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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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废胶片编成的新书（4）
他评价“神舟”五号的成功说：“这是中国踏上太空的第一个脚印，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叶永烈自己的“飞天梦”已经编织了四十多年。1961年，人类首位太空访客－－前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功踏入太空，这件事给年轻的叶永烈强烈震动。当年，他满怀热情和憧憬，撰写了后来风靡一时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
　　大眼、灵活、憨直的小灵通，在作者幻想的笔触中，经历了一场冒险和奇异的现代科技之旅，最后满载着新奇的感受，身穿宇航服乘坐火箭从未来世界回到家中。
　　这本书在1978年出版后，多年畅销不衰，很多人由此激发了对航天和科技的兴趣，而且树立了做宇航员、科学家的理想。
　　叶永烈笑言当年书中的种种神奇在今天看来都算不上什么，人类的科技发展比作家的想象力还跑得快。
　　沉浸在成功喜悦中的叶永烈，异常郑重地追思起当年为中国航空事业献身的科学家们。“我们不应当忘记，他们的信念和精神都是值得今天的人们继承的。”
　　《飞天梦》被他称为是“从老照片里寻找新故事”，事实上，昨天的历史在重现时刻，仍产生出一种直指人心的尖锐力量。
　　二十四年前，叶永烈受命担任影片《向宇宙进军》的编导。1979年2月，他在上海拜会了“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由于钱学森的亲自批准，叶永烈得以率摄制组，进入中国航天训练基地拍摄《向宇宙进军》的第三辑《载人航天》。这部影片记录了中国载人航天的重要历史。
　　这段经历使叶永烈产生了记录中国航天史的愿望。他把与钱学森的谈话做了七千多字的笔记，在以后数年中，又多次在航天系统进行采访、收集素材，甚至还多次到美国参观访问。
　　新中国刚刚成立期间的科学先驱们令叶永烈无比景仰，称他们在无法想象的简陋环境中创造了奇迹。特别是钱学森，他深厚渊博的学术功力和举重若轻的指挥风范，给叶永烈留下了深刻印象。
　　叶永烈说，在研制导弹的过程中，有次一根细细的白毛落入了机器中。一位战士发现后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后用猪鬃把白毛挑了出来。钱学森把这根白毛包起来，很多场合向人们展示，以此倡导精益求精的科研态度。
　　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深深吸引着叶永烈，因为他曾多次让笔下的人物走向太空。在一篇科幻小说里，叶永烈畅想，一个宇航员被冰冻起来，当他回到现实世界里时发现，自己还是青春的小伙子，而结发妻子已白发苍苍。
　　在时空流转的记忆与幻想中，叶永烈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欣慰地发现，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已经变成触手可得的现实。
　　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这两家中国的大通讯社同时报道一本用废胶片编成的书，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同时也表明了我的书房里的“库存”何等珍贵。
　　

奇特的收藏品——盗版书
2009年1月，我的180万字的新著《“四人帮”兴亡》上、中、下卷刚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一个多月后人民日报出版社就在河北通县发现盗版本。这盗版本也是上、中、下卷三册，但是纸质粗劣，而且把广告语印在书的封底上。紧接着，又在河北正定发现一种新的盗版本，居然把上、中、下卷三册合并成上、下两册！
　　当人民日报出版社把发现两种《“四人帮”兴亡》盗版本的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的吃惊，而是说：“我的书出版之后，一般会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左右，出现盗版本。”
　　我已经摸到了盗版的“规律”。在我的书房里，还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书架上放在几十种我的著作的盗版书。这次新发现的两种《“四人帮”兴亡》盗版本，为我的书房里的“盗版书库”，增加了新的品种。
　　我为什么要收藏自己著作的盗版书呢？
　　那是因为我的常年法律顾问富敏荣律师的提醒：“见到你的著作的盗版书，一定要买一本，并写上发现盗版本的日期、地址。如果可能，尽量请对方开一张发票。从法律上讲，这叫收集证据。”我按照富敏荣律师的意见，见到我的著作的盗版本就买，“并写上发现盗版本的日期、地址”。至于“请对方开一张发票”，这往往做不到，因为卖盗版书的大都是地摊、小贩，哪有发票？！
　　最初，销售盗版书相当“公开”，甚至在上海作家协会旁边的小书亭里也公然出售我的《江青传》盗版本。随着市场管理部门加强了对于盗版书摊的打击力度，盗版书改为由“城市游击队”销售。所谓“城市游击队”，是二、三人一帮，骑一辆“黄鱼车”（即三轮货车），盗版书装在车上，小而灵活，一、两人兜售，一人望风。一旦发现“危险讯号”，立即转移。
　　我也曾遇上“单帮”，那小伙子独自一人，把二十多本盗版书放在一个纸箱里，装在自行车的后架上。自行车停在公共汽车站，小伙子一边向等候公共汽车的乘客们推销黑书，一边东张西望。他每一回只带二、三十本书。在附近，往往另有盗版书小仓库。在卖掉一部分盗版书之后，再从小仓库里取书。这样，即便在销售时被执法人员抓住，充其量只被没收“黄鱼车”、自行车上那一点书。后来，进一步用摩托车替代自行车、黄鱼车，在出现异常情况时增加了逃跑的速度。
　　他们无固定摊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样的“城市游击队”通常在下午五时工商管理人员下班之后出动，曰“人约黄昏后”。也有的“城市游击队”胆子特别大，居然敢于“进军”上海闹市区，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出售。
　　我在出差外地的时候，经常的“收获”就是在路边地摊上买到我的著作的各种各样的盗版本。
　　我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封面变成了红字黄字，冒用“海南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我买到一本《政昙风云》（连书名都印错，把“政坛”错成“政昙”），署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我并没有写过《政昙风云》。一看，是把我的《胡乔木传》跟《红色的起点》两书合在一起盗版。2007年12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出没风波里》一书是小16开本，而盗版本却是32开本。我的《毛泽东的秘书们》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而盗版本却改成“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我遭到盗版最多的是《江青传》，盗版书多达十几种。其中最荒唐的一种，是把封面右上角的“叶永烈自选集”改成了“*第一夫人”！
　　其实，街头的地摊，只是小溪、小河而已，源头在于“三渠道”。
　　在中国，就图书的发行而言，在计划经济的年月，原本只有国营的新华书店网络，称为“主渠道”；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个体书商，人称“二渠道”。“二渠道”的出现，活跃了中国的图书市场。然而，在“二渠道”书商之中，逐渐分化出所谓的“三渠道”。这“三渠道”是“黑道”，专做盗版书。“二渠道”是公开的，合法的，而“三渠道”则是非法的，处于地下状态。“三渠道”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黑色肿瘤”。
　　不怕书商没文化，就怕书商有文化。像那种把《政坛风云》印成《政昙风云》的书商，显然没有文化。但是，也有的盗版书商有文化，做出的盗版书像模像样。就拿那本《毛泽东的秘书们》盗版本的封面，设计得不错，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正版本的封面还好。不言而喻，在“三渠道”里也有封面设计高手。
　　虽然国家新闻出版署对发行非法出版物的处罚有明文规定：“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实际上，被查获的“城市游击队”，充其量只是自行车或者三轮车上那二十来本黑书，“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不过毛毛雨而已。“三渠道”的一个“盗版专业户”，说过这么一句“名言”：“盗版的利润率不亚于贩毒，而危险度却不及贩毒的百分之一！”这便是中国大陆盗版、盗名黑书禁而不止的原因所在。
　　我在1993年发现我的著作的第一个盗版本之后，就在常年法律顾问富敏荣律师的支持下，开展反盗版斗争。十六个年头过去了，我的书房里收藏的盗版本不断增加，却至今没有抓住一个盗版书商！
　　

另一道风景线——冒名伪书（1）
我的书房里，除了一大排盗版书之外，另一大排则是冒名伪书。那些书印着“叶永烈著”，却不是我写的书。至今，我收藏的冒用我的名义出版的伪书，多达四十三种！此外，还有三种冒名书，我的朋友来电告知已经买到，我尚未买到。如果把这三种也算进去，则为四十六种。目录如下：　
　　（一）《江青秘传》 　　　冒用时代文艺出版社名义 1994年2月版
　　（二）《毛泽东与*》　　冒用远方出版社名义 2000年3月版
　　（三）《毛泽东与刘少奇》冒用远方出版社名义 2000年3月版
　　（四）《毛泽东与周恩来》冒用远方出版社名义 2001年6月版
　　（五）《权力的游戏——毛泽东与*交往秘录》
　　冒用新疆人民出版社名义 2000年7月版
　　（六）《真关长赖昌星大传》 冒用远方人民出版社名义 2001年11月版
　　（七）《杨钰莹红楼醉高官》 冒用百花文艺出版社名义 2001年12月版
　　（八）《三个名星与赖昌星在红楼里的日日夜夜》
　　冒用中国文献出版社名义 2001年12月版
　　（九）《赖昌星的幕僚》　　　　 冒用中国文献出版社名义 2001年12月版
　　（十）《政坛新权贵》 冒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 2002年12月版
　　（十一）《震惊中南海》 冒用新潮文艺出版社 2003年1月版
　　（十二）《毛林争权真相》　　　　　冒用中国文献出版社 2003年1月版
　　（十三）《高层密闻》 冒用东方文艺出版名义 2003年2月版
　　（十四）《惊爆内幕》 冒用东方文艺出版名义 2003年2月版
　　（十五）《*高层政治夫妻大揭秘》　冒用明镜出版社名义 2003年2月版
　　（十六）《政治新动向》 冒用东方文艺出版名义 2003年2月版
　　（十七）《新政坛风云榜》 冒用东方文艺出版名义 2003年2月版
　　（十八）《红楼性报告》 冒用中国海关出版社名义 2003年2月版
　　（十九）《*传奇》 冒用中国文献出版社名义　　2003年3月版
　　（二十）《红楼龙虎豹·杨钰莹》冒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名义2003年3月版
　　（二十一）《中南海的新领袖》 冒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名义 2003年5月版
　　（二十二）《新人物春秋》 　　　　冒用新疆人民出版社名义（封面）2003年5月版
　　（内文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二十三）《新高层机要秘事》 冒用新疆人民出版社名义（封面）2003年5月版
　　（内文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二十四）《新任总理*》 冒用新疆人民出版社名义（封面）2003年5月版
　　（内文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北京透天机》 冒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名义 2003年5月版
　　（二十六）《毛泽东一生家世》（上、下卷）冒用海南人民出版社名义　2003年8月版
　　（二十七）《高层较量》 冒用新疆人民出版社名义 2003年9月版
　　（二十八）《特写中南海》（上、下卷）冒用中国纪实文学出版社名义 2003年9月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另一道风景线——冒名伪书（2）
（二十九）《超级内幕》 　　　　冒用国际文联出版公司名义 2003年10月版
　　（三十）《董文华忆红楼》 冒用时事出版社名义 2003年10月版
　　（三十一）《特别揭密》 冒用中国文学出版社名义 2003年11月版
　　（三十二）《复活蒋介石》 冒用时代文艺出版社名义 2003年11月版
　　（三十三）《复活周恩来》 冒用中国文献出版社名义 2003年11月版
　　（三十四）《毛林争权真相》　　　冒用时事出版社名义 2004年1月版
　　（三十五）《面对危难的毛泽东》冒用海南出版社名义 2004年1月版
　　（三十六）《悲剧人生彭德怀》 冒用中国纪实文学出版社名义 2004年2月版
　　（三十七）《不宣而战》 冒用中国国防出版社名义 2004年4月版
　　（三十八）《解密X档案》 冒用南方文艺出版社名义 2004年4月版
　　（三十九）《北京战争》 冒用解放军出版社名义 2004年7月版
　　（四十）《*内幕》 　　　冒用人民纪实文学出版社名义 2004年8月版
　　（四十一）《高层权力斗争》 冒用东方文学出版社名义 2005年4月版
　　（四十二）《他将怎样改变中国——*传》　冒用世纪出版集团名义2005年9月版
　　（四十三）《超级内幕》 冒用国际文联出版（另一种版本）　　2006年1月版
　　另外，在网上还发现一本冒名书《政界奇闻趣事大观》，冒用新疆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焚书坑儒”――毛泽东反右派始末》，冒用叶永烈著，中国文艺出版社　2002年4月。还有把台湾满庭芳出版社出版的萧玉寒的《*高层风水》一书，改换成“叶永烈著”，出版了冒名书。
　　2001年11月7日，《中华读书报》发表记者舒晋瑜的报道《冒牌叶永烈越来越多》一文：
　　本报讯　刚刚在家门口发现冒用自己名字的出版物，最近听说自己又“出版”了一本新书。叶永烈笑言自己不但是蒙受盗版侵害的“重灾户”，而且冒牌的“叶永烈”也越来越多了！
　　这本版权页标明2001年12月第一版的《杨钰莹红楼醉高官》，不到11月就提前面世了。该书封面上印有杨钰莹、赖昌星的照片，印制粗糙，内容只是选编了远华集团的资料，错别字连篇，第二九二页居然将“杨钰莹”印成了“杨拯莹”；内封印有叶永烈的照片和简介，其内容为：“作家叶永烈总是在不断地更弦改辙，在题材领域超越自我，向读者奉献有意思又有深度和广度的力作。相信读者读后不会失望，并惊奇叶永烈文风之善变。《杨钰莹红楼醉高官》以远华案为背景，是叶永烈黑色三部曲中的一部。”叶永烈说：“看来书商对我的情况很熟悉，知道我有‘红色三部曲’，也知道我是经常变换风格。不过我没写过‘黑色三部曲’，不知他们是不是真的会接着做出一套‘黑色三部曲’。”
　　《杨钰莹红楼醉高官》的封面上写着“独家披露”，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百花文艺印刷厂印制，没有责编姓名。百花文艺出版社否认出版过此书。叶永烈说：“连续冒我的名字越来越多，尤其是政治性的长篇纪实，比如盗用远方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刘少奇》、《毛泽东与周恩来》、《毛泽东与*》，其中《毛泽东与*》是香港作家冯治军的作品，皇福图书公司出版。而盗版书商盗印冯治军的著作，为了便于在内地销售，打了《叶永烈文集》的招牌，并标明‘国内首次出版’，版权页上用黑体字印着：‘版权所有，严禁盗印，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允许，不准以任何形式使用本书的任何内容，违者必究。’侵权者居然反侵权，看来盗版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也在加强！”　。　想看书来

另一道风景线——冒名伪书（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