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人大宋的事-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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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项人纷纷剃头，一时间元昊统治区内光头成堆，刘海飘飘，倒也蔚为壮观。
　　其实剃头什么的只是形式，元昊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唤醒众多党项羌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绪，把本民族凝聚起来。
　　大众的民族情绪一旦活跃喷发出来，绝对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如果这种民族情绪再失去理智，那就会更加疯狂。
　　元昊就希望党项人都变成疯狂的野狼，他还是太子的时候，一次李德明心满意足地说：“我们部族穿上丝绸衣服有三十年了啊。”言下之意这都是自己和宋朝打交道的成果，元昊对老爸的政绩却不以为然：“穿兽皮，牧牛羊，本来就是我大小族人的习俗。英雄应当成霸王之业，何必在乎穿不穿绫罗绸缎。”
　　就连党项贵族都眼热的宋朝赏赐，元昊也不放在心上，他对老爸说：“我们有赏赐俸禄，可我们的族人什么也没有，他们穷困就不会再支持我们。依我看，咱们干脆不再给宋朝上贡，专心练兵，武力小的时候就抢一些财物，等武力强大了把江山全都抢来。”
　　李德明当然不听他的，但父子没有隔心话，元昊说的是他自己真实的想法，等他上台以后就是这样做的。
　　元昊除了改名改姓改年号剃光头之外，还建官制、设百官、创文字、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建立蕃学、改革礼乐等等，最主要的是以“尚武重法”为国策，就是“严以刑偿”，“以兵马为先务”，“教民以功利”。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兵马为先务”了，元昊建立起完善的军队建设、指挥系统、布防驻地等军事制度，尤其在军队建设上下了大力气，不仅有党项羌组成的“族内兵”，还有由汉人组成的“族外兵”，这些人被叫做“撞令郎”，是专门打前锋的敢死队。
　　以汉族人充当炮灰，来减少党项人的伤亡，元昊还真是个“民族主义”者。
　　古代征战，马军为先，元昊自然也对马军很上心，他组建了一支堪称当时最凶悍的骑兵——“铁鹞子”，这支骑兵是党项军中的王牌，上阵时身披重甲，刀剑难伤，并且还用绳子绑在马背上，即便被削掉了脑袋也不会从马上摔下来，仍能在战场上横冲直撞。
　　西夏军队里步兵人数最多，在山区作战时步兵是当仁不让的主力，西夏最精锐的步兵被称为“步跋子”，特别是横山党项羌组成的“步跋子”，身手敏捷，翻山越涧如履平地，远程奔袭其快如风，在复杂地形作战的能力很强，“平夏兵不及也”。
　　他还挑选党项贵族子弟中能骑善射者组成宿卫部队，既壮大了队伍，还能挟他们当人质，令那些党项部族的首领不敢对自己轻举妄动。
　　元昊虽然是个狼性不泯的杀星，但在军事上确实很有眼光，居然组建了一支炮兵部队，虽然只有二百人，可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成建制炮兵了。他们使用的武器叫“旋风炮”，能立在骆驼背上发射，发射的也不是火药炮弹，而是拳头大小的石块。
　　这种炮大约在当时很有名，以至于后来《水浒传》的作者把梁山好汉柴进的绰号安排为“小旋风”，其中的旋风就是指的这种炮，而不是自然界中的旋风。
　　最能体现元昊狼性的是他还专门组建了劫掠人口（抢回去当奴隶）的部队，这支部队就叫“擒生军”，有十万人之多。只要一声号令，立马就能开出十万的专业抢劫大军，这恐怕连现代的恐怖分子也自叹弗如。
　　当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基础建设都完成之日，也就是元昊登基当皇帝之时。
　　1038年（夏大庆三年，宋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元昊在兴庆府的南郊筑起祭告天地的祭台，祭拜天地之后，坐上了龙椅，宣布一个新的国家诞生，这个国家的国号是大夏，历史上习惯的叫法是西夏。
　　此时，中华大地上，北有契丹辽国，西有党项西夏，中原是宋朝，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魏、蜀、吴三国时期英雄豪杰辈出。宋、辽、夏三国时期，又会有什么样的人物？

　　两个不能不说的人物（1）

　　元昊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一方面凶狠残暴，一方面又彬彬有礼；一方面极端蔑视宋朝的软弱，一方面又羡慕宋朝的文明；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又任人唯贤，不讲究所属民族。
　　历史再一次证明人性的复杂与多元，单纯意义上的好人或坏人并不存在。
　　西夏建国时就有意模仿宋朝官制，例如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管理行政，枢密管理军事，三司（户部、度支、盐铁）管理财政，御史台管理监察弹劾，磨勘司管官吏考察和升降，等等。
　　这些模仿，因为是国家机关的名称，你用我也能用，还算说得过去，最绝的是管理西夏首都兴庆府的衙门干脆就叫“开封府”，把宋朝首都的名字直接就拿了过来。
　　在官员的任命使用上，元昊很能放得开，不管是党项人还是汉人，只要有才能，别说是地方官，就连中央机构里的中书令、御使大夫、侍中这样的高级领导都可以担任。在这一点上，他比宋朝皇帝强多了，在宋朝政府明文规定“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明显的有大汉族主义的成分在里边。
　　而元昊即位后，任命了一批官员，仅从名字上看，其中汉人居然占了大多数，但是都为文职官员，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军队的主官都是党项人。这是元昊唯一没有对汉人开放的权力领域，他深知军权意味着什么，因此无论如何也要把军队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党项人手里。
　　元昊知道党项的文明程度比中原低，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西夏除了大力兴办蕃学，培养本民族的人才外，还注意招揽重用自宋朝投奔过来的文臣武将和知识分子，在他的高级参谋里，大多数的都是汉人。
　　这就给了许多不得志的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张元、吴昊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
　　张元、吴昊是宋朝永兴军路华州（今陕西渭南东）华阴县人，地地道道的汉族人，后来却跑到西夏去“谋发展”。
　　这两个人的名字是后来入西夏时改的，原名不见于正史，因为当初他们在宋朝只是默默无闻的小卒，到了西夏之后才展露才华，当上了高官。
　　这张青年和吴青年才华横溢，而且很有抱负，认为自己能干一番大事业。年轻人有些才干，难免有时眼高于顶，少年气盛。但二人本质不坏，性情直爽，有西北汉子的豪放坦荡，尤其是张元，常“以侠自任”，干了不少助人为乐、行侠仗义之事。
　　人以群分，从他二人的朋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为人。
　　他们和同乡姚嗣宗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高谈阔论。
　　这个姚嗣宗字因叔，性情也颇豪放，喜欢议论军事，后当过华阴知县。在他当知县的时候，曾陪同上司陕西都转运使游览华州西岳庙，庙里原有唐玄宗封西岳御书碑，高大雄伟，在上面还曾建有牌楼，在唐末时毁于黄巢战乱，转运使先生看到这个残碑感慨万千，说：“好一座石碑，可惜不知被谁给毁了。”
　　本来转运使也就是句感慨的话，可偏偏姚嗣宗就接上话茬儿说：“是小贼放火烧的。”
　　转运使先生以为是最近的事，就问道：“县里为什么不去收捕这些草寇？”
　　姚嗣宗回答：“县里兵力不足，无法与贼寇争锋。”
　　这位转运使火了，斥责道：“无法争锋？那国家养你们这些县官是干什么吃的，不会想办法吗？再说了，是哪个贼人这么厉害？”
　　姚嗣宗恭恭敬敬地回答：“人们都说这个贼人的名字叫黄巢。”
　　转运使顿时哑口无言。
　　有的史载说这位转运使是李参，有的说是包拯，都是当时的名臣。可任你学识再渊博，也不可能事事都了解，不知道这段往事也很正常，可姚嗣宗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不露痕迹地揶揄了他一把，虽说无伤大雅，可毕竟有着很重的嘲弄意味在里面。幸好那位转运使心胸豁达，没有打击报复他。
　　这种目无余子的人很难在人人都自视甚高的大宋官场混明白，姚嗣宗最后也没能显贵。
　　张青年和吴青年也没能通达，科举屡屡碰壁，因此郁闷至极，他们经常借酒消愁，然后写诗发泄怨气，姚嗣宗诗曰：“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有此志，可惜作穷鳞。”张元也曾作咏鹦鹉诗：“好着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此中已有另攀高枝之意。
　　但他们不甘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母国，还想最后一搏，便学班超去投笔从戎。当时正值元昊加紧称帝建国的步伐，宋朝也嗅出了不安的味道，西北边境也在准备应变，自负有王佐之才的张、吴二青年想抓住这个机会谋取晋身。
　　来到边境，心高气傲的二人不甘心低声下气地去拜见官员，就找人刻了块石碑，凿上自己写的诗，雇人拉着成天在大街上转悠，想以此来造成轰动效应，引起边防高官的注意。还别说，这招挺好使，边帅还真召见他们了，但谈了一番话之后就没了下文。
　　张、吴这二位，干等了好多天，知道不是科举出身的自己不受重视，想在大宋出人头地是没指望了，最后下定了投奔西夏的决心。但人都是有感情的，故国难离，他二人在项羽庙泪如雨下，高歌三天，慷慨悲凉的歌声绕梁不绝。
　　正所谓亦哭亦歌奇男子，两人自负奇才，却屡次不被赏识，不知道是二人的不幸还是大宋的不幸。
　　痛哭一场之后，二人偷渡边关，进入西夏，一路跋山涉水，在景祐四年（1037）来到西夏都城兴庆府。二人故伎重演，不去求见西夏高官，而是成天在城外的一家酒店酗酒，喝得昏天黑地之后就在墙上来点“涂鸦”，写上“张元吴昊到此一游”之类的东西。
　　此时他们已把姓名改为张元、吴昊，故意用了元昊的名讳，再加上他们到处在墙上题名，果然引来了西夏人的注意。不过，他们不是被客客气气请去的，而是被巡查的西夏大兵一根绳绑到了官府。
　　元昊听说有如此胆大妄为的人，就想亲自见见，见到这二位后，元昊斥责他们：“好大的胆子，竟敢触犯我的名讳，你们看来是活腻了吧？”
　　张元、吴昊并没有像元昊想象的那样害怕，反而冷笑两声，说道：“你连祖宗留给你的姓都不在意，怎么就在意自己的名字呢？”
　　这话一入耳，元昊僵在了当场，因为他此时还在姓宋朝赐给他的赵姓。元昊毕竟是一代枭雄，很快就恢复常态，微笑着看这两位，他已经明白这二位是有为而来。
　　元昊留下张元、吴昊长谈一番，觉得二人确实不凡，就马上赏下官职，二人梦寐以求的富贵，终于在西北边陲到手了。时间不久，元昊还派人偷偷地把二人的家眷接到西夏，二人对元昊更是感激。
　　被宋朝弃置不用的这二人，不过是许多有类似经历的人的一个缩影，元昊在这些汉族人才的辅助下，在第二年称帝，他称帝建国不久，就任命张元为中书令，吴昊也被重用。
　　要说西夏的中书令有职有权，相当于宋朝的参知政事，不像宋朝只是一个荣誉虚衔。张元当上了副宰相，一步登天的他对元昊感激涕零，从此就把自己彻彻底底、从里到外地卖给了党项西夏。
　　张、吴二人对元昊在大政方针的制定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史称“夏人以为谋主，凡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这二位对宋朝不重用自己，始终窝着一肚子的邪火，总想狠狠报复一下，能把大宋灭了最好。
　　他们竭力鼓动元昊独立，给他讲历史上匈奴人刘元海、前秦氐族苻坚和鲜卑北魏的功业，其实不用他们说，元昊早就有这个心思，但他们的话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
　　张元不仅在语言上煽动元昊称帝自立、夺取宋朝领土，还亲自操刀制定了对付宋朝的战略方针。他对元昊说：“先夺取关中，据山河雄关之险，对宋可攻可守，大占主动。然后再联合契丹，让他们进军河北，我们两面夹攻，宋朝首尾难顾，只好听任我们的宰割。”这条计策绝对称得上狠毒阴险，假如辽国撕毁和约挥兵南下，党项西夏兵锋东指，整天不思武备的宋朝存亡还真就难说，也许靖康的那一幕就会提前上演。
　　张元、吴昊的遭遇本来让人扼腕叹惜，可他们在投靠异族之后，竟想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为代价，来发泄自己的个人怨恨，这种做法实在是十足的小人行径。
　　元昊的野心再加上张、吴的策动，夏宋战端再起。
　　刀剑铿锵中，流血的不仅是宋朝，西夏也在不停地流血。
　　张元还曾亲临前线出谋划策，在1041年（宋庆历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的好水川之战中，他还跟随元昊参与机谋。这一战宋军损失惨重，大将任福以下几十名将校全部战死，而战后张元在界上寺壁题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面对同胞为保卫家园而流淌的遍地鲜血，张元洋洋得意地在诗后署名：“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
　　有人替张元辩解，说他不是汉奸，对比流血牺牲的大宋将士，真不知道张元不是汉奸还能算是什么东西！
　　好水川之战后，张元建议元昊出兵渭州，深入关中，待机攻取长安，他说：“宋朝最精锐的部队都部署在边境一线，关中地区并没有防备。我们以大量的部队沿边骚扰，使宋军精锐不敢离城，然后寻找时机大胆穿插，只要取得潼关便可关门打狗，长安则唾手可得。”
　　元昊采纳了他的意见，发动了定川寨之战，取得胜利后挥军杀入渭州境内，连续攻破栏马、平泉二城，西夏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宋朝百姓苦不堪言。
　　出这条毒计的张元一路随军前进，不知道他看到百姓如此悲惨有何感触，估计他感到的是报复泄恨的快感，看看他替元昊做的露布（就是布告）上，兴奋地宣称“朕今亲临渭水，直据长安”，借元昊之口表达了奸计得逞的得意。
　　张元虽然竭尽全力地辅佐元昊，但二人还是有矛盾，特别是在一些战略性的问题上两人经常意见不一致，张元主张把攻取的宋朝土地委任汉族官员治理，不要轻易放弃，这样西夏才会不断地扩大疆域，增加税赋收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但是元昊的豺狼本性不改，往往攻占一个地方之后洗劫一空便不管了。
　　这样，随着战争时间的推移，西夏军劫掠的速度跟不上消耗的速度，没有再生产的西夏财力出现了后继无力的局面，这也是后来元昊不得不与宋朝和谈的重要原因。
　　虽然与宋议和，可元昊又和辽国大打出手，张元屡次劝谏，甚至和元昊激烈争执，但元昊就是不听他的，两人合作的“蜜月期”已经一去不回头了。
　　张元念念不忘谋取中原的计划，没有元昊的支持就是一张白纸，张元因此成天郁郁寡欢，在1044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庆历四年）十二月去世。
　　他与狼共舞了八年，最终被自己心里的仇恨杀死。

　　一败三川口（1）

　　宋朝不能容忍元昊分裂出去，尽管以前也只是形式上的一统天下。因此，在元昊上表要求宋朝承认他的皇帝地位时，大宋君臣都决心采取武力行动，把元昊这个分裂分子镇压下去。
　　赵祯下诏把过去封给元昊的所有官职爵位都撤销了，这不过是表明宋朝的态度，人家都自己做皇帝了，难道还会稀罕你给的什么节度使和王爵吗？
　　要打击元昊，必须得做出实际的动作。
　　但宋朝实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