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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往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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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管胡同并不细，两辆汽车在胡同内相向行驶很从容。胡同里昼夜人来车往，长年累月被推着搡着拉着拽着，陪着焗了红头发的外城劲歌热舞。
一
细管胡同9号，是中国现代著名戏剧学家、诗人田汉的故居。大门左侧的墙上，镶嵌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汉白玉牌子。
故居是一座两进院的四合院，高高的门楼，厚厚的院墙，像一艘躲过打捞的沉船，褪尽了当年漂亮的油彩，但却有如掉光了树叶的虬枝，繁衍出凋残的美丽。
1956年，年近六旬的田汉携妻带子搬到这所房子里居住，随同他一起入住的还有他八十多岁的母亲。田汉漂泊一生，在细管胡同9号抛锚，自此再也没有拉起出航的风帆。
田汉出身农家，与母亲都对过去的乡村生活有着浓浓的依恋。看着院子里的空地，他们就已经提前闻到了农家小院的泥土香气。田汉与母亲一道动手耕耘，在小园子里搭上葡萄架，栽了枣树、梨树等一些果树，田汉的母亲还在葡萄架边种了一些丝瓜。一到秋天，这里就挤满了瓜果的笑脸，朴实的风景在他的心里变成感情的雏形，和着田汉记忆里童年故乡的狗吠和虫鸣，一行行地渗进了他笔下的纸张。
田汉，原名田寿昌，189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东乡一个普通农家。湖南是中国有名的戏剧之乡，流行湘剧、祁剧、巴陵戏、花鼓戏等多种地方剧种。每到年节吉庆，总有戏班子进村演戏。田汉四五岁时，就迷上了皮影戏，那些由老艺人在幕后操纵的栩栩如生的彩人和小动物让他看得如痴如醉。村子不远处的土地庙里，每年秋收时节上演的娱神“木脑壳”戏，田汉每场不落。
田汉还经常随祖父和外公到家乡的洪山庙、金龙寺去看戏。回到家中他还不停模仿剧中的人物又唱又蹦的，引起了母亲的好奇。
“伢子；今天看哒么子戏咯？”
“《五台会兄》！”
“谁演得最好？”
“扮演杨五郎的二花脸罗元德。”
“戏里说的么子事？”
“杨六郎路过五台山，在庙里夜宿，遇见了多年不见的哥哥杨五郎。五郎有一身好武艺……”
二
田汉故居的门敞开着，院子的地下翻滚着岩浆，零星的火光溅上地表，点燃了历史掖藏在背后的记载，纸张烧了起来，文字活了过来，松动了对一段岁月，和那段岁月的书写者—田汉的捆绑。
走进故居的大门，首先看到的是门内右侧的田汉研究会办公室。
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一堆堆陈旧的资料。这间房子和里头的陈设，让人马上想起废旧报刊收购店，这竟然是田汉研究会办公场所，不知道是他人把田汉的艺术成就无意的疏漏了，还是有意的抛弃了，使整个院子带着一种失衡的滞重感。
最早认识到田汉在民族精神中占何地位的人，是一位知马画马的画家。当徐悲鸿在南京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时，他慨叹道：
“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闻其词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
徐悲鸿客串了一回伯乐，在中国三十年代民族危亡的时刻，识得了田汉这匹千里马。1949年，在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又是徐悲鸿第一个提议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共和国的代国歌。周恩来赞成，毛泽东同意，政协会议也通过了这一提案。
1934年冬，日寇向平津进逼，国难当头。党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决定拍摄一部以东北沦陷、华北危机为背景的抗日救亡影片。公司把编写剧本的任务交给了田汉。不久《风云儿女》的剧本完成，接着又用他的爱国激情创作了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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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汉—细管里吹出的号角（2）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1982年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恢复为国歌。从此，田汉已经不再是一个知名的戏剧学家和诗人，他的名字蒸发了一个民族的颓丧，使一个国家睁开了充血的眼睛，每一个字眼都从精神的高处俯冲下来，压迫人们惰性的神经。
眼下，自己虽然能流利地背诵和歌唱这首歌词，但充其量只是在他铺设的、情感的浅滩上来回走走，让愤怒的浪花啃一口脚尖。
三
现在，田汉故居的园子已经没了，更甭提田汉亲手栽的果树。他居住的屋子和书房，早就住进了新的人家，这里有关田汉的记忆，已经快被操着镰刀的时光收割完了。虽然在这个院子里，他完成了他的几部名作《谢瑶环》、《文成公主》，包括他二十年磨一剑的扛鼎之作《关汉卿》。
《关汉卿》的面世，不仅在国内艺坛引起震动，在日本演出也获得了轰动。一时，日本的街头巷尾里，很多人都在谈论《关汉卿》。日本著名剧作家千田是也为田汉寄去了三家有名的日本剧团联合演出时的演员画像，同时，日本文学戏剧界多次邀请田汉访日。他对此感到振奋和欣慰，加强中日两国文化艺术交流，增加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一直是这位早年曾留学日本的戏剧学家的愿望。
田汉构建了一部部精彩的戏剧，戏里戏外，同样眩目。
新中国刚刚成立，作为全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和文化部戏曲改革局局长的田汉，一连给周扬写了十多封大谈自己对戏剧改革想法的信。周扬找人传话给他：“快让田老大打住。”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田汉也为自己的创作拟定了一个大跃进计划—争取创作十部剧作。他先后完成了《十三陵水库畅想曲》、《阮玲玉》、《甲午之战》等作品。不过也许正是《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使田汉逃过1958年反右这一劫。
《谢瑶环》是田汉为抨击社会黑暗，歌颂“为民请命”的一部代表作。“为民请命”的剧中人物形象，贯穿于田汉的许多剧作中。1964年，这部戏在参加上海华东话剧汇演时，受到了张春桥一伙的攻击和陷害。文革还没开始，田汉就被下放到北京顺义劳动锻炼。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在全国人民四部样板戏的时代背景下，田汉正在用他的生命编写着他人生的最后一部悲剧。
1966年12月一个晚上，田汉被人从家里抓走，从此他再也没能回到细管胡同这个家。
二十二年前，因为写剧本，他被投进了国民党的大牢。现在，还是因为写剧本，被“四人帮”关进了监狱，田汉那时的所思所想已经无人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年逾九旬的母亲。老人一辈子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小儿子田沅牺牲在淮海战场，她实在太需要田汉这个大儿子的照料和陪伴。可是这位苦命的老人非但没等来儿子，紧接着儿媳妇、孙辈们也被从家中隔离审查，空荡荡的院子，只住着这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与前来照顾她的湘剧老艺人陈绍益的夫人张菊贞老人。1971年12月一个寒风大作的晚上，老人在对儿子和亲人的挂念中熬到了灯枯油尽。
可是，这位善良、坚强的母亲一定不会想到，她的大儿子已于1968年12月10日先他三年含冤离世。死前他的化名叫“李伍”。死后，等到田汉平反昭雪，八宝山革命公墓中，没有他的骨灰和衣冠，只有他使用过的一支钢笔。
1975年10月，“中央专案组”召集田汉的子女到细管胡同9号，做了对田汉定性为“叛徒”，永远开除出党的结论，并当场宣布没收田汉收藏的一切图书和文物，罪名源于他1935年到1937年在南京组织一个舞台协会的经历。
田 汉—细管里吹出的号角（3）
田汉走了，给这个宅院丢下一顶沉甸甸的“叛徒”大帽子。整整沉寂了九年的大院子，因为“中央专案组”的到来，突然沸腾起来。田汉的手稿、书信、照片和名人字画，以及十多万册图书，被一车车拖走，树砍了，花拔了，葡萄架砸了，房子也被一些人争相入住。整座宅院像被耍了个拙劣的戏法，变出一片无法复原的狼藉。恐怕连田汉也未必能够构思出一部这么疯癫的情景剧。
北京的天在1975年还是那么阴沉，仅仅过了一年，田汉故居的上空便天朗气清，政治气候转换之快，如同戏子在演出途中换身衣裳。如果“四人帮”早一年垮台，细管胡同9号就不会遭此横祸。现在，国歌得以重唱，田汉也早已被平反，但那段醒着的历史，如今却已沉沉地背过身去，睡着了。
沈从文—一个人的北京城（1）
沈从文果然被“城市”彻底地分离了出去，在一座人口一两千万的皇城里，这个小乡下人，生前短暂停留过的房子，是理所当然留不下的。东堂子胡同51号的水泥砖头围墙上，刷着一个白色的“拆”字，字的外头还郑重地包了一个粗细不匀的圆圈。
把头探进院子里，感到一片灰扑扑、夹着点绿的景象糊到了脸上。里面的几座平房，都已经腾空了，没有门，有的窗户上，还隔空挂着几块不死心的玻璃。整个院子里，到处摊着碎瓦片，破砖头，残手缺腿的一些建筑部件。偶尔从几处墙角的缝隙里爆发出来的草丛，颤巍巍地哼着奇怪而悲恸的音调，想着某天开进来推土机，不大甘于就这样的趋于熄灭。
一
1923年，18岁的沈从文来到北京，住进了位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的酉西会馆。他从这时开始讲故事，给这个城市，这个没有神话作为敏感神经的、没有潮湿的山水蛊惑人心的城市讲故事。故事的发生，情节的展开，人物的宿命，都被设置在湘西。这个地方，和普鲁斯特的贡布雷一样，可以在地图上找到，却也和陶渊明的桃花源一样，即便是和它再熟悉再亲近的人，也不能进入。
翻开他的书，等于捅开了一道洞口，沉睡的无数风景从呛人的霉味中睁开了眼，醉人的泥土气正从昏沉沉的空气中显露出滋味来，沈从文穿着长袍，执着毛笔，赶着一群在夜里漫游的思绪，浩浩荡荡地压进了人的幻觉和梦境。每个人物都推来了砖块，每个生灵都拾来了瓦片，他们要在北京城里盖起一座城中之城。
从北京大学的一名旁听生，到后来的北大教授，不知道这个14岁就从军，从地狱般的辛酸和艰难里爬出来的人，这个一直到死都操着一口湖南话，见了生人多的场合就腼腆的人，到底踩中了皇城的哪个风水脉穴。北京没有在这个无名小卒面前吝啬，大方地称了几斤尊重和爱护送他人生路上用，而且始终没有再将他抛入孤单的噩梦里。沈从文在这座城市里，仿佛待在一个老而暖和的泡影里，不慌不忙地，开始着手在文章里一一铺展开他眼里美的图景，为人的性灵做一幅“可游可居”的山水长卷。
沈从文没有兴趣做高深飘逸的哲人，也没有雅致做苦心孤诣的苦行者，在北京的六十年里，他始终乐呵呵地当一名扛着铁锹的工人，本本分分地做着挖掘美的工作。在文章里宽容地安顿下“小儿女”的悲欢，淡定地一笔一笔写下他对“人”的理解和希望。然而，一副南方人的体格，却并不妨碍他骨子里留着楚人滚烫的、悲剧的血。这个乡下人单薄的夹衣里捂着一个不小的野心：他要来为这座城建立一种宗教，一个信仰。
这么说是不是过分了？
二
沈从文刚来北京时，靠远方的亲戚关系才免租住进了酉西会馆，因为谋个生计太难，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才索性写作，坐以待“币”，姑且先保全一条快饿死的性命。况且在他最初的几篇文章大都遭到难堪的冷遇时，他一度心灰意懒，甚至想重操旧业，跑回湘西旧军队混饭吃，如果不是1924年11月13日那个下雪的夜晚，在没有炉火的“窄而霉”小斋里走进来了郁达夫，请他吃了一餐饭、留下了饭后找剩的钱、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还有一句“好好写下去”，恐怕文学史又该有了另外一副表情。
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给了一个在寒冬弥留的游魂一把烧得正旺的柴火，才使得他苏醒过来。对于这样一个迫于生计的人来说，怎么会有如此的抱负，况且，就算他这一辈子已经过去了，在很多人看来，沈从文也并不真正够的上文学家的名号。“大隐隐于市”，这个孱弱的男人，只是一直不紧不慢地观望着现实，丝毫不放松地垒着他想象中的“希腊小庙”而已。他的手似乎只能摸到乡村最柔软的精神坚壳，他的鼻子似乎只能嗅到自然最动人的泥土香气。
沈从文没有写他此时身居其中的城市，这个可能成就也可能毁掉他的大院子，而是像个梦游者似的呓语着一个地名：边城，这个名称本身就暗和着某种孤单和不合群的心思，渡船徘徊在一条河的两岸，把一条原本应当远远延展的时间，死死地打上了一个结，时间成了一个圆，没有头尾地一直循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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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一个人的北京城（2）
中国人有把任何悲剧转化为喜剧的超凡能力，无论过程折腾得多么煎熬，结局必然是欢天喜地的大团圆，人们以此给本质残忍的人生增添美的成分，而沈从文毫不回避自然的残暴，直接通过对“死”的叙述，使人体验人生之“大美”。
翠翠的存在，也许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自然的轮自转到一定周期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她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爱人，最后也没有了爷爷，可读者却觉得翠翠的生命依旧生动和饱满，仿佛明明是一张构图完满的画，但是在拿掉了几个构成的支撑点之后，却没有感到一点缺失和不和谐感，有某种无形的物质在人物消失的一瞬，马上填补了空洞。
作品中人物开口说话的时候，作者就得闭上嘴。翠翠挣脱了沈从文的支配，转而成了在沈从文身体里流淌了一辈子的一道暗涌。
翠翠的父母，因为爱情而踏进了悲剧的雷阵，翠翠的爷爷，因为亲情而最终绊倒在悲剧的圈套里，翠翠的儸送，则直接扮演起了“悲剧”，这些痛苦累加在一块，已经够把几颗坚强的心砸得粉碎了，然而，在这所有的一切都按沈从文预示的情节发生之后，翠翠的生命却依然蓬勃地配合着天地生长的节奏，似乎她的命运已经被自然领养，不再受任何人力的左右。
翠翠的生命在不断分化，每一个部分都与山、水、虎耳草等等其他的生命现象黏附在一起。不可避免的，在我们仿佛与边城里各种原始的生存狂喜合为一体，并正当我们在酒神陶醉中期待这种喜悦长驻不衰的同一瞬间，我们会被痛苦的利刺刺中，无论是爷爷和大老的死、可能“明天”回来的二老，还是留下泪来的翠翠，都使我们感到难受和茫然，但是，纵使有恐惧和怜悯之情，我们和翠翠一样，仍是幸运的生者，而且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与众生一体，与创造生命的生殖欢乐紧密相连，这便是在合上沈从文的书时，一种涤荡了五脏六腑的清净的来源。沈从文不断塑造出一个一个永恒的现象，用以克服个体的个别的苦难。眼睛里含着落日和黎明，浑身散发着雷雨过后的清香的女子，用强健的美感战胜了生命程式中固有的苦恼，把苦难从自然的面容上抹杀得干干净净。
真是庆幸，上天给了沈从文这样的一双眼睛，让他不小心瞥见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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