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往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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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一次自然生命的铺展（1）
一
　　站在齐白石居住了31年，直到他生命最后的小屋门口，可以看见四周已经挤满了巨大、僵直、硬挺的高楼，开着玻璃窗，袒露着明晃晃的心脏。它们轻声地凑着靠近过来，像黑夜的狼群一样伺盯着眼下这几间破败的老屋。
　　门上写着的“谢绝参观”，把我挡在了齐白石生前生活场所的视线之外。这个房子是一个并不太大的器皿，装满关于他的记忆后就再也装不下别的东西了，可是奇怪得很，这里一开始，还盛装着供成群结队的人用来润喉咙的清水，然而，现在竟倏地在急忙赶来的人面前，变成一个湿嗒嗒的、发黏的土罐子，只装了无尽的荒凉和为数不多的几声孤寂的咳嗽。浓厚的阴影重重地压在这个小院子的胸口上，于是这小院仿佛是一个正趴在母亲膝上酣睡的孩子遇上汽车相撞时，猛然被震动惊醒了。它试图埋下头，把眼睛再睁大来看，是不是还没脱离刚才混混沌沌的梦？然而，它的怀疑已没有了容身之所。
　　二
　　时间像一小丛火，慢慢且细细地煨着历史的药罐，直待到岁月的清水完全变成浓黑的中药汤。
　　齐白石原名纯芝，后改名齐磺，号渭青，字濒生，别号“白石”，是借用故乡湖南湘潭老家的一个乡村驿站“白石铺”的名字而起。
　　他只读过一年书，从15岁起便当起了木匠学徒，但是，齐白石把这项“下等活”做得很有滋味。他经常摹习《芥子园画谱》，使自己雕花的技术臻于“庖丁解牛”般的境界。
　　1888年，齐白石先后向一些乡里名士学画，并请陈少蕃教他诗文。以至后来，他自我评价：篆刻第一、诗词第二、书法第三、绘画第四。
　　从1864年到1901年，齐白石都没有离开过故乡。在故乡，每天总可以偷听到一点天地中的事，闻见造物者带有泥沼气的智慧，即便回家时，口袋里也不忘塞上一点轻快、一点烦恼。
　　这使得齐白石的画纸像一个奇怪的旋涡，以往旧文人根本不屑的什么农民干活用的钉耙、镢头、竹筐、瓦罐等都统统被卷了进去，乡间的各种草虫、青蛙、鱼虾、瓷器以及放牧、打柴等都成为他画面上的题材，甚至算盘、秤砣、老鼠、蚊子都越过名声的藩篱，没入画中。
　　因此，他的画里不小心就塞满了田地里绿油油的草树的清香，混进了孩童们热闹的歌谣，以及本分的老农劳作过后歇息时的余慵。他的心是一座宽敞的宅院，任由自然万物的声音和光辉进出。
　　在眼下一些艺术家的新鲜视角中，“寻常”已经是一条在入口处写着“此路不通”的窄径，是对艺术家发挥才能的限制。这样一来，“内容”上的穷途末路，则直接致使更多的人在艺术形式上求新求变，蹊跷的“主义”、复杂的“理论”成为创作市场上的俏货。
　　可是，艺术并非为显示艺术家过人的才智而生，艺术作品不是为理解力惊人和偏于病态的读者准备的。艺术家也用不着披肝沥胆地硬要造出个奇形怪物来。“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该无生机也”（董其昌），艺术是人性灵栖息的居所，齐白石本人97岁的高寿就是生动的说明。
　　三
　　在故乡待了近40年的齐白石，在不惑之年，开始接触外界的天地河流。八年里，他“五出五归”，游历了陇中、岭南、江浙等地。然而，他的艺术爆发力此时仍冻结在一片混沌当中，头脑里依稀只是一片家乡“寄萍堂”模模糊糊的光景。直到家乡遭遇战乱，军队和土匪竞起，齐白石为了养活家庭和躲避灾祸，来到了北京，碰上了陈师曾。在一座城市，同一个人偶然的相遇，竟然使得已经57岁的齐白石，终于等来了自己艺术创造力的觉醒和艺术才能的迸发的时刻—“衰年变法”。
　　好比是偌大的竞技场上款款走来一位头顶苹果的窈窕、端庄的女子，她就是传统文化的象征，头顶放着的那颗鲜艳的红苹果是“求变”。台下走上来中国勇士吴道子，他拉开大弓饱满如圆月，一箭将苹果射落在地，女子毫发未损，吴道子向着沸腾的人群欠身致意：“I’am后羿也”。这时，西班牙游侠毕加索也紧跟着上来，将苹果一箭射穿，得意地说：“I’am罗宾汉。”眼看着，齐木匠竟然也趁人不备，从后台潜到了众人的视线当中，颤抖着拉开了弓，这一射，极有可能不但射不中苹果，还把公主的命给了结了，然后以一句哆嗦的：“I；　I　am　sorry”了结，可所幸历史没有给他机会去演绎如此荒诞的戏剧情节。
　　

齐白石—一次自然生命的铺展（2）
齐白石的变法成功了。
　　这一场背水一战为他一刀劈开了造物主永恒创造力的洞天：“红花墨叶”的大写意臻于造物者本身的意志。这时，齐白石所创造的整个画面的世界，正在掀起一场极其庞大的解放运动，在每一个纤维的交叉网点里，都有无数亿个生命从梦魇的壳壳里冲出来。某种生命的热情在四周飞上飞下，四面八方都洋溢着一种柔和的生命躁动的声响，好像是每一刻流连在画中的灿烂的分秒，喃喃地在田地间举行着欢宴。
　　“衰年变法”已经是1903年初来北京的齐白石19年之后发生的事了。
　　1919年，决定定居北京的齐白石先住在法源寺羯磨寮；后住在陶然亭附近的龙泉寺。
　　1920年，住在闹市口石灯庵，还一度住帅府郭葆生家避难，后又迁去象坊桥观音寺。
　　1922年6月，住在西四三道栅栏。
　　1923年秋冬之际，搬至高岔拉1号。
　　这些年里，齐白石一直都处在被谋生的重负压抑下的痛苦之中，在北京失重般地漂着。“衰年变法”，细细的绳子上悬挂着齐白石“饿死京华誓不休”的决绝和痛楚。他自己曾经叙述当时的卖画生涯：“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平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有人问津，生涯落寞得很。”
　　齐白石早期的画以八大山人为师，山水学金农，但当时八大山人的画路在北京没有多大的市场，在画家们哀叹“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的大环境下，还没有名气的齐白石，不但要维持生计还得同时撑起湘潭和北京的两个家，可想有多么艰难。“一身画债终难了，晨起挥毫夜睡迟”，经济的问题一生都不间断地向这个勤勤恳恳的老木匠挥动起鞭子，重重地落下。
　　然而，变法的初见成功并不意味着齐白石就此摆脱了过去的境遇，就此得到了或者金钱或者精神等不同方面的满足。他仍然在艺术的边缘孤独地踩着独轮车，歪歪扭扭，尽量把持着艺术和生活之间微妙的平衡，不至于跌落到生活底层的深渊。
　　转机直到1922年，陈师曾携中国画家作品东渡日本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时，才扭捏来到。齐白石的新作以重磅炸弹的姿态投向画展，二百多幅作品在三天内被高价一抢而空，连观展的法国人也抢购了几张，拿去参加巴黎艺术展。
　　齐白石这只羸弱而稀罕的蝴蝶，在东瀛微微扇动了一下翅膀，便随即掀动起一场在北京字画界辐散开的飓风。
　　于是，琉璃厂“南纸店”的老板们，发现平时不太被人注目的齐白石的作品，突然被外国人奉若圭臬。哪怕他们把白石的画价提高数倍，数十倍，也填不饱这些人的胃口。于是，在齐白石的家门前，刚到的画商还没停稳了脚跟，就被后头赶来的撂倒在了身子底下。
　　真是风趣，“墙内开花墙外香”，给齐白石的作品以应有的尊重和重视的人竟然是一群外国人，中国人审美的一双慧眼上结满了烦冗的蛛丝，对于真正的大师的注视，不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
　　很多当代的艺术家对这个问题感到无望和悲哀，甚至眼下就在这个怪圈里煎熬。谁能想到，这个问题已经是本老黄历了，多少年前就把齐白石困惑得要命。
　　这个尴尬的局面，如果一直僵下去，可能会产生更恶的影响：富于天资的艺术家们，误以为中国人的艺术欣赏能力还处在蒙昧时期，于是创作的基准便逐渐向西方靠拢、甚至认为如果被本国的大众所赏识，就等同于枪毙了自己的艺术，即以外国人微笑为荣，中国人鼓掌为耻，令人啼笑皆非。
　　再长久下去，这些不断在国内突围失败的艺术家们，就变为强势的异域文化在中国的扩音器。中国人便会在一直由自己耕种的文化地盘上，收获一些扭曲了的杂交货，或者是完全不认识的“舶来品”。
　　还不该哀叹吗？那帮子食欲可怕的伙房师傅，拐走了别国的美食家，烹食着从世间各处搜获的珍馐，以满足他们永不餍足的对美味的需求。而我们，我们的灵魂却在挨饿，连随便糊弄出一桌能吃的菜的厨子都快找不见了，更别说使我们的味蕾获得高级体验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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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一次自然生命的铺展（3）
四
　　1926年冬天，经济状况已经大有好转的齐白石，花2000银元买下了跨车胡同的住宅，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安定的家，而那时他已64岁。
　　北京一般的四合院种的多是丁香、海棠、月季、石榴等有姿采的花花草草。可是齐白石的南院除了甬道被铺上了砖，地里也种满了丝瓜、葡萄和苋菜，使得家乡的景致在这里也生了根。又或者，齐白石并不单单是思恋故乡的山水，更重要的是他画上的一草一茎都由这田间地气地相摩相荡而生成。
　　据齐白石的孙女婿马泉回忆说：“家中的院子里种满了藤萝、豆角，还养了鸡和猫，看起来有点儿田园生活的味道。这些花草和小动物，都是齐白石作画的模特，他总是要先细致观察，再动笔。”
　　他还曾经对他的子女发难：“你们画了半天丝瓜和牵牛花，你们知道丝瓜和牵牛花的蔓是往左旋还是右旋？”这个问题把大家都问住了，齐白石一看问到了节骨眼上，就说：“应该知道事物的一些细节，只有知道了细节，做事才有根。但真到了画上，又不必拘于实的限制，怎么好看可以怎么处理。”
　　清代的学者龚自珍说：“不善入者，非实录；垣外之耳，乌能治堂中之优也耶？则史之言，必有余呓。不善出者，必无高情至论，优人哀乐万千，手口沸羹，彼岂复能自言其哀乐也耶？则史之言，必有余喘”。齐白石细心地琢磨和观察事物的形态，是“善入”，但不为定法所拘泥，则是“善出”。
　　“善出”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核”，齐白石每一幅画像，画的都是他的情感，这些景物，仿佛是偶然介入的，是诱发他情感的某种因素。尽管齐白石选择的多是生活中琐碎的角色，但却并不见得他画中的真意，也同这些事物一样，容易被人轻易地忽略过去。比如他借诗画影射日寇汉奸，在一幅《群鼠图》上写道：“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既口齿我果，又剥我黍。烛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本是一群见不得光的老鼠，在齐白石的笔下则成了日寇的精神缩影。对于齐白石而言，画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形矣。
　　不但在画里巧妙地给日寇以难堪，“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1939年，老人在门上贴出13个大字：“白石老人心脏病发作，停止见客”。即使不久后因为经济困难，他不得不重新卖画刻印，但为了不被日伪利用，又在大门上贴出一张告示：“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待。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
　　很多人说齐白石的童心表现在作画时，表现在日常生活里一些可爱的细节处，可是这不也是一颗赤子之心的生动表现？“众生皆有佛性”，只是“人心本净，客尘所染”，使很多人不再做出对社会人事的真实感受和真实反映。
　　齐白石的倔犟像一个天真的孩童：不爱做的事，决不勉强；看不惯的事，张嘴就说。艺术家不能做《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两个骗子，在人群里招摇而过，而应当成为那个跳出来的孩子，或者，索性成为齐白石的那支画笔。
　　尽管齐白石借画鸣心中之不平，但是，并没有让人感到沉重的负担，没有意义模糊的泥沼，更没有迂回百转的难解之情，甚至能使人看完乐出声来，“一个人必须拥有一件东西：不是一种生性轻松的感觉，就是一种通过艺术和知识而变轻松的感觉”（尼采）。齐白石的画就能使人在画里卸下一个“自然人”之外的铠甲和装备。
　　不光艺术创作方面，这个固定的居所，也是一片不断生长出一些关于齐白石的小故事和小趣事的泥土。黄永玉在回忆录里写道：“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带去的。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打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经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点心端出来。月饼只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我远远注视这久以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动起手来。”
　　

齐白石—一次自然生命的铺展（4）
齐白石还在家中盖了一间储藏室，虽然是间储藏室，但它是用整砖垒的，是整个院子里最结实的屋子，与画室、睡房相比，简直结实得过了分。齐白石除了在画室里待的时间长，这一间就是齐白石天天“光顾”，来得第二勤的地方。这间屋里放着粮食，每到做饭的工夫，佣人便去请示，齐白石会取出一大把时时拴在身上的钥匙，带着她打开锁，根据当下吃饭的人数，亲自用一个小罐头盒量出米面。
　　齐白石在生活中的种种怪作风，经常成为一些人责难他的把柄。有人说齐白石画画就等于用两个铜板儿做了一副眼镜—睁眼只看见钱。还有一个小故事说：齐白石因为买画人给少了钱，就把一只虾的尾巴画了出来，而“虾头”插进了“泥巴”里。其实，了解齐白石的人应当明白，虽然他是个艺术家，但首先他是个要吃饭要养家的人。所有生活在世上的人都靠本事吃饭，靠画画这项技艺赚得的钱，比很多人来路不明的收入要干净得多，况且，如此和市场经济的路子，比很多只送画不卖画的酸溜溜的画家要来得更诚实、更率真。如果是一个真心爱画、尊重艺术家的人，又怎么能尽量少给点钱，贪这样的小便宜呢？这只“虾屁股”的奋力一撅着实痛快！
　　齐白石的艺术不会因这些零星的生活琐事“蒙了羞”。他把自身的魅力都倾注进了自己的作品，留给生活的便只有偏见、原则和常识。大艺术家们把个性讨人喜欢的“美好品质”，基本上留给了蹩脚的艺术家。
　　也许，伟大的艺术家仅仅存在于他们的作品之中，像每天都蹲在一间乌烟瘴气的作坊里埋头干活的人，肯定是极其乏味的。且不能苛求画家，往往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你翻开他的书页，就像掰开香槟酒瓶上的木塞一样，即刻喷涌出最浪漫、最灼人的情致的诗人，在现实里也可能是一个完全没有诗意的家伙，连女人给出的几个情绪上的谜语也猜不懂。
　　但是，一个靠画二流甚至末流的东西为生的人却不一定如此，他们甚至在现实中富有绝对的吸引力。有些人在艺术上取得的成绩越糟，看上去越神气。那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