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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寻梦者的成长历程:黑石的起点,我的顶点-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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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手。与学校教育相比，这种教育似乎来得更加重要。
我从未在学校作过弊。父母在诚实这一品质上严于律己，对我也是如此要求的。我从来不需要作弊，但我知道什么是作弊。我们班有一个技术奇才会用相机拍下化学和微积分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弄到手掌大小的手抄纸上，以满足考试之需。我想，这才是作弊。对别人的论文做大幅修改，然后将其变成自己的，我觉得不算是作弊。长话短说，我对罗伊康的一篇论文做了些修改——其实是做了很大的修改，然后作为自己的论文上交。论文的题目是“casus belli”，这是一个德语单词，可以粗略地翻译成“宣战的理由”，这包括各国在发动战争时可能会找的正当理由，也包括它们是怎么找到这些理由的。吉恩把罗伊康的论文一字不改地上交了，但他跟我不在同一个班级。我不知道我论文中的哪部分让教授起了疑心，反正论文交上不久，我就收到了让我去院长办公室走一趟的通知。于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我去了院长室，看到院长用两个手指像捏尿布一样捏着我的论文，我的教授则站在一旁。我会意地打了一个寒颤。可能知道罗伊康论文的不仅仅是我跟吉恩，大家都知道了。我承认用了他人的论文作为写作思路，但我辩称我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这样向他们解释着，心想最坏的结果就是这门课挂红灯，但学院肯定注意到了我“借鉴”的篇幅，于是决定杀鸡儆猴。几天后，兄弟会的信箱里多了一封来自院长办公室的信，信上说我被开除了。时值1944年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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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安排（1）
羞愧完全不能表达我当时的感受。我该怎么向诚实至上的父母解释呢？因为作弊被学校开除？他们日以继夜地在中央咖啡厅工作，省吃俭用为我提供“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教育”，而我却因作弊被剥夺了教育机会，这竟然成了我对他们表达“感谢”的方式。父亲真的太诚实了，每当他在科尼的埃尔克斯俱乐部玩扑克时，他总是输家，因为他摆不出一副扑克脸。虽然对于我的辍学，我自己都解释不清，但我仍有一丝希望。这一开除并不是说我完全没有机会重返学校，学院领导说如果我能找到一份工作，并借此重新恢复我的声誉，那学校还是可以给我恢复学籍的。我不敢把真相告诉父母，于是决定先把事情压一压，等找到一些好的说辞再将这件事告知父母。
吉恩也同样感到羞愧，可能感受比我更深，因为他平安无事地度过了。反思自己的过错，我开始把这次失足看成是意外的收获，一种莫名其妙的运气。我已经想清楚了，我不是做工程师的料。无论接受多好的教育，基因上的限制——对机械知识的不知所措、对绘画的一窍不通，使我根本没办法与其他优秀的同学相比。另外，我并不能把对数学的精通应用到工程学上去，因此与身边有才能的未来工程师相比，我就很吃亏。那时，我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职业原则：尽力发挥自己的长处。我只知道我需要找一片领域，在那儿我可以把自己的数学才能应用到人际关系或商业情境中，而不是浪费在物体构造和机械装置上。但要想在将来有任何发展，我都必须先把履历上的污点拭去。在一次电话中，我告诉父母我要在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的采购部申请一份职位。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实验室所进行的实验将对战争有多么重要的影响。那时，盟军已经在欧洲战场占了上风，但在太平洋战场，日本人本着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决心血洒太平洋岛屿。为赢得战争，美国加紧步伐，想赶在敌人之前研制出一种能给予敌人致命打击的超级武器。我的工作申请被批准了，这样一来，我就能继续待在菲谬三角洲兄弟会的会堂，也能继续积极的社交生活。不同的是，我不再上课，而是出差为实验室采购部件。
奇怪的是，我似乎是一名非常出众的出差者。虽然仅仅是一个职位卑微的18岁小办事员，我却能想办法挤上票已卖光的航班。我采购的东西并不都很特别，每次我都是先买到部件，然后再用船运的方式将其运回剑桥市。我采购的通常是战争中不易买到的管道和衬垫。我知道我必须抓紧时间采购，也明白实验室“立刻”就要它们。我还知道我的工作证件上写着“曼哈顿”，但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只有在日本8月14号宣布投降后，曼哈顿计划的细节才浮出水面：那个辐射实验室参与了这个计划。我突然明白我所采购的部件中，有一些是用来制造原子弹的。父母十分高兴我对战争做出了贡献。
战争结束后，离开家乡已18个月的我重返科尼。我打算秋天时回到麻省理工学院，然后再考虑往下的路该怎么走。可就在这时，我发现计划有变，因为内布拉斯加州的库欣博士向西北大学写了一封强烈的推荐信，强调我在学籍被暂停的那段时间里对辐射实验室所做的贡献，随信寄往西北大学的还有我的入学申请书。1945年秋天，西北大学校方批准了我的入学申请，对此，我心中一直心怀感激。幸运的是，西北大学商学院的院长明显与麻省理工学院有过私人纠葛。他告诉我说他很同情我的遭遇。
临时安排（2）
进入西北大学
一些人称西北大学为“中西部的乡村俱乐部”。这指的是西北大学的派对风名列前茅，虽然很难相信还有哪所大学的课外生活能与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所见到的酒乐生活相比。事实上，在派对方面西北大学也确实比麻省理工学院差远了。地理位置的差异是其中一个原因。西北大学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艾文斯坦，处在密歇根湖湖畔。艾文斯坦是芝加哥北部郊区的一个小镇，这里同样也是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的家乡。几年前，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没能阻止全国范围内对禁酒令的废除，但在它的家乡小镇，禁酒令依然有效。在艾文斯坦，酒的销售是非法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饮酒犯法，但显然，这种规定影响了人们饮酒，对兄弟会的影响尤为严重。
另外，西北大学在性方面也很拘谨。它规定女生若要去兄弟会会堂，只能待在一楼的客厅——客厅还要灯光明亮，这与麻省理工学院的自由政策（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于1945年秋天来到了西北大学。很快，我便爱上了这所学校，它非常适合我。经历了麻省理工学院兄弟会的欢嚣放纵之后，我融入了西北大学更加健康有益的社交生活。那里有着对“10所大学橄榄球联赛”的激情和一系列的学生活动。女生也比以前学校的漂亮！我记得，或者我认为是这样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女生很少，而且大多数女生都是紧绷着脸的。男同学对她们也不友好，把她们称做“狮子兽”。相反，西北大学的女生很开放，并且清新脱俗。她们都拥有苹果般的脸颊，头发飘逸，笑容随和。那一年，吉恩来我这里观看返校节。当游行花车队经过，各式各样的“女王”、“甜心”从高处向我们挥手时，吉恩总说一个比一个漂亮。我们一起参加的那些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的舞会同样有着令人炫目的各式惊艳之女。
菲谬三角洲兄弟会在西北大学有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即将和一个名为阿尔法头·欧米茄的兄弟会合并。后者是一个更大、更有历史，也更知名的兄弟会，因此我的兄弟会生活和社交生活并没有受到妨碍。回想过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是如此渴望大学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的生活（类似希腊的生活方式），并把它们作为主要的交友圈和社会往来，而对自己希腊父母的习俗做法我却唯恐避之不及。更讽刺的是，我是兄弟会成员中极少数的，或者说是唯一一个能说写希腊语的人，而校园中的希腊人都在效仿希腊的生活方式。
父亲寄给我的那点儿生活费使我不能参加西北大学所有的社交活动，但在来到西北大学后，我找到了一个能为自己赚点生活费的办法。一个名为“三三角洲”的妇女联谊会要为会堂的餐厅招一名服务生。在中央咖啡厅锻炼了这么多年，我对这种工作再熟悉不过了，我能一只手臂携带三盘菜肴，收拾餐桌同样十分熟练。这个岗位只付伙食费，并没有工资，不过这样我就能省下饭钱。由此，我就可以有更多的钱带女生去看音乐会、电影或是舞蹈了。“三三角洲”能反映出在校女大学生的总人数，因为这个联谊会非常有吸引力。对我来说，能见到这么多女生也算是我工作的奖金了。我带其中的一些女生看过芝加哥交响乐团的表演，通常我会用省下来的钱买两张便宜的季票——这些座位都是由椽子做成的。
临时安排（3）
经历了这些后，我在社交方面的信心似乎也在增长：在麻省理工学院和首次拜访吉恩家时所带有的生涩已离我远去。我成长为西北大学活跃的社交人士，活跃于希腊和非希腊圈子。1946年，我受邀出任年刊《教学大纲》的广告经理。这是一份重要的工作，因为广告销售支持着书的出版发行。同年秋天，一位叫乔·米勒（Joe Miller）的西北大学行政官员让我联合组织1947年的瓦阿姆表演（WaaMu show）。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学生时事音乐剧。瓦阿姆这个名字来自1929年节目首次上演时的两个参演团体，分别叫女子体育协会和男子联盟。两个团队的英文首字母组成了“瓦阿姆”。这个演出在战争期间曾一度中断。克劳斯·利特曼（Cloris Leachman）在1946年的战后节目首次复演中出演。之后许多演艺才人再次在这个原装盛典上登台亮相。在几个月的剧本编写和排练后，音乐剧于第二年春天推出。我帮助制片人寻找作家、音乐人和舞蹈者，也负责广告和推广——这些都是实现一场成功演出所必需的幕后工作。工作量很大，因为瓦阿姆是一个以品质著称的表演，但是这该多么有趣啊！我可以和一些杰出的人才合作，包括喜剧演员保罗·林德（Paul Lynde）和女演员夏洛特·雷伊（Charlotte Rae），二人参与了1947年的瓦阿姆表演。此外，我也与谢尔登·哈尼克（Sheldon Harnick）合作。歌曲《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和《费奥雷洛》就是他填的词，后者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
对我来说，那是价值观的塑造和形成时期。如果说吉恩·蒲柏一家让我见识了财富和权力的话，那么我在西北大学的三年则教会了我如何靠自己的力量成就事业。我发现原来我很擅长后来人们所说的一心多用，而且我也喜欢这样工作。我的兴趣很广，如果单做一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很枯燥。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倾向，但总的来说，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工作模式，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也会如此走下去。
除了联合组织瓦阿姆外，我还当选了阿尔法头·欧米茄兄弟会的主席，因为我原来所在的兄弟会已经被合并，但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利，我也遇到了一些挫折。此前，我也参加过学生会主席的选举，不幸的是，只获得第二名，但与另一件更令人沮丧的事情相比，这还不算什么。我有一个黑人朋友，跟我一样，他也热衷于校园活动，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推荐他入我们的兄弟会。于是举行了一次投票表决，表决的形式是把一个投票箱互相传递，兄弟们各自匿名地往箱内投入白弹子或是黑弹子，白的表示同意，黑的则是反对。令我震惊的是，投完票后，我打开箱子一看，里面居然有好几个“黑球”。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当时的社会风气。然而，我还是很高兴能在这个中西部的核心地带，周围的人都认为尽管彼得·彼得森一头黑发，他却应该是来自瑞典的北欧人。
我思索着如果人们知道我不是北欧人，而是希腊人，还会不会这么欢迎我。毕竟，我们希腊人也会遭到那些心胸狭隘和心怀歧视之人的排挤。父亲告诉我，在他1923年刚开中央咖啡厅的时候，当地的三K党会在餐厅贴上“不要和希腊人一起吃饭”之类的标语，因为科尼居民都是白人，这些三K党找不到可以恐吓的黑人目标。每次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父亲总会补充说：“这些人不算真正的美国人。”
察言观色的秘密
尽管社交生活繁忙，我还是在学习上保持着优异的成绩。对此，我那些兄弟会的兄弟们都感到十分好奇，一些人认为我经常出现在优秀生榜单上完全是因为我很聪明。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的秘密是我学会了如何对症下药。
我清楚大多数教授都是信仰福音教的学者——他们对自己的信仰也毫不避讳。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人们在谈论他们喜欢的话题时，动作会格外丰富，声音也会充满激情。换句话说，我不仅听他们授课内容的表面意思，还听其中的弦外之音，并用课堂笔记本记下教授们的弦外之音。考试快来临的时候，我会看着自己的这些笔记，想着教授当时强调的语段，然后仔细阅读这些段落，直到记住为止。不管试卷上的问题如何，我都会想办法把能激起教授热情的那些要点写出来。其实，我无非就是在奉承他们。我知道这有点儿不厚道，但这些行为每次都能为我带来A或是A＋。
然而这种察言观色为我带来的最有价值的却并非这些分数，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在这些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不仅帮我荣登优秀生光荣榜，还让我学会倾听和观察别人，这些后来对我早期的职业生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死亡边缘
就在上大四的时候，我的未来却突然岌岌可危。通常情况下，我的体力和脑力都是很充沛的，足以应付学业、社交和课外时间的舞会；但在我毕业前的那个冬天，我却突然感到浑身懒散。我会在上课的时候睡觉，在看电影、看书或是看笔记的时候也会睡觉，甚至吃完饭就想打瞌睡。我想肯定是因为瓦阿姆剧的准备工作、兄弟会的主席职责、诸多课程和“三三角洲”食堂的服务生工作，使我睡眠不足，但是几个星期后，我突然发起了高烧。于是，我去学生医疗服务处问诊。那儿的护士决定让我住院观察，但住院期间医生并没有诊断出我的病状，不仅如此，我还多了一个病症，那就是背部剧烈疼痛。一个年轻的实习医生认为这是由医院病床上的橡皮垫导致的！几天后，我出院了，可昏昏欲睡的症状仍然伴随着我。
我这种不正常的无精打采引起了兄弟会伙计们的担忧，其中一个敦促我去找他父亲看看，他父亲是艾文斯坦的泌尿科医师。我照做了。听完我对自己“嗜睡症”的描述后，科巴斯博士问我还有没有其他症状。当我告诉他背痛时，他皱着眉头说：“让我明确一下，彼得，你说你老是昏昏欲睡，发着高烧，还有剧烈的背部疼痛，对吧？”我说；“是的。”
几分钟内，他通过向我的静脉注射染料，对我的泌尿管进行了X光检查。我想检查结果肯定很惊人，因为当胶片出来时，我听到他对一同开诊所的大儿子说：“天呐，巴德，你快看看这个。”
神神秘秘了片刻之后，他让我进来。原来是我的左肾使他如此惊讶，我的左肾已经膨胀到气球那么大。“你这是尿毒症，”他告诉我说，“只有动手术才能挽回你这条命。”没过几个小时，我就已经在医院了。第二天，一个护士用轮椅把我推到了手术室。科巴斯博士把我身上一条错位的血管切除，正是它阻碍了尿液正常地从肾脏流到的膀胱。由于到不了膀胱，尿液向我身上的其他部位扩散，使我中毒，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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