五一节过后没几天，我和张一峰接通知去刘仁那里接受任务。在此之前，我就听说过，刘仁是###中央北方分局的一位领导同志，去苏联学习过，坐过敌人的监狱，具有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时任晋察冀北方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兼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
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共产党员（此时尚不足22岁），开始听到要去见这样高级的领导人，内心真有些紧张呢。我走进刘仁的住处，这是一所普通的民房，一明两暗，一间摆着简单的桌椅，用于办公；一间放着床铺，用于居住。刘仁身着八路军军装，光着头。他态度和蔼，使我的紧张心情放松下来。布置给我们的任务是：北平仍有部分党员，他们已经被敌人发现，只是敌人为了放长线，一网打尽，目前尚未动手。刘仁要我们马上去交通站，把这些同志接回根据地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仁并接受他布置的任务，从这以后，我的大部分革命生涯都是在刘仁的领导下。可以说，刘仁是领导我时间最长、对我影响最深的领导人。此后，我经常聆听他的教诲，感受他的言传身教。他坚持原则，果断作出决定的政治气魄，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我终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简约的历史回顾
这里有必要把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北平党组织的情况作一个简约的回顾。
从领导机关上讲，抗战初期，北平设有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市委下设城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农委（农村工作委员会）、铁委（铁路工作委员会）等。从1937年3月到1938年9月，先后任北平市委书记的是黄敬、李常青，市委委员先后有刘杰（兼农委书记）、刘慎之、杨春圃、葛琛。上级领导机关是设在天津的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宣传部长姚依林。再上则是###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1938年秋天河北省委在冀东起义后改为冀热察区党委，马辉之任书记，姚依林任宣传部长。原河北省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成立了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改由冀热察区党委领导。先后任点线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是葛琛和赵普宣，北平城委书记是娄平。1938年，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娄平转赴冀东抗日根据地。冀热察区党委决定任命周彬为北平城委书记兼点线工作委员会委员。根据上级指示，1940年夏天，冀热察区党委把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的关系移交给设在河北省平山县的晋察冀###中央北方分局领导。由于战事频繁，交通困难，直到1941年4月，赵普宣才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晋察冀，向北方分局城工委汇报工作，建立了联系。当时上级决定周彬撤回晋察冀，由黄云接替北平城委的领导。7月，唐山城委负责人和赵普宣先后被捕。北方分局城工委即进行了抢救工作，首先把北平城委书记周彬、天津城委书记顾磊（兼铁委书记）接回根据地。
从工作方针上讲，日军侵占平津后，###北方局决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党员和抗日分子都撤出平津，党的领导机关（按：指北方局）撤退到太原，并且应该迅速坚决地撤退；退出平津的人，大部分应到太原分配工作；不能到太原者，即退到冀东或平津城外的乡村，设法拿起枪来打游击。”“党在平津的组织转入长期的秘密工作，应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与积聚力量，以待和准备将来反攻时期收复平津。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援助平津附近乡村中的游击战争，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干部人员除必须在平津者外，应退到农村组织游击队。”
北平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华北游击战争，支援抗日根据地。北平市委有计划地组织撤退工作。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纷纷撤出北平，奔赴抗日战争前线。他们主要从天津乘轮船到山东烟台，再经济南、西安等地，到延安、太原，然后随着向敌后开进的八路军，到达华北乡村，参加游击战争，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有不少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沿平汉铁路线、津浦铁路线南下，部分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就在北平郊区广大农村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留在城里的党员和“民先”队员，据娄平回忆，他从1937年到1938年在北平城委当书记时，党员有80人，“民先”队员70至80人，其中有不少交叉，既是党员又是“民先”队员。
北平地下党组织在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统治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继续向乡村输送干部，支援游击战争。继续向平西、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输送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数十人。安排一些同志利用职业学校学习电讯业务、救护技术，以适应根据地的需要，为抗日游击战争提供情报，捐献和募集衣物送往根据地。1938年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部分共产党员和抗日分子被捕、牺牲。许多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撤出北平，但是工作从未止息。周彬任城委书记后，党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建立了燕京大学支部、育英中学支部等。
1940年，###中央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9月1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指出：“大城市是敌人军事进攻中国的堡垒，经济上以战养战的中心，政治上以华制华的据点，文化上奴化中国人民的大本营，这里的广大劳动群众知识分子、中间阶层则痛恨日寇，拥护抗战，同情共产党、八路军的主张，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基础潜伏在敌后各大城市中。但是，党对敌后大城市的工作，除少数地方外，还没有采取积极的方针有系统地进行工作。如果说在抗战开始时，党由城市退到乡村，开展游击战争，建设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那么现在就要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地开展城市工作，不然则是极大的错误。因此，全党应该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最重要的任务，以配合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1941年2月17日，###中央又发出《对敌后城市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城市工作要放在有决定意义的大城市与产业部门中”，“在这些地方建立和发展组织，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城市党组织应以平行组织、分别管理为原则”。中央通知和指示标志着依托敌后根据地开展敌占大城市工作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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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造性地执行“十六字”城市工作方针（1）
1941年1月，###北方分局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城工委），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刘仁兼任城工委书记，刘慎之负责日常工作。城工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以及晋察冀边区周围临近的工矿区和铁路。城工委成立后，开始有计划地、系统地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城工委分析：“平、津、唐及铁路有一些组织基础很弱，很不巩固（多半是1937年以前留下的组织，极易为敌破坏）。区党委除了管理一些旧有关系外，没有有计划地整理组织和开展工作。”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城工委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措施：
（1）从根据地选派干部到城市去建立组织，陆续派崔月犁、王若君、曾平、项子明、魏笑天等一批同志进入北平。
（2）整理原有的地下党组织，把已经被敌人发现和可能受到牵连的人员一律调回根据地，把党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之上。首先是把已经被敌人发现，敌人为一网打尽尚未逮捕的同志抢救回根据地。这项工作自1941年末开始到1942年12月完成。
（3）撤销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和城委，在敌占城市不再设统一的领导机构，实行异地领导，由晋察冀城工委直接派员进城与地下党组织联系，单线、多头联系。北平城内各个党支部之间互不发生横的关系。一个支部里的党员之间一般也不发生横的关系，有一些党员完全独立作战。这些支部的负责人以及独立作战的党员，只和根据地派来的人接头联系。刘仁交给我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城委书记撤回根据地后留在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包括原育英支部的党员，原燕京大学支部撤退后留下的党员等。
（4）突破敌人封锁线，建立城工委系统独立的秘密交通线。城工委在冀中、灵寿县、井陉县、满城县等地建立了通往北平、天津、唐山等敌占城市的秘密交通线。张一峰和我被分配在满城县交通站工作。满城交通站邻近平汉铁路上的保定市。保定市是一个中等城市，过往人员多，上下火车不易引起敌人注意。从1942年建站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来往的地下工作人员和抗日革命分子约有400余人次。
（5）审慎地发展党员。通过同学、亲戚朋友等关系，发现培养抗日革命分子，发展党员，把党组织埋藏在群众之中。埋藏并非藏而不动，而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同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一旦时机到来，发挥关键的作用。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党的组织有了发展。一二·九运动时，北平学校里的党员只有20人左右，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北平大中学校的地下党员有200余人，10倍于从前，为解放战争准备了干部力量。。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三、创造性地执行“十六字”城市工作方针（2）
（6）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开展工作，包括参加敌伪组织或可以公开的灰色团体，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在群众中以好人的面目、克己待人的态度出现，同时又是勤于职守、安分守己、忠实可靠的人，如此取得群众的拥护，无形中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却又不引人注意。
（7）重视和大力吸收知识分子。1942年以后，继续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到根据地来，为根据地建设及抗日战争胜利大反攻积蓄力量。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有董鲁安（于力）、崔毓麟（林子明）、王西徵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几百人。城工委在位于晋察冀根据地的华北联合大学开办了政治班，训练培养这些青年学生。经过学习考察，有的重新派回北平加强地下党建设，有的留在晋察冀从事地方政权建设，有的分配到八路军从事军事工作，有的输送到延安。
（8）重视培养和发挥地下党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城工委强调，在敌占城市从事地下工作，与上级联系不方便，环境比较困难，不可能事事都请示报告，地下党员应该具备自己独立行动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要善于结合实际情况，独立思考，开展工作。各支部和独立工作的党员，都可以发展党员。刘仁对工作要求严格，批评很尖锐，但对干部信任，工作放手。在刘仁领导下工作，信心十足。尽管在敌占区工作，条件极为艰险，但可以放手开展工作，心情舒畅，工作干得很痛快，是我革命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每次赴北平，对地下党支部的建立和工作部署都是我同地下党的同志讨论决定的，然后返回根据地向刘仁汇报。
（9）把秘密工作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党的秘密，等于帮助敌人，要受处分。党员和干部只应知道他们必须知道的事，不应该知道他们不该知道的事。准备一旦被敌人逮捕，如何坚守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以及如何与敌人周旋。
（10）根据当时形势，城工委决定不在北平等城市搞######，不张贴标语，更不搞爆炸、暗杀等活动，而是努力做到在敌人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开展各项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在社会表面平静的情况下，点燃地下抗日斗争的火焰。
事实证明，党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敌占城市的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是适合当时斗争形势的。我深切地感到，党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形成一个非常成熟的工作方针。城工委执行中央方针的措施是十分成功的，是具有创造性的。自1942年城工委成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北平地下党组织再也没有受到重大破坏，而是不断发展。经过几年的努力，建立了经过严重政治考验，政治上坚定，同群众有着密切联系，富于战斗力的地下党组织，为抗日战争胜利和以后解放战争时期的###爱国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1）
为什么要开辟新的秘密交通线呢？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北平、天津、唐山和铁路系统的党的地下组织由设在敌占区的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使用的交通线是社会部建立的经北平近郊妙峰山、房山的两条秘密交通线。1941年初，###中央晋察冀北方分局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后，鉴于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遭受破坏的教训，决定不在敌占城市设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而由设立在根据地的城市工作委员会实行“异地领导”、“多头联系”、“单线联系”的方式开展敌占城市的工作。于是，建立秘密交通的工作就被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城工委在《1941年城市工作总结报告》中说：“上下级的交通是城市党的血管”，“在今天领导中心设在根据地的情况下，交通联络工作极为重要”。城工委在这个报告中提出要建立独立的交通系统，强调“这是非常细致复杂的专门工作，需要相当数量的干部”，需要“从头做起”。
此前，城委的交通线与社会部的交通线交叉使用，敌占城市内城委系统的组织与社会部的组织也有交叉。像姚克荫本来是城委系统的，后来转到社会部去做情报工作。这种情况很容易互相影响，这家遭到破坏就必然影响到那一家。因此，北方分局决定把城工委系统与社会部系统两家严格地分开。城工委决定建立自己独立的交通线。
为什么选择在保定建立交通线呢？
首先，原来的两条交通线非常难走。1941年周彬、黄云派我探路，第一次进入平西根据地，走的是房山那条线；尔后钟子云派我回北平接顾磊撤离，走的是妙峰山那条线。这两条线的问题首先是实在难走，北边那条线，出西直门后，要经过青龙桥、西北旺两个敌人的检查岗哨，到前沙涧一带村庄才能和秘密交通员接头。然后穿过妙峰山前的敌人封锁线，进入山区，再穿过大村（敌人正在丰沙线修铁路）、斋堂沟、紫荆关等三道敌人的封锁线，才能到达比较巩固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房山县和涞水县的西部山区。从地图上看，由北平到这里，距离并不远，现在乘汽车半天就到了。但是在那时，所有公路都有敌人日夜巡逻，步兵、摩托、装甲车，严密控制。来往的同志只能在夜里通过封锁线。过永定河特别困难，春季冰河开化后，船只都被敌人搜走了，我们只能拉上绳子，坐笸箩渡过湍急的河流。过了封锁线，也只能走山间小路，翻山越岭。当时，这一趟打个来回，没一个月时间走不下来。
再者，原来的两条交通线都不够安全。那一次钟子云让我改走妙峰山，就是因为发现房山这条线有叛徒告密，已被敌人注意，来往很不安全。而妙峰山那条线也不够安全，1941年4月就发生过“八个孩子”在去根据地的路上遭敌逮捕的事件。当时雷炎等八名青少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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