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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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本来用不上这种苛刻的标准。
　　韦格先生自报了姓名，逐字地拼音，不仅如此，还报出了他的职衔全称“阿那塔语言学校主人兼校长”。接着，他向部长谦恭地叙述，他对组织庞大的欢迎队伍如何尽了他的微薄义务。

人民公仆　第一章（3）
部长向着大厅的各个方向挥扇致意。然后转向韦格先生，说：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
　　主席台上的人都交口称赞，身居高位、却还如此尊敬长者，这样的人难得遇见，部长在这方面确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如此热情地赞扬，倒使我有点发窘，这无疑说明我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正在发生变化。
　　“不管当部长也好，不当部长也好，”他说，“谁是我的长辈，那么他就永远是我的长辈。别的部长和别的人随他怎么做，而我的座右铭是：行我权力，羞煞魔鬼。”
　　他不故作谦虚，倒令我有点敬佩。难道谦虚不也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傲慢？我们都自认为是上等人，谦虚阻止了我们这样称呼自己，但并不会阻止我们希望别人这样称呼我们。当那些天真的理想家们自以为是的为借来的政治洁癖和繁文缛节而斗争时，像南加那样的人却不耐于这种惺惺作态，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成为成功的政治家。
　　当这些想法——或许并不是以上述那么准确的字眼，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时候，肉麻的赞扬不断在主席台四周回响。
　　我记得，就在那一刻，随部长来的一位漂亮姑娘，从她的椅子上转过身来看我。我们的视线刚一相遇，她立即又转过身去。我猜想，这情景一定被部长注意到了。
　　“我的秘书获得了牛津学士学位，”他说。“他本来要和我们一道来的，但我有些工作要他做。扯点题外话，奥迪里，我认为你在这儿真是浪费了才干。我看你最好是到首都的公共部门担任一个重要职务。我们不能把一切都让给高原部族。我的秘书就是打那儿来的；我们的人民必须共同分享‘国家的糕饼’。”
　　“国家的糕饼”这个旧时的名词，我们有些人还是头一次听到，因此受到了大家的喝彩。
　　这时我的朋友安德鲁？卡迪伯无意中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失口叫出部长当教师时获得的绰号：“就差个机会文学硕士”①这可糟糕得很，因为安德鲁和部长来自同一个村子。
　　他对待安德鲁的态度，使我想起了四年前领着一群狗的另一个南加。
　　“真对不起，先生，”安德鲁可怜地道歉。
　　“对不起什么？”部长吼道。
　　“先生，别在意那个傻瓜，”韦格先生忙不迭地安慰。“这是人们过去的说法。”
　　“我看还是开始吧，”部长说着，仍然一脸怒容。
　　韦格先生虽然一开头就声明，对这些贵宾无需作什么特别介绍，可他还是足足讲了二十多分钟——主要是自我吹嘘，为他在阿那塔及“周围地区”做的党务工作大事张扬一番。
　　最后，一个相貌粗陋的村民在十几步远的地方站起来，喊道：“够了，不然我就拉你下来，还要你三便士。”
　　这下妙极了。哄笑声一英里之外都听得到。韦格先生最后致词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说实话，直到部长站起来，笑声还没有停止。
　　原来，这里面有段故事。多年以前，韦格先生还是一位贫寒的小学教师，他有一辆破得快散架的自行车。不用说，刹车也不灵。一天，他骑车滑下一段很陡的山坡，冲向山谷里的一座窄桥，看见一辆卡车——那个时候，卡车还是稀罕物——正从对面山坡开下来。看样子，两车就要在桥上相撞了。绝望之中，韦格先生拉开嗓门，向过路的人喊道：“看在上帝面上，把我拉下来！”见行人没有反应，他又加了一点筹码：“拉我下来，给你三便士！”从那天起“拉我下来，给你三便士”就成为阿那塔一带流行的笑谈了。
　　部长的演说自然而风趣，效果极佳。眼下还没有临近选举，他边笑边说，他并不要求大家的选票；就像“一次家庭团聚——完全是一次家庭团聚嘛。”他宁可不用英语对自己的乡亲们讲话，那毕竟是一种外国语，可是他也从经验中懂得，用方言发表演说，有可能在报刊上造成曲解和误会。听众之中有些陌生人不讲我们自己的语言，他也不想排斥他们。他们都是我的伟大国家的公民啊，不管他们来自高原，还是来自低地，等等等等。
　　他提到的陌生人，我猜是埃莉诺？约翰太太，来自沿海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女流，她早已加入部长的人民组织党。她浓妆艳抹，满身飘香，虽然不再年轻，但如果她想要的话，她看上去完全有能力为自己争辩。她坐在部长左首，一边抽烟，一边摇着扇。她身边坐着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美丽姑娘。我没看见她们交谈，甚至连眼神接触都没有。我不知这位姑娘为什么要混在这群粗鄙的人中间；就好像她只是个搭顺风车的人，打算搭乘他们的车从一间女校到另一间女校。
　　演讲会结束后，部长连同他那一行人被领到“主人的府邸”——这是韦格先生对他那所水泥砖砌的方正房子的雅称。外面，舞蹈姑娘们重又跳起来，猎人们放尽了最后的弹药，此刻正在耐心地等候事先许诺给他们的棕榈酒。部长随着音乐的节奏，郑重其事地分别同每一伙人跳了几步，并且挑选跳得最好的姑娘，在她汗水淋淋的脸上粘上几镑红色的钞票。每一伙人又另外得到五镑的馈赠。
　　后来，在“主人的府邸”里，我对部长说：“你今天一定破费不少。”
　　他望着手里的冰啤酒杯，微笑着回答：
　　“破费？老弟，你不大了解情况。我把一切一切都分给别人啦，自己什么也没留下。如果有人来跟你说‘我想让你当部长’，你就赶快撒腿跑开吧。我说的是心里话。上帝可以为我作证。”为了证明自己是在发誓，他按照习惯伸出了舌尖。
　　“当一个部长，表面上是甜的，心里却是苦的，相信我的话吧。”
　　我一声不响地挤进人群，凑到记者身边（他似乎应该认识到会的每一个人），在他耳边低声问道：“那位姑娘是谁？”
　　“哦，”他警告似的张大了嘴，说，“别挨近她，这块美味咱们可沾不上。”
　　我对他说，我并不想接近她，只想问问她是谁。
　　“部长从没有把她介绍给任何人。大概，她是他的情妇，要么是他的亲戚。”接着，他又补充道：“我也打听过，可是白打听，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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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仆　第二章（1）
独立后，国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重要的不是你懂得什么，而是你认识谁。请相信我，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像我这样一个不肯俯身去舔大人物靴子的人，处事往往是很难的。为了取得伦敦的研究生学位，我正在申请奖学金时，我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想求得部长的帮助。部长本人在接见结束前再次提到了学位的问题，可我并没有受到一点激励。（说实话，我尽量避免再引起他的注意。）不过，我对他的建议似乎也没有什么反感。他邀请我去首都，到他家里度假，在此期间，他去找内阁里的朋友，海外###部长，了解他那儿是否能帮上什么忙。
　　“他们要授给我博士学位，”他自豪地宣布。“法学博士。”
　　“那可了不起，”我说。“祝贺你。”
　　“谢谢，我的兄弟。”
　　“这样，部长就会变成‘极可尊敬的南加博士’了，”在我脑海里出现这个尊称整整一秒钟之前，赞美曲已从记者口中唱出来了。大家都为这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名称以及它未来的主人感到高兴。
　　“这怎么适合我的名字呢？”
　　部长像孩子般激动地喊道，大家异口同声说这称呼对他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我倒喜欢那个人的名字：‘极可尊敬的国会议员、博士，蒙戈？塞哥市长’，”部长有点渴望地说道。
　　临走前，部长让我记下了他在首都的住址。当我写字时，我发觉韦格先生不怀好意的眼光正盯着我。我不能不承认，韦格先生的迫切难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我觉得部长没有匀给他哪怕一秒钟来提提自己的难题。在“拉我下来”的那场玩笑中，部长毫不顾忌地跟大众一起笑起来，也未免有失体面。他至少表面上应该保持较为严肃的态度。不用说，你占据了大人物的时间来夸夸其谈，大人物是不会轻易原谅你的。那一天后来的时间里，他一直故意不理睬韦格先生。可怜的家伙！处理政府废旧物资的权力，他也许再也捞不到了，而他说不定正打算用这些废旧物资来更换学校里那些更破烂不堪的设备呢。所以，他对我发火虽然毫无道理，但毕竟有他的苦衷。
　　实际上，那天下午他的老师们也令他异常失望。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就差个机会文学硕士”事件，从某方面讲，这个过失甚至比韦格那冗长的演说更惹部长生气。
　　那天晚上，我正在点汽灯，听见有人敲门。
　　“要是长得漂亮，就请进来吧，”我应道。
　　“奥迪里在吗？”一个矫揉造作的、尖细的声音问道。
　　“进来，傻瓜，”我回答。
　　这种愚蠢的游戏，我和安德鲁是从来都不膩烦的。我们经常假装姑娘的声音，以使对方的心里发紧。
　　我们坐在房里聊天。
　　“她是谁？”我说。
　　“谁？”
　　“同部长一道来的姑娘。”
　　“他的女朋友。”
　　“原来是这样。”
　　“不止这样。他打算按照国家的法律和风俗娶她为妻。很明显，就他现在的地位来说，他老婆太‘土’了，所以他想娶一位光彩动人的‘交际花’来充当他宴会的女主人。”
　　“这怎么成，这些是谁告诉你的？”
　　“知情人。”
　　“这怎么成。对那姑娘，我虽一无所知，可我觉得她应该成为某个好男人的第一个妻子——而不是一个老头子的情妇。咳，这毕竟不关我的事。”
　　“他供她去读‘女子教育学校’，”安德鲁说，“可见，这事他已经盘算好几年了。我真为她惋惜；那个人真不要脸。”
　　我什么也没说。
　　“想想吧，这么一个美丽的姑娘要毁在一头没脑子的驴子身上。我真想打烂他的美梦！你不知他多么粗鄙？”
　　“知道，”我说，“你说的一点不错。”我觉得安德鲁实在太逗了，他铆足了劲试图说服他自己——和我——去相信一开始我们参加这个接见会，就是为了灭一灭他这个没脑子“老乡”的威风。他似乎忘了，当时我反对韦格先生那种蠢笨的做法时，他却拒绝支持我。
　　“想想吧，这样一个草包，就要到国外去，自称是文化部长。真丢脸！难怪外国人总笑话我们。”
　　“说得不错，”我说，“不过，外界并不总是那么重要，对吗？像南加这样的人对外界的嘲笑毫不在乎。他关心的是内部，关心的是如何控制他的选民；你得承认，在这方面，他相当内行。总之，就像他今天对我们说的，邱吉尔都没有读完中学。”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人民公仆　第二章（2）
“我看，白吃白住的建议已经发生效力了。”
　　我笑了起来，安德鲁也笑了。你一眼就可以看出，安德鲁能理解我，而韦格先生却不行。别人可以因为我接受了部长食宿的邀请而嘲笑我，但不能认为我奥迪里？萨马鲁为了获得奖学金而卑躬屈膝地走后门。用彼得的话来说，那是“不可能的”。
　　安德鲁当然知道我早有去首都的打算，他认识爱尔丝。
　　噢，爱尔丝！叫我从哪儿谈起她呢？我认识爱尔丝的第一天——实际上是在一小时内——就同她上了床，这是同我有过这种关系的唯一的一位姑娘。我知道还有着更快的纪录，但我说这事不是为了比较谁更随便，也不是想拿谁跟爱尔丝比较而歧视任何人，我把它写下来，是因为真实情况就是如此。那是我读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像往常那样临时抱佛脚，十分疲劳。一天晚上，学生基督教运动组织举办了一个晚会，我知道这会耽误功课，但还是决定去，好让头脑降降温。我平时难得碰上好事，可是那天晚上却走了运。我看见爱尔丝同另外一些护士生站在一道，便径直朝她走去。她刚进护士学校不久，就成为其中最活泼开朗的姑娘。我们一同跳了两圈，后来我提出躲开吵闹的乐队，到外面去散散步，她欣然同意了。我并没有做那种事的打算，但爱尔丝——我相信她是无意的——却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她说她渴得很，于是，我领她到我的房间去喝水。
　　这位姑娘一亢奋起来就会尖声大叫。每一次做的时候都是这样，不过第一次她却很可笑地不断喊着：“劳尔夫，亲爱的。”我当时奇怪她为什么喊劳尔夫。几星期后我才知道，她已经和一位名叫劳尔夫的小伙子订婚了，那个傻呵呵的小伙子正在爱丁堡学医。更滑稽的是，我隔壁宿舍的同学——一位英国公费学生，也许是全校中最堕落的一个——从那天起却管我叫劳尔夫。后来我向他阐明，劳尔夫是那位姑娘真正的男朋友的名字，他才立刻改口称我为劳尔夫助理。或（爱尔丝在场时）简称①。
　　尽管事情来得鲁莽而仓促，我和爱尔丝仍很要好，还成了好朋友。我记得，一九六三年邮局罢工，我有一个多月没有收到她的信，急得几乎要上吊了——照我佣人彼得的说法。
　　如今，她在距博里十二英里的一家医院工作，因此我们约好，下一个假期我去首都度假，这样可以时常开车到她的医院去，她休假时也可以进城来玩。因此，部长的建议提得正是时候。部长访问后的几天里，我一直想弄明白部长对他的老绰号“就差个机会文学硕士”如此反感的原因。
　　一九四八年，我刚认识南加先生时，他对自己的绰号似乎非常喜欢。我怀疑那绰号是他自己起的。那他当然会喜欢。他名叫南加，他周围的老师们简单而友好地称他为“”①；他就回答“就差个机会”，除非他高兴，否则他可以不这么回答。那他为什么现在对这称呼却感到愤怒呢？我终于意识到，是国内普遍的反知识分子情绪使他丧失了对这个绰号的感情。一九四八年，南加先生可能会承认（虽然是随口说说而已），他对读大学怀着某种隐秘的渴望，到了一九###年，他大胆地宣称，像他这样的人不受高等教育更好。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说服自己，不然的话，那所偏僻而默默无闻的大学授给他法学博士头衔也不会令他如此兴奋了。
　　

人民公仆　第三章（1）
在长途跋涉去首都之前，我打算先回家乡——距阿那塔十五英里的乌拉村，作短暂的停留。我父亲是地方翻译官。那时，没有一个人能听懂像“e”这样简单的白人语言，地方税务官就像至高无上的皇帝，翻译官好比二皇帝，二皇帝专管把有求于税务官的人连同他携带的贡品送到皇帝那儿。聪明点的人都知道，要想求二皇帝在殿堂的主人那儿说情，就要先答应他求婚和勒索的要求。
　　所以，那时的翻译官既有权又有钱，人们都认识他，并且憎恨他。不过，我们也有许多朋友。这些朋友经常给我父亲送来礼物，有成袋的木薯，成坛的棕榈酒或成瓶的欧洲酒，还有山羊、绵羊和鸡。我们的家庭虽然人口众多，但是常有肉吃。我记得，有一个时期，我父亲每个星期六都要杀一只羊。而当时一般的家庭两年能吃一只羊就不错了，这种富裕的标志自然引起了外人的妒忌和憎恨。
　　我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