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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往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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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王国维的故宅倒下了，一座座高楼在清华园里垒起来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施工的铁铲也顺势把梅贻琦校长的这句话砌进了不见天日的地基里。一栋栋楼房像千千万万个庞大的喇叭被放置在时代的主席台上喊话：这是一个不要过去，不要反思的年代，生活的诱惑，已使人无暇顾及物质本身，不管获取什么，获取本身就是一切。
王国维当年说：“精神之存亡，不是凭达官贵人之权势所能左右；学问之兴废，也不可以‘有用’、‘无用’之功用为标准；大学教授不应限于物质的应用的科学，国家最高之学府不当等同于工场阛阓。”可惜，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但太早，声音也太小。
二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庵，又字伯隅。国维取意于《诗经》的“其命维新”（《大雅·文王》）。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一个世代读书门第。父亲王乃誉这年正在江苏溧阳县衙做“师爷”，母亲凌氏在王国维不到三岁时便撒手人寰。凌氏夫人出丧那一刻，盖棺、上钉，凌厉欲绝的唢呐，凄凄惨惨的螺号，满屋遍巷的纸人纸马，让这个黄口孩儿一跳出襁褓就掉进了命运掘好的冰窟窿里，王国维终生为憾的“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在此时落地成形。
王国维“性讷钝，好谈时务；嗜古籍，而不喜于帖括”。虽然他有着少年应试，一试即中秀才的光荣历史，但自此后，科举的道路再也没有投递给他一个善意的笑脸。科举的坎坷失意，使王国维痛下决心另觅新路。
他一生所处的时代，如同他家乡浩渺迷茫、大涨大落的钱塘大潮：甲午之战、戊戌维新、庚子之变、辛亥革命，直至到他投湖自沉时的北伐战争，中间还穿插了慈禧“新政”、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几出荒唐的杂耍戏。
1898年春天，王国维辞去了在家乡的塾师之职，在同学徐家惺的引荐下，来到上海的十里夷场应聘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馆。
《时务报》的创办，成了维新派的一面旗帜，是变法由口号转化成行动的一个标志，就如同后来的《新青年》启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时务报》的刊行，使之成为“戊戌维新”紧攥在手中的指南针。不等王国维反应，一睁眼就已身在维新猛士的行列当中，这为他结交有识之士及后来的出洋留学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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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2）
然而，当王国维清醒过来才发现，如今的《时务报》不仅没有主笔，原来聚集在报馆内的一批俊杰也都早已离去，更没有见到他仰慕已久的维新领袖梁启超，他们直至二十多年后才在清华园里会面。
王国维一边在《时务报》打工，一边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读书。
东文学社学制三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门学校，具备了后来外语专科学校的雏形。这个学社的开办，一定程度上适应了那时不能负笈出洋的学子渴望学习外语的需要，并为稍后中国学生大批东渡日本留学着了先鞭。
尽管王国维为边工边读忙得晕头转向，但他的视觉器官并没有萎缩，他非常清楚地看到清廷的危机四伏、社会的百孔千疮，不是说变就变得了的。此时的王国维主张脚踏实地、少说多做，并提醒一班青年志士：不要什么事情都寄托在光绪帝的“变法”上，也不要幻想一纸诏书中国就从此由弱变强，比如兴办教育，就不必坐等朝廷，下面就可以有所作为。
可是王国维的思想在没有被验证之前，就像浮雕的美感一样，只能存活在缝隙和褶层之中，因为没有时代之光的辐射而更加扁平。
在这段身心的低迷期，王国维迷上了文哲之学。三个月后，皇帝被慈禧软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被砍头。曾给王国维那一代人带来过希望的“维新变法”，像一座建在暴风雨里的茅草屋，即便能咬牙扛住风雨，也免不了被雷电劈中，在大雨中烧个干净。
三
1900年，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修数理之学，后因养病而回到海宁。
王国维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最早醒来的知识分子。他早已懂得，单凭引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足以拯救这个病入膏肓的民族。到外国求学，他把目光盯在了西方的人文科学，试图引西方哲人的智慧之水，将中国破落的思想殿堂冲刷干净。
王国维的学问，主要是通过私塾和课外自学打下了经史基础；到上海后，就读东文学社，为其后的“独学”打下了外语基础。他毕生的学术成就，则几乎完全是从“独学”中获得的。
正是这有些落寞的“独”，使王国维更清醒地悟到西方的伦理并不能给中国人以解脱“苦痛”的妙方，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苍蝇拍下，所谓“平等”、所谓“博爱”的理想不过是躲躲藏藏、鬼鬼祟祟的小可怜虫。
王国维与他同时代的严复、辜鸿铭等人，之所以由“变法维新”一变为“复古倒退”，由极端推崇“西洋学术”一变而倡导“东方文明”，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变化，其原因就在这里。王国维不愿充当“假洋鬼子”，他一生都拖着长长的辫子，因为他对西方文化的障眼术早已了然于心。“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治疗长在中国传统文化身上的毒瘤，只能以“毒”攻毒。
“人行道上，人群杂沓，十分拥挤，人流或急或缓向四面八方涌去，有几股人流推挤出几条通道，就同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理性，这里是一群中国人，在当今那繁荣兴旺的景象中我又看到了他们，他们走路的方式从容不迫，在人群嘈杂中，孤身自立，可以说，既不幸福，也不悲戚，更无好奇之心，向前走去又像是没有往前走，没有向前去的意志，不过是不往那边走而从这里过就是了，他们既是单一孤立的，处在人群之中对他们来说又从来不是孤立的，他们身在众人之中又永远是孑然自处。”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当中对她所理解的中国人的描述。
这段描写，和那个年代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是吻合的：没有信仰的光芒涂在脸上、没有生活的欲望在眼睛里亮着，只有鸦片和烟叶才能促使他们的面目表情发生一点微妙的改变。
于是针对当时中国赌博成风、鸦片泛滥的社会颓败现象，王国维在《去毒篇》里调出了一剂解药—宗教与美术。他认为国民患病的原因，于国家，在于不修政治及教育不够普及；于国民，主要是其精神痛苦、空虚除鸦片以外，没有可以慰藉的东西。而国民自身的原因又占主要方面，若不解决这一问题，即便把全国的罂粟种全部烧掉，斩断了印度、南洋的运毒通道，也还是不能改变其民众的委靡。因此，要根除毒患，除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提高国民文化和道德素质外，尤其要注意国民之感情。宗教与美术。前者适于下层社会，后者适于上流社会；宗教可以给国民希望，美术可供国民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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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3）
“以宗教代鸦片”，于王国维而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个人本来就不信任宗教。只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至于美术，包括雕塑、绘画、音乐、文学等，尤其是文学，能给人心灵上的慰藉，所以可以作为他们的“宗教”。
王国维对文学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斥责以文学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乃是对文学神圣的亵渎。他认为大文学家在精神领域的位置高于政治家：“生一百个政治家，不如生一个文学家！”他痛切地感到，在重政轻文，只求当世之用的功利驱使下，文学家无不成了俯首听命、唯唯诺诺的拍马屁的能人。
可是，他不是鲁迅，并不是他灵魂的痛苦之深不及鲁迅，而是他生就了和鲁迅截然不同的生命气质。他们其中一个在不同凡响的痛苦中走向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另一个在自虐自责的痛苦中没入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意志哲学。对于王国维来说，他手持最锋利的解剖刀、身边放置着最精妙的治疗仪器，可他却在为病人手术时迟疑、犹豫，甚至害怕得双手颤抖。他对时代提出的建议，只能是“建议”而已，他不可能将这“建议”转化为暴风骤雨的“干涉”式的行动。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鲁迅是幸福的，在那个时代中，他是无数人的导师、领袖和启蒙者，时代特意为他留出登高一呼、一呼百应的位置，给他一吐胸中不平之块垒的机会，可王国维只能像一只见不得光的地鼠，朝着自己的内心越来越黑暗的深处挖洞，最后千疮百孔的心坍塌了，成了安置自己的坟冢。
四
可他毕竟放不下眼前的花花世界，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人间”二字贯穿于文章的始终。《人间词话》甲稿61首，人间字18个；乙稿43首，人间字12个；迄于1908年所填111首词中，共有33个“人间”。王国维的词起于人间，最后又中止于人间。
只是王国维笔端的人间是地狱，而非天堂。即使是大观园里的歌舞升平，也只是一个虚而又虚、玄之又玄的骗局。
除了对“人间”愁肠百转的痴情，王国维还对“天才”的概念有着特殊情结。
王国维眼中的“天才”有着两层含义：首先，“天才”是具备审美能力和艺术技能的人，他们并不用势利眼来打量世界，而以审美目光来观物，“人类之言语动作，悲欢啼笑，孰非美之对象乎？”王国维还将“天才”奉为卓绝大师的代名词。譬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王国维就以为：“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文学。”
如今，“天才”却已经很少能在艺术领域找到接班人了，人们评判一个人是否是“天才”，通常都是以他能在一分钟内记住多少个英语单词、能在五秒钟内做几位数的运算，或者是他在二十岁之前拿到了多少枚奥赛金牌作标准的，人们狂热地推崇这些在理工科方面占尽了造物主便宜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都意味着将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然而在艺术领域，“天才”已经被“疯子”悉数驱赶出境了。如果人们还会说起艺术界的“天才”，那么等把他的特征描述出来之后，人们一定会发现那简直可以印成一册神经病的病历。人们兴致勃勃地眼瞅着某些艺术家们，推测他们究竟是先割耳朵呢？还是把某只手的手指头一根根切下来，或干脆一斧头把脚掌给剁了，为了不辜负热心观众对自己冠以“天才”的嘉许，至少也得在闹市把衣服扒光一次才算完。他们以如此戏谑的态度去关注艺术家，和那些蹲在街边专门等着看明星八卦新闻的、追腥逐臭的“食尸兽”又有何差别？
当今社会的人通常对古人的人生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么人们就更应该冷静地好好想一想，以古人的才智说来，如果真可以从襁褓里蹦出个现成的“天才”、可以在黄毛小儿当中钻出一个现成的“大师”，那么古人为什么会把王安石的《伤仲永》奉若经典呢？如果“天才”只是所谓的“心算神僧”或是“得奖高人”，那么古人为什么没有将这类人“栽”进史册，而偏偏在陶渊明这类种田人的身上大花笔墨呢？而如果现如今的人们当过去的就过去了，又怎会再将历史书一印再印？
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4）
王国维带着只装有孤独的干粮袋，在人间寂寞地走，他是无比羡慕查拉图斯特拉的，至少查拉图斯特拉的孤独，已经被确定为伟大的、天才的孤独。
五
1906年春，辞去江苏师范学堂教职的王国维第一次来到北京，寄住在罗振玉魏染胡同的家中，并随罗氏入学部供职。不久，王国维父亲病故，他返回家乡为父治丧。翌年三月，王国维回到北京，随罗振玉搬到了宣武门内象来街居住。在罗振玉的引荐下，王国维被派在学部总务司“行走”，继而又当过学部图书馆编译，和“名词馆编修”。从此，王国维算是吃皇粮了，也同时将一只脚迈进了清王朝这口即将入土的棺材里。
1911年的中秋节，“月到东南秋正半”。即便是业已危机四伏的紫禁城，也在女儿红一般浓烈的桂花香中醉沉沉的。
之后，仅隔四天，武昌首义的枪声就打响了。外有革命党“作乱”，内有袁世凯威逼，清廷解体只在眉睫。王国维与罗振玉逃亡日本京都，开始了亡命遗臣的颠沛。
王国维集清王朝的孤臣孽子与中华民族优秀的国学大师的特质于一身，没落与不朽撕扯着王国维，没落胜利了，灵魂破碎了。
“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力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唯一的重镇”（顾颉刚），学问成了他最后的藏身之所。
王国维不论是流亡海外，还是回到上海，他一直留着长长的辫子。然而，剪不剪辫子毕竟只是个形式，只是维护他作为一个传统学者的人格与尊严的形式。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将溥仪撵出了紫禁城。接着，北伐军于1926年7月从广州正式出师。面对浩浩荡荡横扫一切的革命大潮，王国维构想的尽善尽美的东方政治道德和寄望于“圣明之君”重振朝纲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谁能让历史倒退呢？王国维被漫无边际的失望吞下肚里。他走不出自己的历史，王国维只是一个旧文人，背负着忠君报国的旧道德十字架吁吁喘息，不像那些官僚政客，更换信念比换身衣服都来得容易。
王国维的内心世界里，除了叔本华，就是一片漆黑的宇宙空洞，他想做的事太多、想说的话太多。然而，在那个对政治家如饥似渴的时代，王国维只能找到一个挂满蛛丝、黑咕隆咚的角落去过活。
莎士比亚委以哈姆雷特复仇的重任，“生存还是毁灭”成了对这个却并没有能力担当的男人的终极拷问。这出悲剧真正的爆发点在于—伟大的重任降临到一个怯懦者头上。那么同样的，当一个极度强壮的灵魂渴望行动，却屡次被现实不当回事地捉弄，最后扣在一口沙锅里动弹不得、只能眼见生命悉数被耗尽被熬干的时候，这个受罪的灵魂也背负起了和哈姆雷特同等的苦难。
王国维曾几次独行于紫禁城前想跳御河，在这个灭亡的王朝面前自尽，只是在朋友的力劝和家人的监视下未遂，但自沉的欲望却比一条毒蛇缠得还紧。
1927年6月2日，古历五月初三，端午节前两天，王国维写好遗书，借钱乘车到颐和园，然后没入昆明湖中。
中国的文人常常是矛盾的，王国维的“死”，说不清是大彻大悟还是执迷不悟。在大多数中国人信奉的佛教中，菩萨和佛祖常常被供在高高的塔上，看上去似乎远离了众生，再没有七情与六欲。然而当人登到塔上，以佛的角度向山下望去，却感到人世间的纷扰纠葛不但没有烟消云散，反而更加清楚和明朗起来，仿佛自身和这个俗世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和凌乱了。佛祖就在烧得旺旺的人间香火中，做着温暖的天国梦。可惜王国维是个凡胎，既然无法继续在人间自欺欺人，便只好选择遁入那“死”的清静之地，做一次仿佛彻底的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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