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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论战全过程: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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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餍韵袼樟谡绞逼冢�1920—1922年）对“远东共和国”那样处理，当时列宁为了避免在东方同日本作战曾同意成立“远东共和国”。（赫在这里实际上是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台湾处于美国控制之下，当时在台湾驻有美国海陆空军。）毛主席直率地回答：你把问题搞错了，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这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问题，是我们要求美国撤出台湾、美国应该撤军的问题。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是台湾怎样解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你赫鲁晓夫同志，对前一个问题有发言权，可以劝艾森豪威尔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对后一个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
关于释放在押美犯问题。赫鲁晓夫说，为缓和跟美国人的关系，中国是不是可以把“被扣押的五名战俘”释放？周总理回答：美国战俘，中方早就释放了，现在扣押的五个美国人中三人是犯法的侨民，两名是美国空投特务，他们都不属于1955年8月1日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应释放的战俘范围。赫鲁晓夫说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但仍坚持应释放这五名罪犯。毛主席说：放是可以的，但现在不放，要到一个适当的时候再放。赫鲁晓夫表示，他不是代表美国求情的，放不放是中国的事，如果中国有饭给他们吃，养着他们好了。
关于中印边界和西藏问题。赫鲁晓夫说，十月革命后苏联在边界问题上对土耳其作了很大的让步。你们应和印度搞好关系，印度是一个中立国，尼赫鲁是比较开明的，应该团结他。他认为，*跑到印度，是中国的过错，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中印边境发生流血冲突，印度方面死了人，这使他无法理解。陈毅同志站起来反驳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分明是印度挑起这场冲突，印度军队越过边界，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我们边界内设立哨所，向我们开枪。你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为什么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分明是资本主义国家挑衅的，你不但不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指责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为什么？赫鲁晓夫说，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陈毅说，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谁死伤多不能说明谁就对，这个道理你不懂吗？赫鲁晓夫仍然坚持说，不管怎么样，是你们先打死了人家的人，又把*放跑了。又说，反正你们把跟印度的关系搞坏了就不对，你们何必去争那么点地方呢？喜马拉雅山下荒无人烟，争那么一小块地方有什么意思？彭真同志回答说：你怎么能说*是我们放走的？*是叛国外逃，我们人生地不熟，追也没追上他。周总理强调，我们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干那种丧权辱国的事。我们对印度一直采取团结的政策，但对它不讲理的地方，对它违反国际公约的事情，我们要反对，要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着要团结它，不能一味迁就它。最后，赫鲁晓夫说，我在美国跟艾森豪威尔说过，我访美之后，接着要到中国去。艾森豪威尔对我说，你到中国去一定是白跑一趟。果然是白跑一趟了。（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五章和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四章）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前后对我国内政外交（5）
赫鲁晓夫回国途中影射攻击中国
“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10月4日，赫鲁晓夫离京回国。10月6日，他到海参崴发表演说，影射中国，说什么“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见《赫鲁晓夫言论》第十三集，第297页）10月31日，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搞“冒险主义”，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他别有用心地说起在签订不列斯特和约时，托洛茨基发表左倾的反对意见，提出他臭名昭著的“既不战也不和”的口号。大家知道，德国帝国主义者就是利用托洛茨基的冒险政策来反对苏维埃国家的。（见《赫鲁晓夫言论》第十三集，第363页）
11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求见周恩来总理，他奉苏联政府指示向周总理表示：赫鲁晓夫访华时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的会谈表明，中苏两党不存在任何问题。他说，中苏两党“对重大问题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原则分歧。至于一些个别问题，经过双方讨论和充分交换意见，也不存在了。因而苏共中央主席团已作出决定，把上次双方在北京举行会谈的记录烧毁。赫鲁晓夫请我代他向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致以最热烈、最衷心的问候”。对于苏方这种无视现实的说法，中方未予理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册，第231页）
赫鲁晓夫影射攻击中国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抢先”，不同苏联“对表”12月1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本身，领导本身就会帮助敌人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而这样做是不能容许的。（见《赫鲁晓夫言论》第十三集，第452页）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内部文件中写道：赫鲁晓夫“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们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卷，第600…602页）［笔者按：其实，当时苏共领导急于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根本脱离实际的、完全出于主观意志的空想；而中国党当时把“大跃进”中建立的“人民公社”看作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完全也是一种空想。因此，事实上并不存在“共产主义竞赛”中谁抢先谁落后的争论。赫鲁晓夫要求同苏联“对表”，其实质是害怕中国发展强大，并要求中国的一切建设事业必须完全遵从苏式发展道路和模式。］
1959年底赫鲁晓夫提出四年内实现“彻底裁军”
的建议和关于实现“三无世界”的观点12月30日，赫鲁晓夫在答阿根廷《号角报》社长诺布勒问时，提出苏联建议所有国家在四年内实现彻底裁军，包括解散全部武装力量，销毁包括原子武器、氢武器和火箭武器在内的各种军备，取消军事部和总参谋部；通过立法程序禁止对青年实施军训，禁止采取旨在恢复任何形式的军事或军事化机关及组织的措施，把由于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而腾出来的资金用于减低或完全免除居民的税收，用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用于给不发达国家以广泛的经济援助；各国只留下人数有严格限制的配备轻型射击武器的警察（民警），其任务只是维持内部秩序和保护公民的个人安全。他说，希望各国政府对全面彻底裁军都表现出现实主义态度，“如果能够这样，那么，新的一年将作为开始实现人类关于没有武器和军队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宿愿的一年而载入史册”。（见《赫鲁晓夫言论》第十三集，第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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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领导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
扩大到国家关系中来，单方面决定召回
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赫鲁晓夫利用一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对*发动一场突然袭击，组织了一次“围剿”，企图压服我们，未能得逞。紧接着，赫鲁晓夫决定采取新的严重步骤，从经济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国就范，从而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中来。
1960年7月6日，苏联方面以中国在苏发行的《友好报》宣传我纪念列宁的文章为由，宣布停止《友好报》和苏联的《苏中友好》杂志分别在苏联和中国的互惠发行。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借口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的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纪念列宁的文章，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7月25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将从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撤完。7月31日，中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批驳了苏方的决定，指出苏方要召回的专家绝大多数在华工作合同尚未满期，现在突然撤走，显然破坏了两国政府间的有关协议和合同，这种行为在一般国际关系中是罕见的。复照表示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召回专家的决定。8月26日，苏联政府复照中国政府，拒绝重新考虑召回专家的决定。苏方按原定计划，从7月25日至9月1日召回了全部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并中止900名已经应聘的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同时，苏方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一个协定书以及4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讲话。他说，中苏关系的问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也不必太忧虑。无非是不给设备，把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风吹，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甚至同美国一起来打我们，极而言之，无非如此。他说，什么叫孤立呢？讲不清道理就叫孤立。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使得人家了解了，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就不会脱离大多数，就不会孤立。
中共中央正式成立反修文件起草小组
*中央正式成立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起草论战文章和文件
早在1960年夏天，在北戴河起草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的《答复书》时，在中央周围就集中了一批“秀才”，包括胡乔木、吴冷西、乔冠华、熊复、胡绳、许立群等。从1962年11月起，这批秀才中的一部分人已经集中在钓鱼台8号楼开始工作，只是没有命名叫个什么单位。1963年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总结前一时期的“反修斗争”，并提出下一阶段工作的方针和步骤。就在这时，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一个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小组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和乔冠华（1963年夏为副组长）、熊复、胡绳、许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等。（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第540页）胡乔木因为生病，没有参加这个写作小组。陈伯达主持了几篇论战文章的起草工作，但不是写作小组成员。1962年11月起住进8号楼实际负责起草工作的有：康生、吴冷西、熊复、赵毅敏、姚溱、王力、范若愚，乔冠华工作重点在外交部，同时参加8号楼写作班子的工作。其他小组成员，有的来参加一些会议，有的没有来过8号楼。除了小组成员，还先后调来几个年轻的助理工作人员，有贾一血、朱庭光、崔奇、刘克林、万光、陈思明，1963年夏来了两位大校——范戈、钱抵千，后期还有孙轶青、薛真、王岳西和黄宗汉。我们习惯地把这个工作集体称为钓鱼台写作班子，8号楼则成为这个写作班子的代号。
钓鱼台写作班子，实际上是在*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一般情况是，每篇文章或文件，先由写作小组的几位成员负责考虑大纲，由助手们起草初稿，然后康生、吴冷西主持开会集体讨论、修改，往往在8号楼这个范围内就要返工几次，修改几次，达到大家认可时，再送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修改，有时当场改好通过，由小平同志送给毛主席和其他常委审阅，更多的时候是听取小平同志和参加书记处会议同志的意见后，再返回8号楼来改写或加工，重新送审。小平同志还常常亲自到8号楼来参加讨论，提出他对文章的意见。我们集体讨论中有时在某些写法上争执不下，康生不表态，大家就等小平同志来拍板。有的时候，小平同志从钓鱼台回去后，还在思考文章中的问题，打电话来指示哪个地方要怎么改。
在成立钓鱼台写作班子的同时，根据中央的决定，在中联部“十八所”集中几十位理论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分为七个组，负责编辑出版几套丛书：一套是封面用红字的丛书，摘录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述；一套是灰皮黑字的丛书，搜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作和言论以及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后来也包括赫鲁晓夫的言论集；还有一套白皮蓝字的丛书，是有关帝国主义扩军备战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现状的资料。另外，钓鱼台写作班子工作人员在起草文件过程中需要了解哪方面情况，搜集哪方面材料，请教哪方面专家学者时，总是得到兄弟单位包括中联部、外交部、*、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央调查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就是说，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8号楼这个小集体之外，还有一个大集体，大家直接间接地都参加了这一场“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1963年1月毛泽东写的诗句）的战斗。［笔者按：1962年11月28日，领导通知我到钓鱼台8号楼报到，我作为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工作人员，从此参加了钓鱼台写作班子的工作，直到1966年夏这个写作班子结束。2004年，我为人民日报国际部编著的《历史的脚步》一书，写了一篇《钓鱼台8号楼记》，如实地详细地记述了我在8号楼写作班子工作期间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主要是关于那些论战文章和文件的写作背景与经过的情况，写作过程中，中央领导有过哪些部署，提过哪些意见，作过哪些修改的情况，以及从这当中所体现的当时我们党对意识形态领域许多问题坚持什么样观点和为了反对和抵制对方的大国沙文主义采取什么样方针策略的情况。本书以下几章的叙述，大部分引自《钓鱼台8号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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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七篇”的起草经过（1）
毛泽东写道：他们既然这样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
1960年底莫斯科声明发表后，各国共产党本应在这个共同协议的基础上恢复和加强团结，但过了不久，苏共领导就在其二十二大上发动了对另一个兄弟党的攻击。当时我们党对这种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不料这种错误的做法没有被制止，反而愈演愈烈。1962年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是苏共领导指挥一些党对*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紧接着，苏共领导就利用1962年底至1963年初欧洲五个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的机会，挟其“多数”掀起一股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浪潮。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先后布置钓鱼台写作班子起草七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或编辑部文章发表，对攻击者予以答复。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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