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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往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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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我找到北京广渠门东花市斜街52号，在参观了袁崇焕之墓后，打算再拜访佘树芝老人，不过我这时才知道，佘树芝一家因袁崇焕墓已列为北京文物保护单位，被动员外迁了。尽管在此之前，她和她的祖辈世世代代守住在袁大将军的坟墓旁；尽管这座宅院是自己祖宗留下来的房子；尽管她们一家人本身已成为鲜活的历史，但这些也难以动摇有关部门执行红头文件的决心—“文物保护单位，不能有私家居住。”佘树芝老人与丈夫焦立江及子女，一步三回首地离开了这座精神居所。
如今，东花市斜街已完全拆尽，重新修葺一新的袁崇焕墓在新开发的居民小区里躲躲藏藏。不过，站在袁崇焕的墓前，可以听到广渠门学校里孩子们的读书声，袁崇焕当年他认为值得丢弃生命去保护的好日子，现在，可以天天看到了。
多尔衮—一切都如过眼云烟（1）
北京紫禁城的东侧，有一条叫南池子的街道，这里在明清两代属皇城禁地，普通官吏和庶民百姓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大清顺治朝摄政王多尔衮的王府，就设在了紧挨紫禁城的南池子。
一
多尔衮的摄政王府就建在明朝的“南宫”、又称“小南城”的旧址上。这里曾是明英宗在“土木之变”后幽居的地方。
摄政王府殿宇雄伟，地基有一丈多高，三十六根檐柱撑起了主人在世时的尊贵与奢华，单那色彩绚丽的三层椽檐，就连皇宫内的殿堂都逊色三分。
紫禁城内所有宫殿，包括太和殿，其檐椽无一例外都是两层，唯独功高盖主的多尔衮敢于拿自己的王府挑衅皇宫里的宫殿。通过摄政王府这不可一世的建筑，就可以读出多尔衮当年的冲天霸气，以及不把皇帝当回事的骄横与跋扈。
当年，南池子的摄政王府，是不折不扣大清国的第二朝廷。那时，大清皇帝福临才刚刚六岁，国家所有军政大权，都掌控在多尔衮一人手上。
人们可以想象，当时摄政王府的喧嚣、气派是何等浮夸、撩人，每天进进出出的文官武将，足以把南池子这条街巷，塞到抛起一粒豆子都找不到落下去的空地。若是哪一根腿能跨入王府的大门，当时，便是被咵地一声掇上了一枚价值盖过黄金万两的身份确认章，好像是动物具有了群族间相互辨认的气味儿，且不说这味儿到底是臭还是香。
多尔衮白天在紫禁城武英殿临朝摄政，夜里回王府休憩。他的生活习惯还沿袭了关东时的许多旧俗，就连王府的大殿建筑在许多架构细节上，都凸显着旗人的风格，譬如在柱头上弄一个鬼脸装饰，殿宇的窗台开得极矮，窗户纸糊在了窗棂外，以防窗户积雪损坏窗纸。
多尔衮率大军入关进驻北京时，已32岁，在此之前，他一直生活、战斗在冰天雪地的关东地区，应该说，多尔衮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二
1612年11月17日（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多尔衮出生于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是乌拉那拉氏阿巴亥为努尔哈赤生的第二个儿子，他上面有个叫阿济格的同母哥哥，下面有一个叫多铎的同母弟弟。
这一年，努尔哈赤可谓双喜临门，第一喜，他又添了多尔衮这个儿子；第二喜，他再添了一个媳妇，添子娶妻福喜双至，兴头上的父汗，为多尔衮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爱新觉罗·多尔衮。
“爱新”是一个姓，满语“金”的意思；“觉罗”就是汉语“姓”；“多尔衮”在满语中就是东北原始森林中的一种威猛彪悍的动物“黑熊”。爱新觉罗·多尔衮，用汉语来说，就是姓金，名熊。
人们常说，少年丧母是人生最大的苦难，在多尔衮刚刚长到14岁时，对他格外偏爱的父汗努尔哈赤去世，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天，还没在痛苦中醒过神来的多尔衮，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阿巴亥大妃被人活活勒死，做了父汗的生殉。多尔衮几乎是在眨眼之间失掉两位亲人。一个14岁的少年，遭受如此沉重打击，再高妙的文字也无从描述。
努尔哈赤死后，与多尔衮同父异母的哥哥皇太极继位。从此，他必须每天把头缩在胳肢窝里生活。也许因为他是块铸剑用的钢，生活的磨难不但没有击垮他，反倒成了他的磨刀石，与他的生命蹭出“霍霍”的燎原之火。
多尔衮从一个纨绔少年，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被晋升为统兵元帅、晋封为硕睿亲王。多尔衮征蒙古，攻朝鲜，围北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23岁时获元朝传国玉玺“制诰之宝”，为皇太极实现改汗称帝、一统中原，寻找到了一把冲锋向前的号角。
三
凭多尔衮个人的文韬武略，他在努尔哈赤所有儿子当中，应当是最为出类拔萃的，他的才干甚至超过了皇太极。让这样一个人当一辈子的王爷，显然是委屈了点儿，后金大汗的宝座才是与多尔衮最相衬的东西。幸好老天有眼，终于让多尔衮等来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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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一切都如过眼云烟（2）
1643年9月21日，就在多尔衮已经坐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的时候，皇太极白天还在大殿接见群臣、谈笑风生，晚上就在寝宫里双腿一蹬，痛痛快快地翘了辫子。
皇太极死了，一块活生生的肉被从龙椅上抠了下来，留下一口煞眼的疤。
按中国历代帝王产生的方法，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父死子继，另一种是兄终弟及，多尔衮与皇太极的大儿子豪格在众多帝位继承人中最有分量。
照常理推测，不论是从年龄、阅历、战功，还是军事实力，继承皇位的不是多尔衮便是豪格。然而，正是由于他们两人实在过于势均力敌，才使得二人最终都与皇位无缘。
于是，有人把多尔衮两次竞争帝位的失败，看成是他人生最大的失败。
其实在明白人看来，多尔衮在争夺帝位的问题上能够顾全大局、知难而退，采取隐忍、妥协的方略，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多尔衮没有眼疾，至少他肯定没长着一双绿豆大的小对眼，只会死死盯住后金的帝位宝座，他解开胸襟，放眼看到的是整个大中国。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去世的时间，都处在后金与大明争夺天下的关节点上，多尔衮在争夺汗位中的敌人，在对抗大明皇朝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方面，又恰恰是他的战友加兄弟。为了完成鼎定中原的大业，多尔衮甘愿牺牲个人当汗称帝的理想，与他的兄弟子侄们一起结成牢不可破的统一战线，来共同对付大明国这个敌人。正是因为有了多尔衮这样有本事将天下收入眼底的人，后金政权在帝位的转换过程中才避免了内讧。
多尔衮在拥立爱新觉罗·福临继承皇位以后，很快抓住了大明与大顺政权鹬蚌相争的大好时机，成功降服吴三桂，在取得山海关大捷之后，一举攻占北京城。
1644年，旧历十月初一，在这个汉人忙着为死去的祖辈过鬼节的日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在皇极门正式昭告天下，定鼎北京。
多尔衮辅佐顺治帝，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以“和”字为治国总纲，颁布法令、设立官职、整治吏治、恢复科举考试、创建绿营、准许满汉联姻，废除三饷，奖励垦荒，废除匠籍制度、放宽对手工业的垄断、提高商人地位，等等。在这十多项正确的措施中，多尔衮做得最为漂亮的还是为崇祯皇帝发丧。多尔衮大肆宣传：“国家之定都，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也。”今天，我们大清国为汉人报了仇，按大明皇朝的典制给崇祯举行了最隆重的葬礼，我们可谓做到了尽善尽美。”
不过，就在多尔衮沿着正确的路子顺利迈进的时候，他又出人意料地接连下了几着臭棋。
首先，他颁布“圈地令”、“剃发令”，紧接着又实行“投充法”、“逃人法”、“禁关法”，以及后来的“屠城令”。
多尔衮实行的六大弊政中，最为错误的是叫汉人剃发。
按照中国传统文人的价值取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丝毫不可损伤也。”常言道：士可杀，不可辱。在这些知识分子眼中，你大清政权掠地敛财、强权暴政都可以勉强对付，唯有让他们改变生活习俗和文化观念不能忍受。当面对多尔衮制定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法令时，中国许多孱弱的读书人选择了留发不留头。
1645年，同时发生的阎应元领导的“江阴八十一日”和黄淳耀组织对抗清朝的“嘉定三屠”，总算让多尔衮领教了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的厉害。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些人是怎么了，不就是换身衣服剃个头，何必这样较真儿？
多尔衮似乎觉着受了很大委屈，在写给一位明将的信中愤愤不平地写道“李闯攻破京师，平西王吴三桂来我朝乞师。大军入京之日，为你朝帝，后追赠谥号，择吉安葬，一切都是按照你们的礼仪进行，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可你们为何非得端出几副莫名其妙的臭骨架同我过不去？
多尔衮如果能够换个角度想一想，他或许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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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一切都如过眼云烟（3）
历史上朝代更迭，就如同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一般自然，对普通百姓来讲，江山易姓与他们居家过日子，有时关系并不太大，只要“天下太平”，百姓便“阿弥陀佛”了。可如今大清亡明，却偏偏要把庶民百姓的风俗习惯和衣冠装束都强行改变了，满人亡的不再仅仅是大明王朝，而是整个天下，是可忍，孰不可忍！
多尔衮这等聪明人，也不是不明白剃发令带来的后果之严重性，但他为何不知错就改，偏要一意孤行呢？
在大清之前，满人的祖辈女真人，曾在北京建立过一个大金王朝，今天的北京就是那时的金中都。可当多尔衮入关后，这些满人都跑哪儿去了？除了留在北京远郊房山绵延百里的祖陵之外，凡是活在世上，能跑能跳的满人都被汉人融化掉了，满大街花花绿绿的老百姓，竟然看不到一个留辫子、穿旗装的满人。
汉文化有着极强的消化功能，貌似东北虎的外来文化，一旦落入中原文明之口，绝对逃脱不了被溶蚀得连口骨头渣子都吐不出来的下场。满人骑马挽弓的技术活儿还做得不错，但在更为强势的汉文化面前，多尔衮之辈便不再自信。于是他们想出了这么一个歪招儿，不但要求满人入关后保持自己的生活习俗不变，而且也要汉人统统依葫芦画瓢。
四
正当多尔衮想在传统文化战线上再立奇功，一意孤行地贯彻他的这些不得人心的法令之时，1650年12月31日（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意外的死于塞外喀喇城，年仅38岁。
据多尔衮同胞弟弟多铎的后代金大山先生讲：“多尔衮在一次猎场狩猎时，坐骑受到野猪惊吓，他被马掀翻在地，多尔衮的头被野猪蹄子踩踏，当即脑浆迸裂，一命呜呼。”至于是不是事实，没人考证，只是听老一辈这么讲给他听。
说来有点儿戏，堂堂摄政王没有死于战鼓震天硝烟弥漫的战场，竟然被一只不知道什么来路的野猪给踩爆了脑袋。多尔衮的一生，死在他手下的人何止成千上万，然而他非要和一头不碍自己千秋大业的动物过不去，最终命丧黄泉。
多尔衮死后，顺治帝为他选了东直门外的一块墓地。因多尔衮在诸王中排行老九，因此他的坟又称九王坟。多尔衮还被顺治帝追封为“懋德修远光业定功安民立政义皇帝”，庙号成宗。
只可惜，多尔衮这个皇帝名位仅仅得了不到两个月，顺治帝便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入宫。”随着皇帝的一旨谕令，多尔衮的摄政王府昔日的奢华与富贵，瞬间变作一阵过眼云烟。到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下令将旧摄政王府改建成玛哈噶喇庙，供奉玛哈噶喇护法神。乾隆四十一年，乾隆赐名“普渡寺”，寺内藏有多尔衮用过的甲胄兵器，据说，他用过的刀剑弓矢比常人用的长出三分之一。可见，多尔衮是何等强悍威猛。
1773年，乾隆帝为多尔衮平反昭雪，将多尔衮生前过继的子嗣复爵，并另在石大人胡同立睿亲王新府。
如今，多尔衮生前曾居住的摄政王府— 普渡寺，已被修缮一新，曾经占用此地的学校和单位已迁走，但这里至今仍未对游人开放。
石大人胡同（今红星胡同）的睿亲王新府，已改成今天的北京二十四中学和###街中学。过去的九王坟，早在民国时，就被多尔衮的旁系后代，将大部分地面建筑拆卖一光。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里盖起了一片居民小区，九王坟这个沿用了三百年的名字，也从这时起叫新中街了。
李鸿章—你说我容易吗（1）
北京冬日的太阳看起来温暖，光线缩头畏脑地急急往前走，但这稍带热乎气的光线还没来得及挨着人脸，就在半路上被寒风劫走了。西单北大街57号的工地上阴阴沉沉，挖掘机、打桩机之类的各种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呈一字形摆开，这些钢胳膊铁腿既不怕冷，也不怕冻，甩开膀子热气冲天地干起来。不多会儿，整座房子连宅基都消失干净。从此，李鸿章也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在北京没能留下一处居住过的院落。
一
西单南大街57号李宅，相传是李鸿章购置的家产，由其大哥李翰章居住，这里也成了李鸿章常来的地方。
1843年，李鸿章在庐洲学府被选为优贡，在京城做官的父亲李文安写信，催儿子入京参加来年顺天乡试。李鸿章在这一年秋天第一次来到北京，他先住在安徽会馆，后搬到狮子胡同父亲的朋友马文虎家寄住，并以年家子身份拜谒曾国藩。
李鸿章第一次的北京之行，不但如愿考中了举人，而且攀上了曾国藩这位道德学问名闻京都，日后又手握兵权、威震江南半壁江山的文武圣人。
李鸿章受业于曾门后，发奋攻读经史子集，以求义理经世之学，并习制举文，学问大进，1847年考中进士，深得曾国藩器重。
这个时候的李鸿章，少年得志，但又没有世家子弟身上常有的骄横和玩世不恭，每天在纸墨笔砚上下功夫。1850年李鸿章以优异成绩改授翰林院编修，与父亲同朝为官多达五年之久。
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李鸿章在京城的官场上如鱼得水。正当他考举人、中进士、做翰林一连经过三级跳跃，登上少年科第顶峰，在文官仕途上“一路扶摇”的时候，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紧贴着他的裤缝炸开了。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竖旗造反，星星之火，尽显燎原之势。两年多时间，太平军席卷长江流域，后在南京定鼎建国。李鸿章的神经，像插在政治这汪浑不见底的水银柱，任意一点隐蔽的温度变化都会使他身体的节奏骚动。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将李鸿章的血液挑拨和煽动得冒起泡来。
1853年在吕贤基的奏请下，李鸿章奔赴安徽，就此开始了“宛转随人盖九年”的军旅生涯。
二
李鸿章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多事之秋。1823年他出生时，正是道光继位后的第三个年头。中秀才那年，中国的国门被来自大不列颠的鸦片贩子们用舰炮轰开。自1862年经曾国藩举荐出任地方都抚后，李鸿章就如同上满弦的陀螺，一会儿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一会儿又当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及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围剿捻军，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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