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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往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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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一心只想着在艺术上多做点好事，便没有时间考虑在艺术之外怎么做好人。
他像一丛火焰，冷静，平淡地烧着，他本身却远不如被这火光照耀的物体明亮。
五
现在，说起齐白石的创作，照很多人的理解，轻松得宛如儿戏。对于艺术，齐白石的确以一个孩子对游戏的热诚去加以体悟。看他的画，大刀阔斧的几笔，就能传神地表现一个事物，有人说他画上的荷叶，是用屁股墩蘸上墨，再一下坐到纸上而来的。可是，真功夫非在一朝一夕修成，要从满是尘土的地里创造一个万物精神的菩提世界，并不仅仅是有天分和有童趣就可以。他在自己的诗中说：“苦把流光换画禅，功夫深处渐天然。”
在七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齐白石差不多每天都要作画，“不教一日闲过”，所谓“笔如农器忙，砚田牛未歇”。27岁以后，只有两次害病、一次遭父母之丧才搁过笔。1956年后，齐白石的体力、精力明显衰颓，把笔作画，有时甚至都忘记“白石”二字的写法，但他仍然不歇笔。
1920年至1929年间，齐白石在他的“衰年变法”中，以惊人的毅力作画一万多幅，刻印3000多方。“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矣”（刘勰），时下很多人做艺术，讲究“顿悟”和“信手拈来”，往往或在创作之前大摆旁人看不明白的“招魂阵”，等着艺术的精魂附体之时，一挥而就；或思考刚稍有了点眉目，便开始大兴创作之事，真是自欺欺人的愚蠢行为。
齐白石的绘画功力在从不懈怠的努力下，愈加炉火纯青。1946年，他复出画坛后，受到了使人瞠目结舌的待遇：南京派飞机接他去开画展，蒋介石接见，于右任设宴款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请他到中南海吃饭；周恩来亲自嘘寒问暖；中央美院请他当名誉教授；全国美协选他当主席；1953年，被文化部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1955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他国际和平奖；1963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中央在东城的雨儿胡同给他安排了新住房，虽然齐白石只在里头住了不到3个月。
齐白石—一次自然生命的铺展（5）
今天，齐白石的画牵动着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每一根波动的纹路，价格动辄每平方尺10万元以上，去年年底，他的一幅烟卷盒大小的“蜘蛛”小画，竟拍出了几十万元的天价。
不过，真正的困惑和不解其实是留给了我们：齐白石生前最后的十年时间里所受到的礼遇，似乎在他过世之后渐渐缩水了，齐白石在北京没有一个纪念馆，齐白石的故居至今还住着他的后人，大门天天紧闭不对外开放，这使许多中外慕名前来的白石迷大失所望。在北京，人们需要一座可供参观，又仍然活着的房子，给未来的子孙保留一本由齐白石亲自写的、可翻可读的、生动的历史剧本。
艺术家和文人，之于民族、之于历史，究竟有没有独立于诡谲、纷杂的世事之外的艺术品格？齐白石生前受到的那些厚待，已经很难判断究竟有多少是真正出于对他艺术造诣的尊重和推崇。想要人们意识到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艺术家之于民族和人类有多么重要，大概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做很多努力。
其实，齐白石真正给后人留下的远非垒成长城状的钱币所能包含的，一个木匠出身的大画家，他在画里对故乡的温情打量，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齐白石原本希望借此可以闯出一条路，留给后人去开拓，可是，事实却是这个衰老头的力量所不及的，仿佛一个血战到最后，却被前来救援的人抛下的伤兵，一直挣扎到动弹不得，而只好等着死亡的麻袋将其拖走。
现在，中国大写意的花鸟画已走向穷途末路，继齐白石之后，崔子范、王憨山的最后挣扎也已无力回天。这似乎不是已经倾尽全力的齐白石的过错，工业文明强硬的挺进姿态，使造就齐白石画作的背景正在失去，他螳臂当车式的努力，不过徒增一份时代凭吊的感喟。
六
长列的历史柩车，没有乐器和哀鸣的伴送，在跛行的岁月里迟疑地前行。
齐白石居住过的跨车胡同，就在辟才胡同和太平桥大街交界的路口东北侧。现在，东连西单南大街的辟柴胡同，已经拓成极宽的马路了，并早在20世纪30年代改名为辟才胡同，整条跨车胡同也已只剩下几十米长，这座老宅就这么孤单单地陪守着他主人的灵魂，随时可能化成一把攥不紧的黄沙，从历史的指缝里悉数漏走。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不能给不在世上的齐白石，增添任何烦恼和负担，他一生都将“生”和“死”的结果并置在眼前。
在那间相当结实的储藏室里，还放着一口黑漆的棺材，这是齐白石为自己准备的，而这个棺材的形状与一般的棺材不同，是个方方正正的“大盒子”。齐白石经常来看看这间未来的房子，而且每年都上一遍漆，表面已经油光可鉴。庄子曾经为他刚刚过身的结发妻子鼓盆而歌，庆祝她获得的大解放和大自由。齐白石则干脆，一点也不麻烦后人，自己夺过了缶盆，嗓子一抖开，便是一首人世间的逍遥游。
老 舍—笔下的老北京（1）
1644年6月6日，老舍的先辈们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引领下，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城。这座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都城，从此便记在了满人的名下，一姓便是268年。
满八旗靠金戈铁马取得北京、征服天下。然而他们的弓弩、刀枪，在崇尚中和的汉文化面前，却逐渐失去了用场。当多尔衮、康熙、乾隆那裹风挟电的战刀传到道光、咸丰、光绪手里时，早已变成锈迹斑驳的一块钝铁了。
然而，从关东原始森林中走出来的爱新觉罗的子孙，毕竟不都是只会挽弓射箭之辈，由其创造的文学艺术，形成了一座座让世人无法超越的巅峰。在众多旗人文学大师当中，曹雪芹描写清朝满族上层社会终极幻想的《红楼梦》，成为满人文学的开山之作，老舍所刻画的清末民初、北京小胡同里下层民众所发生的苦难人生故事，正好给满人创造的文学奇迹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想了解北京清末民初的平民生活，老舍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一
1899年2月3日，农历的腊月二十三是旧历的小年。二十三，灶王爷要上天，北京城的人家把糖瓜摆到灶前的灶君画像前，以贿赂他在玉皇大帝那里多说几句好话，如此之后，大家才放心地炖肉、蒸馒头，准备过个安稳、舒坦的新年。
在小羊圈胡同一所破败的老屋里，老舍在这天哑着嗓子钻了出来。大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吉利的名字—舒庆春。
老舍很详细地描述过小羊圈胡同：“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个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眼前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两倍，这便是葫芦的肚子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
小羊圈胡同，因住在这里的百姓听起来别扭，在原名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变成了今天的小杨家胡同。小羊圈—小杨家在语音上只这么轻轻一改，在旧北京过着畜牲一般生活的人们，一下子变成了昂首挺胸的首都居民。
二
小杨家胡同西口外是车水马龙的新街口南大街。站在大街朝胡同内望去，像在两座院墙中间劈开的一条缝，仅有一米宽。甭说汽车开不进去，就是俩人同行，如果迎面蹬出一辆三轮车，行人便只能退回胡同之外。
当年老舍住过的小院仍在，但他出生的房子早已没了踪迹。
老舍的童年就在“葫芦胸”上的8号里被打发掉了。他一岁的时候，父亲在八国联军攻入北平时镇守正阳门的巷战中失踪。母亲虽然竭力支撑，日子还是不可避免地越过越糟。九岁时，“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老舍在他人的资助下读了私塾。
老舍十四岁时离开小羊圈胡同，就再也没有回来。
老舍笔下的北京只是他眼里的北京：街头巷尾蹲着拉车的人，各种做小买卖的人瞅着来往的路人，妓女、杂耍艺人、巡警、商铺老板、大杂院里的老头、妇女和孩子，都挤在老舍笔下的一页页纸里瑟瑟发抖。
这个北京不是人们口头流传的那一个，老舍的老北京里没有红墙黄瓦的紫禁城、伟岸壮阔的城墙楼门，有的只是拐不完的破胡同和快塌下来的烂房子。从赵子曰、老张到骆驼祥子与虎妞，从早年北京茶馆的茶客再到后来的龙须沟的市民，老舍与他们一起劳作，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过着艰难而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老舍的笔、老舍的纸、老舍的精神和躯体都已融入了北京一条条小胡同和一座座大杂院中。他所塑造的一个个人物，在今天的北京仍然存活着，只不过拉黄包车的开起了的士；在天桥耍艺卖唱的进了电视台的演艺大厅；典当铺的伙计，成了股市的操盘手；泡茶馆的侃爷改聊电脑互联网，或到后海、三里屯泡吧；逛八大胡同的世家子弟改唱卡拉OK、洗桑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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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舍—笔下的老北京（2）
人们曾以为自己已经将北京烂熟于心，可是，真正的北京从来没有给过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一个正脸。宽敞的长安街、闹腾的王府井、臭烘烘的中关村……这些地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城，就连大前门、故宫、北海……也不过是北京的一扇大面具，它们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浮夸、虚幻起来，变成了一大堆气派的小模型。
我们走在北京城里直着脖子昂着头，这个看似骄傲的动作，很好地暴露了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过客身份。一个真正的北京应当在视野的水平线以下：那里有排泄不畅的下水道、拥挤破烂的大杂院、佝偻在墙角边晒太阳的无业游民、还没来得及清扫的垃圾……
老舍把小羊圈扛在肩膀头上，背着走了一辈子。他理解这世上苟活着的人，同情那些车夫走卒的鄙俗，就连那些衣着寒酸人的粗语，他也同样宽容和理解。他采集这些被人呵出的热气熏得昏睡过去的词，救下被人群挤搡得变了形的句子，收留被丢弃在街头巷陌的俗语。这些因为反复使用而显得皱巴、畏缩的文字，从市井烟尘的摸爬滚打中挺过来，反而在老舍的笔下具有了某种不容诋毁的尊严，像一群在沙土中匍匐而过的朝圣者，使人亲眼看过之后，感到不可直接逼视的神圣。
老舍笔下的穷人是如此善良而美丽，在那个年代，所有流在下水道里的污水都挤出了井盖，冲破了老百姓的屋门，从名门官邸中穿堂而过，到处臭气熏天、污浊不堪。但是，老舍硬将穷人的善良裹在自己长衫的内兜里，于千般挣扎中留住了一股人性的香味。
老舍很懂当时的中国，庙里的菩萨只能在烂茅草棚里找到自己的活化身，中国有皇族，但中国没有贵族，无论物质与精神。孔孟之道虽由统治者提倡，却单由老百姓负荷这压顶的千斤，老百姓要一辈子做善事，否则，即算辛辛苦苦地挨到死期，也会被牛头马面抓去千刀万剐、上刀山下油锅。
于老舍自己而言，则始终逃不开自身卑贱的骚扰，文字不能当枪使。他自己的良心投射到纸上之后，不过是各式各样的哈哈镜。老舍照在这些心怀叵测的镜子里，便会发现自己一会儿被放大成强壮的神斗士，一会儿又惊恐地缩成了卑微的鼠类。
三
老舍是北京人。北京是金、元、明、清几代王朝古都。老舍是满族人，是第一位纯粹用北京人的口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
满族政权没落之时，正是满族文化瓜熟蒂落之际。对于一个合格的作家，非得有丰富而饱满的生命及内心体验不可。老舍本人的爱好就达十多种：打拳、唱戏、养花、说相声、藏画、玩骨牌、写字、养猫、旅行、收藏小珍宝、曲艺、戏剧、下小馆、念外文、和小孩子交朋友，等等。
老舍一生共67年，有42年在北京度过，但是在他从事写作的41年里，只有1949年后的17年是真正在北京度过的。1924年，老舍到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在那里，以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开始了正式的文学创作。写在新加坡的《小坡的生日》青岛的《骆驼祥子》、《月牙儿》、《猫城记》等文章，却都是写北京的种种人和事。北京这条长河已经灌进了老舍所待过的每一个地方，他敢放胆地写，“每一探手，就摸上一条活泼的鱼儿来”。
虽然老舍留学国外那么多年，但是，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透彻程度，就算是一直待在国内的学者，似乎也无法同他相比。老舍在国外教书二十多年之后，最终回归东方。
今天在文化领域，有口号说“要将艺术糅入中国元素”。听了实在让人哭笑不得。第一，我们首先都是中国人，不管我们乐不乐意，在我们血管里来回奔窜的都是中国制造的血细胞。其次，标榜所谓“中国元素”的人，恰恰是将自己对中国的热爱，建立在了对中国文明误读的基础之上。真正的东方文化，不是几句咿咿呀呀的青衣念白、一两张涂满劣质油彩的京剧脸谱、几小撮杂草一样的中草药，或是一尊由塑料泡沫制作而成的长城模型。
老 舍—笔下的老北京（3）
很多人要么在音乐中加几句京剧唱词，要么在白宫后头画条大白龙，或者在意识流里头加上《金瓶梅》选段，他们自信满满地以为如此粗制滥造的东西就可以摆脱他们文化心理上的虚弱。他们对于西方现代强势文化的消化系统，类似于一台跛脚的碎纸机，大量的技术、讯息被塞进去，只能飞出来一团絮絮扬扬的、毫无用处的纸屑。
但老舍，却像一片树叶落进树林那般自然地进入了西方文明世界，他像一个功能强健的胃，分泌出大量传统文化的胃酸，将吃下的西方文明消化为东方文化所急需的营养，从而使中国文明之身更加强大。
老舍从小胡同中的贫民窑走出来，他眼中全是灰蒙蒙的居家小院和一条条麻绳般又细又长的胡同。他借助于原汁原味的京腔京调，给一直被士大夫长期霸占只表现才子佳人、帝王相将的文坛，注入了民间的元素，使人们终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看到了一个与贵族化北京不同的平民主义的北京，是老舍用自己的作品留住了北京城一段历史，使在这座城市生活过的人们，以及他们现在还在这座城市继续生活的子孙们，终于有了精神上可以栖息并永不毁灭的城市家园。
四
1949年，老舍离开美国，回到北京。
这次回国是应周恩来的邀请，所以在房子问题上，老舍便直接向周恩来开了口。得到准许后，老舍请他在美国的出版代理人寄回来五百元的版税，兑换成一百匹白布，买下了位于北京东城区今灯市口西街的丰盛胡同十号。老舍一直很骄傲，“我这所小房子是批准买的，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私房的头一名！后来好多朋友来过之后羡慕得不得了，连共产党员也跟我学，像赵树理、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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