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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往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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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咸丰重臣肃顺受幕客王辏г说耐懈叮鬃耘艿较谭峄实勖媲八登椋擦衷罕嘈薰伸庹业搅嗽谀鲜榉课谭峄实劢潭恋拿寂俗嬉瘢俗嬉窳⒓瓷鲜榛实郏�
“楚南移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宗棠运筹决胜……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感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
京城的动静让官文就此罢手。
左宗棠初入官场，就挨了一闷棍。他向骆秉章推荐了人才，主动退出幕府。但此时的左宗棠已不能对此后的历史袖手旁观。
曾国藩、胡林翼抓住时机先后上奏皇帝，请求朝廷重用左宗棠。不久，左宗棠收到了朝廷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的谕令。
左宗棠因祸得福，潘祖荫的“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让他名扬四海。他的政治生涯从此一路高歌，先后担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等，起义将士的鲜血把左宗棠的顶戴花翎染得异常鲜红。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更获得了入值军机，主持总署和参戎兵部集三权为一身的殊荣。
三
在左宗棠的故宅里，时间抡起斧头，朝历史扑过去，却失手劈在厚砖薄瓦上，老宅伤的不轻，但关于左宗棠的记载却毫发无伤。
左宗棠入京辅政，是晚清政坛上的一件大事，是朝廷对这位年近七十老臣的倚重和嘉奖。
当新疆面临阿古柏的入侵，俄、英正在图谋着分割新疆的国难当头，李鸿章之流认为：乾隆年间统一新疆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认为丢掉新疆，对中国肢体元气没有太多伤害。要把有限的国家财力，利在“海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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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一臣开济三朝心（3）
左宗棠“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向朝廷提出塞防与海防两者并重，一寸土地也不能不争的主张，上奏朝廷请求出兵新疆收复失地。
面对两个“中兴名臣”的抉然不同的主张，朝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决定筹银1000万两，倾其国家财力收复新疆。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3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清政府做出的一次难能可贵的正确选择。
经过一年的积极备战，左宗棠于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离开兰州西进，三月十三日抵达酒泉，就近指挥收复新疆的决战。
在左宗棠“缓进急战”的用兵方略指导下，湘军刘锦棠、蜀军徐占彪，嵩武军张曜等将领，浩浩荡荡开赴新疆战场。
“提戎敌忾效前驱，马蹄蹴破天山雪。”
大军所向一路披靡，先收复北疆，后底定南疆，阿古柏自杀身亡。新疆除伊犁外，领土全部收回。这一天是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间仅仅用了一年零九个月。
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崇厚出使俄国后，私自与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伊犁条约》，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公愤，舆论大哗。
在左宗棠等大臣的奏请下，清廷将崇厚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并派曾纪泽赴俄改定崇厚所签订的条约，令左宗棠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光绪六年四月十八日（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亲率大军向新疆哈密挺进，他的长长的队伍后是一具黑木棺材，他做出了拼死沙场的准备。五月初八日，左宗棠很快完成了三路进攻伊犁的军事计划：一路佯攻，牵制俄军主力，并防止敌人东进；一路越过天山进攻伊犁南部；一路经乌什越冰岭直抄伊犁后路，这将是一场左宗棠为国雪耻的漂亮胜战。可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接到了调他赴京的圣谕，已经上弓的箭又被强收回来。
左宗棠触摸到了大清虚弱的脉搏，这个帝国已经比他还老。
四
西堂子胡同25号宅院中，还清晰地记着当年左宗棠在京城的一些往事的，恐怕只有院中的一棵银杏和一棵枣树了。那些在风中颤动的树叶，鲜嫩得像婴儿的手指，对着流失的过去指指点点。
左宗棠初到京城，即被召见两次。慈安与左宗棠聊着聊着，不禁泪流满面。
而慈禧太后深知这个男人需要眼泪，更需要权位。在左宗棠从西北抵京的第三天，就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身兼三职。左宗棠所获得的官位含金量之高，李鸿章一生没有得到过，甚至连曾国藩都没有获此殊荣。
初到京城，左宗棠的一言一行都像一股强劲的大风刮过死气沉沉的朝堂。帝师翁同龢与左宗棠交流谈话后，在日记中写道：“其言以死生荣辱为不足较，并论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余服其经术也。”
修河道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他此时把眼睛投放了兴修北京永定河上。
修永定河，是在李鸿章的直隶辖区，这位大清的“裱糊匠”不加理睬。在无法得到李鸿章支持的情况下，左宗棠湖南人的骡子脾气上来了，他亲调一军人马到涿州一带修河，还亲自到现场勘查、巡视。经过四个多月的劳苦施工，使十多年来，普遍认为是不治之河的永定河终于得到了治理。光绪皇帝的父亲醇王奕 派人巡看后，大加赞叹，称其为创见性工程。
对于鸦片的输入，左宗棠提出增加税收的办法加以阻挠。面对英国公使的无理狡辩，左宗棠凛然辩驳。使这位在中国朝廷大员中霸道习惯了的洋人，总算领教了骨头硬朗的朝臣的威严。慈禧太后这块摊在洋人砧板上的软豆腐，也给与了左宗棠充分的肯定：“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之威严”。
左宗棠的据理力争，并非夜郎自大，他是积极推动洋务运动的领袖，由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使我国有了第一家机器造船工厂，有了第一所船政学校，还派出了第一届留学欧洲的学生，他更是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左宗棠学洋不媚洋的气派，还赢得了洋人的尊敬。左宗棠在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时，他每次到上海租界，外国人都纷纷把龙旗高高升起，更有许多洋人直奔向街头，要把他看个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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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一臣开济三朝心（4）
左宗棠在衙门带头反对结党营私和官僚作风，行贿受贿跑官要官，更是他眼里揉不下的沙子。以致奕訢、李鸿章等人不是暗中拆台，就是处处掣肘。一位满族军机大臣更当面辱骂左宗棠“一团茅草”。慈禧调左宗棠入京，本来就有牵制奕訢、李鸿章的意图，受到奕訢和李鸿章等人的排挤是理所当然的。左宗棠可以在局部地区搞得有声有色，但北京这池浑水实在太深，使他难有作为。眼不见为净，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左宗棠决意离开这个中国最大的是非之地，他连续告假三个多月，并请求回湘养老。
清廷和慈禧太后为了平衡利益关系，不得不把这个政坛另类下放地方。光绪七年九月初六日（1881年10月28日），左宗棠接到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谕令，这个老头几乎是被撵出了京城。从1881年2月到1881年10月，左宗棠在北京只待了8个月。这240多天的京官生涯，使他为他的后人留下了“世代不得为官，只为良医不为良相”的家训。现在，老屋连同它的主人当年留下的那些硬的伤软的痛，都已消失殆尽。
五
不过，京城似乎对这个倔老头有点不同寻常的兴趣。
光绪十年，中法之战一触即发，朝廷需要左宗棠这样懂得兵事的大臣以备朝廷顾问。随着一纸谕令，年已72岁高龄的左宗棠又到了北京。
这次进京，左宗棠住进了离西堂子胡同不远的冰盏胡同贤良寺，这是一座接待进京的地方大员的官寺。
李鸿章与法国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后仅仅四十多天，法军先后在凉山和台湾挑起战端，被我陆海两军挫败。
面对法军对台湾基隆的侵略，慈禧动摇不定。当这个老女人在御前会议上哭诉着：“和亦后悔，不和亦后悔。”全场一片寂静之时，左宗棠猛站起身大声疾呼：“中国不能永远屈服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作战费。”慈禧听后，含泪称是，清廷最后终于下了同法军决战的决心。
七月初三日，法国舰队突袭福州马尾军港。
七月初六日，清廷对法宣战。
七月十五日，左宗棠亲赴醇王府，请求统兵出征。十八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经过认真准备后，左宗棠于光绪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离开北京，奔赴福建前线。这次左宗棠在北京贤良寺只住了三个月零两天。
左宗棠在福建、张之洞于两广，都痛击了法军，特别是冯子材、王孝祺取得了镇南关— 谅山大捷，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然而李鸿章却代表清政府与巴德诺签订了《中###订越南条约》，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至此，左宗棠对清廷已心如死灰。 即便如此，他还在一个月内两次上折朝廷，建议台湾设立行省，以确保国土安全，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73岁的左宗棠在福州病逝。
章士钊—难以驯服的老虎（1）
他先后被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相邀，参与国家政事；他年轻时积极宣传革命，把鼎鼎大名的“孙文”改成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孙中山”；他在白色恐怖下，挺身而出为陈独秀辩护，同国民党政府打官司；他斗胆在“文革”初期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两位主席写信，劝他们“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他在1973年5月，为了海峡两岸统一，受命于毛主席，在92岁时乘专机远赴香港，与国民党秘密接触。
他就是被时人称作“老虎”，被毛泽东、周恩来誉为“和平老人”的“孤桐”章士钊。
一
章士钊（1881—1973年），字行严，笔名孤桐。1881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清寒的耕读人家。20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去武昌求学。
他扛着一颗脑袋，像一名春秋战国时期的策士，往来游说于高端之中，上海、南京、重庆、北京、香港……四处漂泊。北京史家胡同24号、魏家胡同13号、东四八条54号是他歇脚的客栈，也随他一道见识了京城赏赐给他的屈辱与荣耀；享受了车水马龙的繁华与门庭冷落的炎凉。
章士钊的故居位于北京东城区的史家胡同24号（现51号），胡同东起南小街，西至东四南大街，一座座树木葱郁的深宅大院，星星点点散落其中，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故居也在胡同深处。史家胡同恰好印证了北京过去的一个民谣：“东富西贵，北穷南贱。”
现在，从东四南大街胡同西口，一直到故居前面，整个南半边胡同已被推平，遍地开裂着疼痛的伤口。人们应该已经老了，变成了常说到的“老小孩”，撒泼，又无知：撒泼时把胡同一脚踹倒，无知时再拿起几块儿童积木，原地垒起几座笨拙的庞然大物。
阳光像一大群秃鹫飞落下来，啄食着这有血有肉的历史情节。
故居的两块大门咬得很紧，严严实实地独守着章士钊的一分清醒。我觉得独守是可以观察的，“吱嘎—吱嘎”，大门开了，走出来不是我精神上想见的人，但依然惊得心跳不止。
“我想照点图片。”
“好呀，好呀！照吧！”上了年纪的女士边出门边说。
“谢谢！”
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青砖灰瓦，红柱、红门。正好是盛夏季节，紫藤、葡萄、海棠等花木凑成堆儿，热闹得眉开眼笑。花的香气被风搅匀了，稀释成水似的，细细碎碎地流进了院子。
1959年，周恩来前往东四八条看望章士钊，周恩来这时才知道他一直住在曾任袁世凯内务大臣的朱启钤老先生家里。总理很吃惊，章士钊却很坦然地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既无动产，也没有不动产，也是你们无产阶级哩！”
周恩来回去后，把此事马上报告了毛泽东，同时亲自为章士钊安排了史家胡同24号这个宅院，从1960年开始，章士钊终于有了自己的宅院，对“家”有了像模像样的概念。
1966年，“文革”开始，因为那一段教育总长的经历，北大的红卫兵抄了章士钊的家，85岁高龄的老人，被学生们围在院子里批斗。全家人吓得躲在一边哆嗦，章士钊却没有一点惊慌，完全问心无愧的样子。学生走后，他躺了一会儿，起身便给毛主席写信，第二天就收到回信：“行严先生：信已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毛泽东”。从此章士钊与一批民主人士得到了保护。
现在，章士钊的爱女章含之仍住在这儿。这位曾给毛泽东教过英语的老师，也是中国出色的外交家，她的爱人是闻名世界的共和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乔冠华。
二
真的历史充溢在一个人、一个家族、一条胡同里，这些旧事物是御寒的衣裳，这么边织边拆，不知道人们到时可以穿什么来耐过精神的严冬。
对于这一点，生活在20世纪初的章士钊，似乎就已经意识到了。留学回来后，他对中西文化做了深入研究和比较。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确感受到了旧文化的落没、腐朽，可同时也直接领悟到传统文化的神奇和精深。此后，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青年时期狂妄地横扫，突然变为固守。
。。
章士钊—难以驯服的老虎（2）
历史观望的目光，蹑手蹑脚地爬进了位于魏家胡同13号的宅院（现29号）。院子没有硬坚持当年盛气凌人的立场，只平淡地接过现实递来的房契，同新来的房主签字画押，就此缄口。
1924年11月，应北洋政府段琪瑞之邀，章士钊从上海来京任临时司法总长，次年兼教育总长，后任政府秘书长。这处住宅是段琪瑞为他安排的官邸。
章士钊到任后，总希望借助这个机会实现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可是，他来的时间不对，什么事情，一到民国就添堵，一届届政府走马灯似的换，各种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章士钊撑着一艘又破又旧的小船，时而被抛上浪尖，时而被卷入涡流。
在司法总长的权位上，他总琢磨着放手烧他几把火，可是官场的腐败积重难返，同僚们更是把他这棵老树孤立起来。多亏段琪瑞欣赏“孤桐”，又让他兼管教育。在司法领域无所作为的章士钊，转念希望在教育领域有所建树，况且他确实对培养人才有些想法。无奈章士钊所倡导的传统文化，实在与当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水火不容。
常言道冤家路窄。有一天，在北京琉璃厂，章士钊这位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守旧派与运动中的急先锋胡适相遇。章士钊对胡适购买的线装本《红楼梦》大加夸赞，说是胡适有眼力，买了少见的孤本。胡适被章士钊搔着痒处了，自然也对章士钊恭维一番。两人越谈越开心，于是相约去大栅栏照相馆合影留念。不久相片出来了，一位长袍马褂，一位西装革履，两人同坐在一条木凳上，庄重又滑稽。章士钊越看越高兴，诗兴大发，作新诗一首赠胡适：
你姓胡来我姓章，
你说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我写的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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