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往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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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我写的白话歪诗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不久，章士钊因为支持北京女子大学杨荫树校长，对激进的学生采取强制手段，并提交呈文要求停办女子师范大学，引起了青年学生的不满。
　　1925年5月7日，200多个学生在故宫神武门集合，一路高喊口号，浩浩荡荡地杀进了魏家胡同13号。进步青年学生打算当面要与这位守旧的总长理论理论，质问他为何“摧残教育，禁止爱国”。章士钊当时没在家。学生便把气撒向屋内的古董和门窗的玻璃，对他的住宅实行了强有力的阶级专政。在这场斗争中，章士钊与鲁迅代表不同的思想阵营，一个用手上那节又短又细的权杖，一个用手中那支又尖又利的毛笔，针锋相对，章士钊最终败下阵来，随着1926年段祺瑞政府的倒台，章士钊离开魏家胡同13号，去了天津。
　　章士钊也许是在夜晚离开的吧，黑夜可以掩盖他的苦楚和失意。在对孔孟文化的一片喊杀声中，他偏要为民族几乎断了气的传统文化针灸，使其复活为冲锋陷阵的斗士，无异于痴人说梦。
　　在一本书中看到如下一段话：“无论章士钊还是鲁迅，无论选择接受还是反抗，文人在乱世中都难有作为。章士钊的‘农业立国论’和鲁迅的‘喊醒世人’之于那个时代，都是超前的，难为人理解的。世人对他们的全面解读都是从他们过世后才开始的。”
　　“近日又有学者指出，尽管章士钊对女子师范大学一事处理过于武断，但指责章氏一手导演‘三·一八’惨案却有失偏颇。1925年，章士钊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改任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一年后，惨案发生，这时不在其位的章士钊不可能授意武力镇压学生。”
　　人们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定式：非此即彼，非对即错。对于意识中感到有问题的东西，便蒙生斩尽杀绝的极端热情。章士钊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一直保持着一个传统文人应有的良心和清醒。在章士钊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比西方落后，中国近代落后的这笔烂账，无论如何不应该让传统文化来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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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难以驯服的老虎（3）
三
　　岁月的手太过霸道，拾起这本画册一顿乱翻。前一页还没来得及过细浏览，下一页又哗啦一声掀了过去。
　　攒钱、置地、盖屋、娶妻生子，是中国传统人生的几块踏脚石，总得把立脚点放在这些事情上，才能把人生画得圆满。不过与新文化抗争到底，一辈子不写白话文的章士钊，在这方面倒表现得并不传统。从他出生直到1960年经周恩来为他特批了史家胡同24号宅院，这位年近八旬的耄耋老人，才结束了在朋友家搬来搬去，没有自己一套房子的历史。
　　从1949年到1960年，章士钊的家就安在北京东四八条54号朱启钤老友家里。
　　1949年，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和谈代表的章士钊，在谈判失败后脱离代表团去了香港。后来章士钊受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按道理他应该住在国家为他安排的四合院里，而章士钊和家人住在朋友的北房和东房中，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居住很拥挤，连书都没地方摆。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一住就十年，从来没向有关部门提起过。
　　据章含之回忆，章士钊曾对女儿多次讲过，他一辈子从没有存款，但也从不缺钱。别人给了他钱，又转手给了比他更为需要的人。
　　1919年前后，毛泽东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住在北京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的家里，毛泽东在这里同章士钊相识。据说，章士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告诉杨昌济和在场的其他先生，说这个年轻人有帝王之相，绝非等闲之辈。其后不久，毛泽东来到上海为去法国留学生送行，急需筹措一笔资金。当时章士钊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会议。毛泽东冒昧地求上门去，章士钊为毛泽东筹措了2万元大洋，解决了燃眉之急。
　　新中国成立后，清末、民国的遗老、遗少经济上没了来源，都很拮据。这些人来找章士钊时，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
　　看到章士钊乐善好施，“爱管闲事”，毛泽东便每年从自己稿费中拿出2000元，以“还账”为由，给章士钊一些经济补助。听说是还账，章士钊说什么也不要。他要女儿转告毛主席，当时的2万大洋，不是他个人的，是他募集的。直到女儿向他转达了主席的想法后，他才肯收钱。从1963年起，毛泽东每年送2000元，一送10年。1973年，毛泽东问起章含之，送去钱是否能正常收到。章含之答道，今年没送，到去年已经还足了2万。毛泽东笑了：“这怪我没说清楚，这个钱是给老人的补助，哪里到10年就停，你回去告诉行老，今年开始还利息，一直到他不在了为止。”第二天，正在住院的章士钊收到了毛泽东派秘书送去的2000元钱。
　　四
　　位于北京锡拉胡同袁世凯的府邸，是章士钊在北京较早住过的一处官邸。当时，章士钊受袁世凯之邀来到北京，袁世凯就把自己搬入中南海前的院子给章士钊居住，可见当时袁大总统对他的赏识。
　　然而好景不长，宋教仁被暗杀。章士钊从美梦中摔到地上，连忙逃往上海，举起“讨袁”的大旗。
　　章士钊时而办刊物，时而从政，时而搞教育，时而搞学术研究，忽左忽右，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不稳定性。为此，他遭到政敌的攻击，受到朋友的误解。有人说他是政治投机分子，没有一定的政治立场；有人说他学问不专，朝秦暮楚，还有人说他是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
　　然而，章士钊自有想法。他自编剧本，把背景设在北京，找来风头最劲的人物和他配戏，在各类形象之间忙得不亦乐乎，他注定是奔着历史的看客们的叫好来的。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说：“章行严搞学术，又沉溺政治，依附袁世凯，又讨袁；不参加同盟会，又冲锋在前，他的人格中最精华的是独立精神啊！当时国家多难，读书人多以国事为己任，章太炎、刘师培，包括我自己，都如此，今之学者何能厚非呢？”
　　1904年，章士钊与万福华等人刺杀清廷大员王之春失败，万福华当场被抓。他本已逃离现场，可第二天他却傻乎乎地去探监，由于形迹可疑，当场被捕。后多亏黄兴、蔡锷等多方营救，才捞回来一条完整的性命。在章士钊看来，无论谁的命，只要阎王看上了，留也留不住，但只要在世上一天，就要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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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难以驯服的老虎（4）
在日本留学时，章士钊终于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偶像孙中山。不久同盟会在日本成立。许多留日学生纷纷参加，但此时的章士钊认为暗杀、暴力等行动不能救国，唯一的救国之路在教育，说什么他也不参加。为此，他的结拜兄弟章太炎把章士钊锁在屋子里，不同意参加同盟会就休想出门，结果他被关两天两夜硬是没有投降。有人给章太炎出“美人计”，让同盟会里号称女界领袖的吴弱男去作说客，岂料吴弱男反被章士钊说服，从此疏远了同盟会。后来，吴弱男随章士钊去英国留学，并在伦敦结婚，成为留日学生中的笑谈，让章太炎大跌眼镜。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是知识分子的通灵宝玉，知识分子不管做人还是做事，丢了这东西，就丢了魂啊！”（陈寅恪）
　　很多人一旦搅进政治，就像一头撞到蜘蛛网上的飞蛾，前途和命运马上由不得自己支配了。而章士钊供奉在头脑里的菩萨，却是照着他自己的模样刻出来的。
　　是棵孤独的梧桐，就不是攀附他物的藤萝；是只不被驯服的老虎，就不是等人喂食的家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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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欲栽大木柱长天（1）
北京旧城有一条长达16里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如同一根野心勃勃的竹棒，把正阳门、天安门、午门、神武门、地安门等皇城内的主要建筑串成一根宫廷御制糖葫芦。信风水的人把它看作北京的龙脉，在这条龙脉的两侧，对称排列着天坛、先农坛、太庙和社稷坛。
　　在棋盘似的内城，街巷胡同有条不紊地画出棋路，中轴线劈开一条楚汉河界，四合院恪守棋子的职责，紧紧地拱卫紫禁城。
　　作为“紫禁后护”的钟鼓楼，“司晓晨，节出入，丽壮观，播远听”，吼出了龙族魂牵梦绕的韵脚。
　　杨昌济故居就坐落在钟鼓楼东边不远处的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
　　一
　　豆腐池胡同，原名豆腐陈胡同。相传，这条胡同里有位姓陈的师傅，开了一间有名的豆腐作坊，胡同因此而得名。这条胡同西接钟鼓楼，东邻那彦图的亲王府，身后是绵延七百多年的繁华与动荡。早在元朝时期，豆腐池胡同一带就因积水潭开设了码头而兴盛起来。这里不仅有米市、面市，还形成了缎子市、皮毛市、铁市等街市，甚至一度出现过买卖人口的人市。
　　1918年6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聘请，任北京大学的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到北京后就住进了豆腐池胡同9号。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不太规则的两进院落，如意大门的上方，挂着“板仓杨寓”的匾额，一块小小的木牌把长沙板仓冲与北京豆腐池胡同铆在了一起。
　　前院有侧房三间，北房三间，东厢房三间，杨昌济就住在前院的北房。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住进了东厢房。后院有后罩房四间，住着杨昌济家的亲属和佣人。当时宅院里，栽种着枣树、柿子等北京常见的果树。“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院中高高的梧桐，为主人静默地守候一只飞栖的凤凰。
　　杨昌济，名怀中，字华生，1871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县板仓冲一个耕读人家。1898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考取官费留日资格，东渡日本攻读教育。1909年，由日本赴英国攻读哲学、伦理学，后到德国考察教育。
　　1913年，杨昌济结束长达九年的留学生涯，学成回国，先后在湖南第四、第一师范教授哲学、伦理学。
　　他先后翻译和编辑了《西洋伦理学史》、《论语类抄》、《教育学讲义》等书，并著有《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
　　二
　　历史信手涂抹的几笔重彩，没有被时间看在眼里。杨昌济故居里的廊柱、窗扇的颜色退得越来越淡，还原为原木本色。房屋已老，构架仍在，杨昌济的思想、操守都已浸润、依附在了老宅的构件之中。
　　杨昌济生逢乱世，此时，大清王朝接近尾声，北洋政权也已行将就木。他穷其一生，探寻救国之路。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他不顾书院山长的阻挠，毅然加入谭嗣同创办的南学会，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为新学、新政奔走呼喊。
　　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为###志，写下“强避桃源作太古，欲载大木柱长天”的联句。
　　在日本留学时，杨昌济虽身处异邦，仍不忘祖国，改名怀中，并且积极参加“拒俄运动”。
　　杨昌济回国后，设法营救被袁世凯迫害的杨德麟；规劝杨度不要逆潮流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鼓吹；还为《新青年》撰写论文，推荐文章，支持新文化运动，为创建湖南大学奔走呼号。
　　杨昌济到北京后，积极为赴法勤工俭学筹措经费，号召湖南有志青年出国学习救国之术。他写信给蔡和森、毛泽东，商讨如何让湖南学子到西方勤工俭学拯救中国。
　　1918年8月19日，为了新民学会成员出国留学的事宜，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住进了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家中靠近大门的一间屋子里。
　　三
　　时光像遗失在人们柔软的心坎上的一颗种子，长出历史的擎天大树，所有的激情、混乱、动荡、名声都被迫缩写在一片薄薄的叶片上，被人们苛刻的观念噬咬、被政治的气候拷问，退去了初始鲜亮的面貌，不定什么时候，突然恍然大悟似的，脱落了。
　　

杨昌济—欲栽大木柱长天（2）
初到北京，毛泽东尝到了在小池塘中为“大鱼”，而放入江海作“小鱼”的痛苦：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杨昌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珍惜人才的杨昌济，为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介绍了一份图书助理员的工作。不过，在北京大学的红楼里，毛泽东的心境并没有因为这份工作变得亮堂起来。在这里，毛泽东不再是三湘才子，而只是一个整理书刊、登记阅览者姓名的小职员，他曾试图与前来图书馆阅览的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聊聊，可这些人根本不理他这个茬儿。一次，毛泽东在北大听一个讲座，他向站在讲台上的胡适提了一个问题。当胡适知道提问题的是一个没有注册的旁听生时，竟拒绝回答。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活动范围狭小，像一艘帆上打满补丁的小船，只能在浅滩附近摇晃打转，无法靠近时代翻腾起的焦躁浪潮。
　　在北京，能够坐下来听毛泽东说话，而且能听懂他一脑子的卓思悬想的，恐怕只有杨昌济一个人了。豆腐池胡同没有对这个乡下来的年轻人，板起冰冷的脸孔，“板仓杨寓”不仅是毛泽东的藏身之所，更是他精神上的栖息之地，北京是地狱，也是天堂。在毛泽东一生中，除了马克思之外，对他影响最大的导师就是杨昌济。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杨昌济的哲学理念、道德思想，就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也深为杨昌济所欣赏，他的一篇名为《心之力》的作文，满分100，而杨昌济给了毛泽东105分。杨昌济长年坚持洗冷水浴，受杨昌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影响，毛泽东读书时在风雨大作的夜晚露宿于岳麓山，到湘江击水，并一生坚持到江海中游泳，以此磨炼意志。
　　杨昌济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国情；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杨昌济反对全盘西化：
　　“国家为有机体，犹人身之为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日更可装置也。”
　　在杨昌济看来，中国当时的国情好比一个得了怪病的人，没有病例可供参考，也没有任何现成的药物可以药到病除，研究和学习西方思想，是把此作为医治病入膏肓的中国的一味药，要想治愈则要靠国人遍尝百草的胆量和韧性。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决定留在国内，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寻找救国的药石。毛泽东在当时对孔孟文化的一片喊打声中，一个猛子扎进了传统文化的深海中，遍游北京的名胜古迹，登临泰山、拜谒孔墓、游历孟子故里，在被时代砸烂了灯盏、一片漆黑的历史长夜中，窸窣的翻找、查阅，向历史与河山问路。
　　四
　　为了工作便利，毛泽东搬出杨宅，与蔡和森、罗章龙等八人一起，在距北大红楼不远处吉安所左巷8号院租了一间房子。
　　吉安所左巷是一条狭窄的胡同，明清时期，宫中冤死的太监、宫女，其灵柩大部分就停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