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往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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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和“胡风反革命案”外，丁玲是最早受到冲击的人。作为女性来讲，她恐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被打倒的人。
　　丁玲在1955年蒙冤后，不断的向党申诉，她的《辨正书》印发后，许多文艺界的人认为“丁玲反党集团”不能成立。###在这时成立了以张际春为组长的调查小组，重新调查丁玲的问题。
　　这时，周恩来说话了，他对张际春讲：“丁玲和周扬之间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周扬参加丁玲的谈话，可能引起感情上的对立，效果不好。因此同丁玲谈话时，都不必通知周扬。但每次谈话的情况向周扬通报。”
　　1957年6月6日，作协党组重新研究处理丁玲、陈企霞问题，周扬向丁玲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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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4）
就在丁玲渴望“摘帽”的时间里，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1957年12月，丁玲被错误定性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丁玲这次蒙冤，也是在周扬的组织下实施的。于是，丁玲与周扬从此据位冰火两极。
　　五
　　1955年秋末，遭受政治打击的丁玲，从准备回山西老家工作的马烽那儿，自己掏三千元钱购得北京后海南岸大翔凤胡同3号一所独门小院。现在，院子还在，不过已成了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办公场所，长年大门紧锁。
　　这所房子有北房六间，东房两间。丁玲在东北劳动改造前，把多福巷家中剩余的物品全部转移过来，并请堂侄照看。
　　丁玲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后，她的爱人陈明受株连也被打成右派，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改造。
　　1970年4月，北京军管会派人到宝泉农场将丁玲和陈明“逮捕归案”，在两个女兵给她戴上手铐的一刹那，丁玲有了救命的感觉。在“文革”乱世中，像丁玲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在批斗、殴打中死去。
　　十二年前，丁玲为了“改造自己”自愿来到北大荒。十二年后，她却是戴着手铐离开的北大荒。
　　第二天晚上，车到北京，丁玲被一群军人簇拥着，上了一辆小轿车，被押解到秦城监狱，与陈明被分别关进监狱的单人牢房，管理员要求她：“睡觉要脸朝外，不准蒙头。”
　　五年后，1975年5月20日，丁玲被释放，安置到山西长治市郊区老顶山嶂头村定居，每月发八十元生活费。丁玲与陈明把自己的稿费及其他节余的一万元钱，为村里买了一台拖拉机。那时，一万块钱可不是小数字。
　　在这十几年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像一丛文火，热烘烘地烤着她被一层冰一层雪覆盖着的心。丁玲对毛泽东的情感始终像早晨###点的太阳，她坚持认为，毛泽东总有一天会明白过来，并替她说句公道话，但她一直没有等到。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
　　1979年1月，经中组部批准，七十五岁的丁玲以治病为由回到北京。
　　从1958年到1979年，丁玲经历了十二年北大荒风雪，五年囚禁，四年的农村生活，使她成为受左的错误迫害时间最长，创伤最深的女作家。
　　六
　　丁玲在1936年11月到延安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这之前，她的中学同学杨开慧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妻子。
　　毛泽东初见丁玲，很欣赏这位从国统区到延安的才女。毛泽东问丁玲想干什么，丁玲说想当红军，到前线打仗去。毛泽东随即安排丁玲随###奔赴前线。
　　1936年12月，跟随彭德怀的部队转移的丁玲，在甘肃庆阳收到了一封毛泽东军用电报，里面有毛泽东赠她的《临江仙》词一首：“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回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手书《临江仙》词相赠，并又问她想干什么事情，丁玲仍旧想当红军。毛泽东写信给后方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命丁玲为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
　　在延安，毛泽东经常找丁玲聊天，他们谈过去的朋友，牺牲的革命同伴，以及出卖了党和同志们的叛徒，他们说湖南的乡情和名胜，也谈旧文学和新文学。
　　1940年，毛泽东在审查丁玲历史结论中，写上“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的大笔一挥，才使丁玲在新中国成立后，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屡遭厄运，但最后又总能讨回清白。
　　1942年4月，延安已开始整风学习，在一次毛泽东主持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曹轶欧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并上纲到了反党高度，一位从前线回延安的将领也向丁玲开炮：“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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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5）
主持会议的毛泽东作总结性发言时说：“‘三八节’有感虽然对党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这次又是毛泽东帮丁玲过了关。
　　1948年5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村与胡乔木、艾思奇、肖三夫妇在村外树林子里散步时，毛泽东与肖三的夫人甘露谈起丁玲时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毛泽东还曾亲口对丁玲讲过：“你的名字是在鲁、茅、郭一等的。”
　　1951年夏日的一个星期天，丁玲住在颐和园云松巢写文章，到颐和园划船的毛泽东听说丁玲在颐和园后，在罗瑞卿的陪同下，到云松巢看望了丁玲。
　　毛泽东去世后，丁玲总是想着主席对她的恩泽，至于她后来所遭受的磨难，她从没怨恨过。对丁玲来讲，毛泽东是她精神上的导师、信仰上的领袖。毛泽东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过错，同他一生中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相比，应该有孰轻孰重的掂量。
　　20世纪80年代，被平反昭雪后的丁玲，因积极宣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艺方针，又被一些过不得安稳日子的人戴上了“红衣主教”和“极左棍子”的帽子。十多年的人生灾难，没能改变丁玲什么，她依然我行我素。
　　当“极左”盛行时，丁玲是“右派分子”，当“右”的东西吃香时，她又成了“左派”。
　　但无论如何，丁玲的直爽性格使她始终“在天上飞来飞去”，沈从文对丁玲做出的这个评语是中肯的。这两位在患难中结交的朋友，从解放前的拔刀相助，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相互要好，再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最终决裂，实在让人唏嘘。历史的强力意志同个人的道德意志肉搏之时，个人的牺牲是必然的。
　　丁玲是位女性，是位女作家，是位女政治家。人们对待女性的态度总是宽容的，历史总是给予她们最厚道的待遇。
　　张爱玲，在23岁写下《沉香屑》；丁玲，在23岁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她们继而被刻录在历史的唱片上，不论过多久，一旦这声音在空气里悠悠地转过身，依然动听悦耳、神采飞扬。《丁玲全集》的出版，更使她的艺术生命获得了永恒。
　　不过，历史终归是自私且虚荣的，它只能为她“独辟一番境地”，却不能容忍她搅乱历史的惯有逻辑，颠覆它诡谲的运行。她们由蜡水烧成的翅膀，只够在有限的高度摆弄风姿，一旦生出接近太阳的妄想，翅膀便被雄性特征明显的阳光一竿子打掉了。
　　1986年3月4日，82岁高龄的丁玲在北京逝世。她说“她已成佛了”，此时，她的家位于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2号，这也是丁玲在北京住过的最后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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