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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沉思-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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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我回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觉得有几点十分可贵的地方：
一是编辑热心扶植新作者——写《碳的一家》时，我只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大学生，既没有什么“头衔”，也没有很深的“资历”。现在我重读原稿，发现有不少不合标准的简体字，如“气”写作“気”， “数”写作“由”旁“攵”，“兴”写作“丑”下加“八”……还有许多错别字，如“年轻”写作“年青”等等。像这样幼稚的作品，受到少年儿童出版社领导以及该书责任编辑曹燕芳的热情肯定，居然决定采用。
曹燕芳写来很长的信，提出中肯的意见，指点我如何修改。我于1959年10月中旬重写了一稿。如果没有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鼓励和支持，这本书很难得以出版。
二是审稿迅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收稿通知”是1959年9月25日寄出。也就是收到稿件的第二天，就发信给作者了。信中说，“约在10月下旬可把处理意见告诉你”。实际上，他们审稿意见提前告诉了我。这使我不由得想起现在不少杂志这样公开声明：“因人手少，本刊概不退稿，三个月内未收到刊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也有的出版社，作者把书稿寄去，一年半载不见回音。这与当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作风相比，相差十万八千里！
三是出版周期短——这本书是在10月中旬才完成修改稿，然而，翌年2月就出版了。也就是说，从审稿、画插图、封面、排字、校对（包括寄作者校对）、付印到出书，只四个多月！那时候是用铅字排印，不像现在用电脑写作，有电子文本，作者等于给出版社排好字，所以在用铅字排印的条件下能够四个月出书，确实不易。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1）
我的幸运还不只是在于第一本书《碳的一家》顺利、迅速出版，而且还因此成了《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
真是机缘凑巧，由于《碳的一家》文笔活泼，我竟然因此被少年儿童出版社看中了！
当时，曹燕芳正在编《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也就是说，我的第一本书《碳的一家》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十万个为什么》的责任编辑。她看中了我，邀请我参加写作《十万个为什么》——这就是远在北京的我参加上海《十万个为什么》写作的缘由。
我记得，曹燕芳给我寄来一份化学分册的“为什么”清单，要我试着写几个。
我写了五个“为什么”寄去，曹燕芳一面热情地给予肯定，一面指出不足之处，然后要我继续写下去。我当时就像学生答题似的，按照那张清单所列的“为什么”一个个写下去。每写好十几个，就给他们寄去。他们看毕，又随时告知意见。就这样，我竟一口气为化学分册写了一百多个“为什么”。也有的“为什么”是清单上所没有的，我也就自己提出“为什么”，自己回答“为什么”。
当时，我并不知道编辑部的“内幕”。直到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少年儿童出版社给我寄那份化学分册的“为什么”清单时，其实每一个“为什么”都已经有稿子了。他们组织好多位上海的中学化学教师写好了化学分册。由于化学老师们写的“为什么”像教科书，曹燕芳不满意，找我重写。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内幕”，也就一个个写下去。编辑部后来大批采用了我的稿子，为此得罪了一批上海的中学化学教师……
《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初版本共收175个为什么，我写了163个——只有12个“为什么”是别人写的。
接着，少年儿童出版社又约我为《十万个为什么》其他分册撰稿，即天文气象分册、农业分册、生理卫生分册。编辑潘勋照、洪祖年、张伯文向我约稿，我又为这些分册撰稿。我为天文气象分册写了27篇；为农业分册写了89篇；为生理卫生分册写了43篇。
我是初版本写得最多的一个作者──初版本最初出五卷，共947个“为什么”，我写了326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左右！我也是这套书最年轻的一个作者──写这套书时我只二十岁，出书时我只二十一岁。
《十万个为什么》涉及各种各样的知识。为了写好这些“为什么”，“逼”着我看了大量的参考书。好在北京大学有着极为丰富的藏书，使我如鱼得水，可以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另外，在写作时，我注意每一篇的写作手法有所不同，这样使我的写作技巧得到了迅速提高。
我常说：“要喝一杯水，就得挑一缸水。”为了写好一篇“为什么”，往往要查看好几本以至十多本参考书。写了那三百多篇“为什么”，使我的知识范围迅速扩大，织出了一张张横跨于各门科学之间的知识之网。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2）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本不是像现在版本那样在每篇末署作者名字，而是按写作多少为序，在书前署名。由于我是化学分册和农业分册写得最多的作者，所以在这两册初版本上，我的名字都是排在第一个。
我小小年纪，被少年儿童出版社委以重任，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开国元勋”……那时的我，跟读者的年龄相差并不大。正因为这样，如今很多四、五十岁的《十万个为什么》的老读者见到我，都很奇怪，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我该是个“老爷爷”了——连《十万个为什么》都已四十多“岁”了嘛！
关于《十万个为什么》的另一“内幕”，是我在前些年跟已经退休了的曹燕芳闲聊时，这才知道的：
当时，《十万个为什么》的稿费是按篇算的，每篇十元，而给我却是每篇五元！为什么我的稿费比别人低了一半？
这个“为什么”的答案是十分荒唐的。据说，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稿费给多了不好，以免出“第二个刘绍棠”！ 刘绍棠是中国的“神童作家”，上高中的时候，高中语文课本里就印着他的小说《青枝绿叶》。在1957年，刘绍棠被打成“右派分子”。
就这样，这部迄今印了两亿一千万册的书，我只在初版时拿到过每篇五元的稿费（后来在1980年、1999年修订再版时发过一回按篇计算的稿费）。台湾作家来访时，知道我是《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以为稿费不少，经我说明后颇为惊讶。因为如果在台湾按版税制计算，印了两亿多册的书的版税，作者一辈子都用不光！
少年儿童出版社酝酿出版《十万个为什么》，是在1959年。
我注意到，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每一册的编著者名单中，都有“山边石”其人。后来一打听，原来“山边石”是“三编室”的谐音。《十万个为什么》是由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三编辑室编辑的。当时的第三编辑室主任是王国忠。他由于编辑《十万个为什么》的成功，后来升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上海出版局局长。
2000年1月15日，我曾经请王国忠回忆《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辑经过。
据他回忆：1958年“大跃进”时，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书的数量“大跃进”，比往年增加了许多，但是质量大幅度下降。这样，在1959年迎接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少年儿童出版社竟然拿不出像样的书。于是，决心吸取“大跃进”的教训，出点有质量的书。编辑们在学校进行调查，发现学生们爱问“为什么”，从1959年年底开始，便准备着手编一套问答式的大型自然科学丛书。
王国忠说，当时，受苏联伊林《十万个为什么》的启示，也受《科学画报》的“为什么”专栏的启发。
我说，早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套《自然科学知识问答》，有点类似《十万个为什么》，作者便是后来成为著名“右派分子”的葛佩琦。我曾经访问过葛佩琦，他说他原本是学物理的。我也看到过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出版过一本墨绿色封面的小书，书名《一百个为什么》。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3）
王国忠说，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是完整的一部作品，而他设想出版一本类似于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但各篇是独立的科学小品。
当时为了给这套书取一个响亮的名字，编辑们想出二十几个书名，写在第三编辑室的黑板上。最后，大家不约而同选中了《十万个为什么》这个书名。
其实，细细“考证”起来，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这书名，取自英国诗人吉百龄的诗句：
五千个在哪儿，
七千个怎么样，
十万个为什么。
吉百龄，又译为吉卜林。约瑟夫·拉迪亚德·吉卜林，英国短篇小说大师，诗人，19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百龄1865年生于印度孟买，他父亲是艺术学校的校长、艺术家，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馆长。在印度的经历，使吉百龄熟悉印度的自然风光和民间传说。后来，他移居美国，开始发表关于印度的《丛林之书》、《丛林之书续集》等作品。
伊林从吉百龄的诗句中，选用《十万个为什么》作书名——尽管书里的为什么并没有“十万个”。在俄语中，“十万”——“一百个千”，用来形容多。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一本小书，大约只有五万多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一套丛书。
《十万个为什么》编辑组共五人，即曹燕芳、黄廷元、张伯文、洪祖年、潘勋照。其中主要是曹燕芳，一个人负责数、理、化三册。其余几位在当时是新手。
在编辑工作中，走了一段弯路：最初请了一批中学教师撰稿，那些“为什么”写得像教科书，枯燥干巴。于是，编辑们只得推倒重来，物色文笔生动的作者……
王国忠对我说：
“你的第一本书稿《碳的一家》，属于化学，所以是由曹燕芳看的。她看了以后，认为不错。她交给我。我也以为文笔很好，就决定采用。问了一下，才知道你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自从《碳的一家》出版之后，就看中了你，又约你参加写《科学技术新成就》、《农业科学新成就》以及《揭开科学之谜》等书。同时还约你写《十万个为什么》。你写了化学分册。接着，又约你写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分册。”
我手头有《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版本，上面标明的第一次印数并不多，五千册而已。这表明，《十万个为什么》在出版之初，一开始并没有被看好。
要知道，我的第一本书《碳的一家》在1960年2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时，第一次印刷就印了两万册。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五册，从1961年4月开始发行，与广大读者一见面，当即引起轰动效应，成为畅销书，连连加印！
《人民日报》发表陈原先生的书评，指出：
“近来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了一套书，叫《十万个为什么》，讲的是通俗科技知识。书凡五卷，不胫而走，可知人们多么想获得更多的科学常识了。”
陈原用“不胫而走”四个字来形容《十万个为什么》的畅销，《解放日报》则以书店里“踊跃购买”、图书馆里“出借一空”来形容这套书如何受人欢迎。
《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后，《中国青年报》等许多报刊纷纷转载，各省、市出版社租型翻印，成为当时印刷量最大的畅销书。初版本在短短的两三年间，竟然印行了五百八十多万册！
幸亏当时还没有盗版。不然，《十万个为什么》的盗版本定然充斥市场。
《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能够一炮打响？
这是因为《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题目林林总总，来自生活和生产，来自读者身边，读之十分亲切；内容广泛，无所不谈；每篇文章短小精悍，说古道今，趣味盎然。这套书以“大众化的、小百科全书式的科普读物”为特色，受到读者欢迎。《十万个为什么》虽然是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但是，由于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所以青年读者以至成年人也喜欢这套书。这样，使《十万个为什么》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十万个为什么》的成功，还在于“套”字上。《十万个为什么》在策划初版时，就注意到成龙配套的问题。初版分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五册。后来，增加了数学、地质地理、动物三册。1962年12月出齐八册。这时，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共收1484个“为什么”，105万字。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1）
1962年1月19日，上海《新民晚报》第二版发表记者永义所写的报道《图书的背后》一文，内中有这么一段：
“作者们对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专业知识是精通的，但写法上不一定符合儿童的特点。编辑部就再三讲明要求，多方协助作者。如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位作者，编辑部派专人和他谈，帮他修改，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后来这位作者一个人就 一百多个题目，成为本书作者中写得最多的一个。”
报道中提及的“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位作者”，就是我。报道中提及的“这位作者一个人就写了100多个题目”，仅指化学分册，而不是全书。
这是我第一次见诸于报道。
《十万个为什么》成了我的成名作。自从《十万个为什么》出版以后，我几乎很少主动向报刊投稿了，因为很多报刊编辑部从《十万个为什么》上知道了我，纷纷向我约稿。我应付约稿已经忙不过来了。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重要报刊上。我还在《安徽日报》上开专栏。
《十万个为什么》成了我的成名作，我的人生命运也从此和《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
为了写《十万个为什么》，我曾生了一场大病……
北京大学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当时，提出要培养“金字塔型”的人才。也就是说，要求学生的知识结构像金字塔那样，底座很大，在坚实而宽广的基础上“拔尖”。我入学时还是五年制，后来改为六年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好“金字塔型”的底座。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的学业是够重的。《十万个为什么》是我的“学余创作”。沉重的功课加上繁重的写作，我处于超负荷的状态。况且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连饭都吃不饱。每月能吃到一回水煮的黄豆，算是“改善生活”了。就连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视察北京大学那天，学生们伙食得以改善，也不过是每人增加一个水煮鸡蛋而已！
我差一点累垮了。我的体质不错，平常很少生病，以病历卡上保持空白为荣。可是在写《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有一回我突然连续发起高烧来，不得不住进北京大学医院。经诊断，我患急性肺炎。一星期后出院，仍咳嗽不已。经医生透视，我因肺炎引发了肺结核。
记得，医生劝我退学休养。我仍坚持上学。我住进了北京大学传染病“隔离”宿舍，那里住着肺结核与肝炎患者。每天清早和病友们在草地上打太极拳，傍晚则做气功。吃饭在专门的隔离食堂，售菜窗口上方分别写着“肺”与“肝”字，意即供肺结核以及肝炎患者的专用。
所幸那时《十万个为什么》已写得差不多。在初版五册出版后，写后面三册时，我就不参与了。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2）
经过一年的治疗，我的肺病终于结束了“浸润期”，我又忙于写作了，写出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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