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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往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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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泊靠在未名湖湖心小岛上的汉白玉石舫，出自前清大贪官和〉暮蠡ㄔ埃贝笕嗣挥幸蛭呈呛瞳｜的遗物，就把它清理了；博雅塔是北大一个用来供水的水塔，他们竟取照通州古燃灯塔样式，做成了一个景点性建筑，耸立在未名湖畔，这是北大的思想特色。
如果恰逢碰上下课时间，北大校园内，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挤成一团，彼此较劲儿、肉搏，黑压压的人群拉长脖子看不到边。只刹那，北大变成了东北的乱炖大锅菜。街道、操场、饭堂、湖畔、商店、邮政所、银行，黑色的人影塞满了各个花花绿绿的缝隙。这是北大的视觉特色，是整个中国的特色。
人们应该很难记起这位故去多年的老人，早在四十多年前，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的北大校长，就向共和国递交了他的控制人口理论报告，如果当时能采纳他的建议，中国就不会出现一次次生育高峰，就用不着在城市搞劳民伤财的知青上山下乡。
在若干年后，人们终于回过神来：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
这个被时代刻意拐过的人，就是曾经住在北大燕南园63号的马寅初。
一
燕南园和勺园、淑春园、朗润园、鸣鹤园一样， 也是北大诸多景点中的一景。不过论年纪，她在上述诸园中，只算得上儿孙辈了。尽管这样，燕南园因洪业、翦伯赞、周培源、陈岱孙、冯友兰、汤用彤、冯定、王力、朱光潜、林庚、侯仁之、冰心等人曾在这里居住过，便显得更加不同寻常起来。
1951年6月，北大数千名师生在沙滩红楼广场聚会，欢迎马寅初就任北大校长。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院系以及其他一些大学的有关系科并入北京大学，北大校址由沙滩迁至燕京大学所在地“燕园”，就在这时，70岁的马寅初住进了燕南园63号。
燕南园整体面积不大，总共有17幢美国庭院式别墅，清一色的灰砖小洋楼。马寅初故居在燕南园西南角，他住的房子与周围其他建筑风格迥然不同，是传统的中式砖木结构的平房，院中长着丛丛修竹，古树仍然不服老，火气旺得一年到头都袒露着胸膛。
马寅初虽年逾古稀，但步履矫健、声若洪钟，不管在什么场合讲话，他总是自称“兄弟”。一次，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报告会上，他说：“今天高教部请客，兄弟我吃了几杯老酒，刚才，李副总统的讲话……”可能酒喝多了点，马寅初竟把李副总理说成李副总统，而且一连说错两次，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就是在这所院子里，1957年4月25日，马寅初在接受《文汇报》记者杨重野时，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坦言了他的控制人口理念：“1953年6月30日我们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总人口数是601938035人，现在过了四年，按照我国人口增殖率25 ‰计算，每年要增加1500万，那么现在我国的人口至少是65000万，照这样计算下去，五十年后，我国人口就有26亿，超过现在全世界人口的总和。你看这还得了。”
“人的繁殖，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
马寅初认为应采取“推迟结婚年龄，大力宣传避孕，并且要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
马寅初提出了他的新人口理论。在他之前，西方有位姓马的也有一套人口理论—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而粮食则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一个乘法，一个减法，到头来地球因为人口膨胀、粮食短缺，就必然导致战争或瘟疫，去解决这一无法解决的问题。
马寅初倒是觉得这位西方老兄仅说对了一半，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但粮食在中国同样也是按几何级数增加，拿中国来讲，这几年人口增加率是千分之三十，粮食增加率是千分之四十到五十，可见粮食增加得很快。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面对日益增加的人口，我们不能用战争的残酷手段来解决。
马寅初—老马识途（2）
不过，粮食增加的速率不可能永远这样增长下去，再加上耕地面积有限，将来经济发展了，工业还会大量占用耕地，人口如果不有计划地加以控制，就会出现因人口失控所带来的一系列严峻问题。
两天后，《文汇报》发表了马寅初关于人口理论的谈话，几乎于此同时，马寅初在北大的大饭厅，举行了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登台公开学术的演讲。马寅初的观点引起了经济学界和最高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把马寅初请进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讲授他的“控制人口理论”。毛泽东公开表态：“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
马寅初把毛泽东的话当作上方宝剑，他不顾社会对他在1955年7月写的《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指责与批判，逆“社会主义是没有人口问题”的潮流。在《文汇报》公开发表谈话和在北大演讲后，马寅初又马不停蹄的于1957年6月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把自己在北大的演讲稿整理成书面发言稿，作为正式提案提交大会。7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刊登。
就在马寅初和邵力子再次向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提出节制生育问题时，毛泽东的态度急转直下，为了实现“大跃进，赶超英美”，以及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毛泽东只能打人口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此时在这位旷世伟人的眼中是“小仁政”，同毛泽东的“大跃进，赶超英美”的“大仁政”比起来，显然是微不足道，甚至是有悖的。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
毛泽东当时雷霆万钧，一句顶一句，马寅初到此应该勒马。可他偏偏自行卸下宝马的鞍子，甩开蹄子做了一头“犟驴”。面对陈伯达、康生之流的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上，除再次系统说明了他的基本论点外，还不识时务地提出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论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来，人口问题就像是长在国家嘴唇上边的一个大烂疮，浪费口水、无任何益处，但是马寅初还是不管不顾地强当舌头伸出去舔。
二
阅历了“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无数政治运动的燕南园63号老宅，对历史秉笔直书，任何人不得篡改，更无从贿赂。
在那个浮夸、指鹿为马的年代里，能够坚持真理，敢拿生命作武器的人有几个？
一轮又一轮的批判热潮比箭矢还要尖利，燕南园家门口的大字报一张一张，比千层饼还热乎。在北大临湖轩的一次批判会上，康生亲自上台打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面对康生和批判者们一片吠吠的###声，马寅初像一块烧红的钢条，横下心往板子上一撂，疾风暴雨的淬火当是使其至精至纯的条件。
当主持人问马寅初还有无话说时，他猛地站起来，吼道：“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
全场哑然。
马寅初还不死心，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中，与康生、陈伯达等理论权威公开应战。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的人口问题，要调查、分析、研究，要用大量的有关资料来立自己，不能专凭教条来破别人的。毛泽东主席说过：真正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的理论。因此我重申我的请求。”
康生看过此文，暴跳如雷：“这个马寅初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一定要在政治上把他批臭，批倒后调离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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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老马识途（3）
马寅初是站着离开北大校园的！在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年代里，为了鼻子里还能有一口热气，人们利索地学着弯腰、低头、甚至下跪，可马寅初一如既往地站着，他的本业就是研究人的问题，他比别人更明白一个人究竟该怎样做，才能成全自己“人”的身份。
“什么是北大精神？所谓北大精神，即牺牲主义也，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
马寅初站在北大，站在《新人口理论》中。
三
1960年3月31日，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回到了位于东城区东总布胡同32号的家中。马寅初不会想到，燕南园63号在“文革”时期竟成了聂元梓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独立的院落，大门坐南朝北，过了甬道，便是一座二层小楼，楼后是一个长着树木花草的幽静庭院。这座房子是马寅初到京任职后，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马寅初，行政级别被定为“三级”，国家给他配备了警卫员、公务员和厨师等，还有一辆小汽车供他专用，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对这位老经济学家的倚重。
现在，马寅初被撤掉了全国人大常委职位，也不再担任北大校长，只留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虚职，虽然生活待遇不变，但也还是体会到了由深居庙堂之上的喧嚣，一下子到闲居在家的落魄和无所适从。
然而，这位1919年当过北大第一任教务长，当年曾协助蔡元培先生办北大，经历过一番风雨，又因反对蒋家王朝，被国民党投入监狱，做了多年大牢的硬汉，是不会肯轻易向命运发牢骚的。
1960年的一天，陈毅突然到访，元帅告诉马寅初，他是受陈云副总理的委托，专程前来探望的，他说：“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此后，马寅初开始撰写《农书》。这是一部有关农业经济学的学术著作，他执著期盼这本书能达到《齐民要术》的层次。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1965年年底，一百多万字的《农书》终于完稿，但此书在当时根本没希望出版。
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面对抄家风潮，马寅初的家人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避免灾难，马寅初的子孙们把《农书》手稿，连同装稿子的藤箱一起扔进了家中的锅炉房，面对熊熊的火焰，马寅初两行热泪砸在灰土上，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几道又黑又深的坑。
“有眼不识泰山”，这并不是泰山的错。
2001年3月28日，国务院统计局根据国务院授权发布公告：“截至200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为129533万人，其中大陆总人口为126583万人。”
每个人头顶着一张嘴，13亿人口要吃饭、要穿衣，可中国的资源是有限的。人口数字令人震惊。
然而，细心的人还会发现，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还是中央把人口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后，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取得的。此时，离马寅初逝世已经过了整整十八个年头。
1971年马寅初患直肠癌，在他和家人的坚持下，经周恩来批示，1972年马寅初接受了手术治疗。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人帮”倒台。
四
1979年9月15日的东总布胡同32号很热闹，里头挤着北大领导及学校师生代表，他们告诉马寅初，中央做出了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及任命为北大名誉校长的决定。年轻学子捧上的鲜花向他呼出生命新鲜的香气，马寅初的眼泪往下掉，他的眼泪不只是对那个荒唐年代的悲愤，也有对一个全新时代的感动。可此时这匹毛色灰白、瘦骨伶仃的“老驴”，虽有千里之志，却再没有日行千里的体力。
马寅初于1980年3月离开了东总布胡同32号，住进了北京医院。这一走，就没能再回来。
1982年5月10日5时，欢度了百年寿辰的马寅初，在北京医院驾鹤西去，这一年，离他1882年，在浙江嵊州浦口镇出生整整过了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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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老马识途（4）
2002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庄严降生。
根据有关调查统计，自1982年至2001年这20年间，全国少生人口近三亿，中国正式步入低出生率国家行列。
来自2002年这一组组的数字被扎成一只花圈，安放在马寅初逝世20周年的祭台上。
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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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1）
一
巨大的钢筋洋灰建筑像十五的潮水一般往上涨，紧紧地挤压到北京二环以里的人们的胸口上，呛得人喘不动气。在人们耳边作响的，并不是节日时柔和、富有生气的热闹生息，而是冰凉的、不祥的、类似于某种野兽胃部消化时发出的声响。等人们回过神来才发现，那些长相较好却野心勃勃的建筑物，早将这个东方古都的韵味红烧、将老北京人的从容和悠闲清炖了，眼下吃得只剩不堪入目的残羹冷炙。住在这儿的芸芸众生，已无法再看到那个当年曾把马可波罗吓蒙了的、中世纪气魄的都城，再也难尝到这座城市用祖制秘方所烹制的清淡生活，而只能在钢筋水泥的喂养下，咽进去满满一嘴味精香料的幻觉。
二
过去了的，都沉在了历史的护城河里。
钩沉历史，人们捞出对一个人五十多年前的印象，这个人，曾经将一个偌大的北京古城扛在肩上，且一扛就是二十多年。他像一根绳索，勒进了北京古城的皮肉里；他像一瓢水，一滴不漏地灌进古城的肌肤架构之中。于是，每拆掉一个老牌坊都是挖掉他身上的一块肉；每扒掉一段旧城墙就等于剥掉了他粘着肉长的一层皮。
他穿着比堂吉诃德身上那件还脆弱的文人的铠甲，举着比堂吉诃德手上那根还无用的学者的长矛，却用比堂吉诃德还倔强、还天真的癫狂，不厌其烦且不计结果地一次次扑向毁城大军、同他们展开力量悬殊的拼杀。
梁启超给这位孤军奋战虽败犹荣的壮士起名叫梁思成。
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的梁思成，12岁时随父亲梁启超回到祖国。
1914年淡出政治的梁启超到清华大学任教，这位同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一起被誉为“清华四大教授”的昔日政治弄潮儿，已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和对长子梁思成的雕塑上。梁思成在清华园随父读了《国学源流》、《孟子》、《墨子》、《前清一代学术》、《论语》、《荀子》等国学著作。
清华八年教育和梁启超的耳提面命，使这位生在东洋，学在西洋的“假洋鬼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土生土长的同代知识分子，有着更超然的理解和近似疯狂的偏爱。是清华园将一个年轻的梁思成交付给年轻力壮的社会，又把一个已经成熟的梁思成接了回来。
距离产生美，远离北京老城、生活在京郊清华园的梁思成，从这时开始储藏对都城的情感。
来到清华大学北院的住宅区，梁启超曾住过的西北角的一栋西式小洋楼，像一片已经僵化的蜷曲的蕨叶，任尔如何虔诚，也难以说服其再打开心的叶片，只有从1919年梁思成设计的王国维纪念碑上，才能勉强摸到梁思成在这一时期留下的一点含蓄的温情。
三
清华园新林院8号宅院，是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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