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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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晚清的历史发展就像一个变化多端的股票市场。
　　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中华帝国在一个封闭的经济圈里运行，但被卷入全球经济后，西方列强就像一些凶悍的外国机构投资者，让帝国再无宁日。譬如前两次鸦片战争，就让不熟悉国际规则的帝国股票市场大幅震荡甚至飞速下挫，直到洋务运动自觉地进行调整，才开始趋于平静并有了一波小行情。不久，甲午战争的惨败又让帝国股市放量大跌，几乎跌掉了洋务运动近三十年创造的市值。尽管随后的戊戌变法开始有所反弹，但时间过于短促，很快在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再度重挫，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开始反转。
　　晚清是国人不愿面对、但又无法回避的一段屈辱史，帝国的历史在此发生了一个大转弯。国人面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时，的确有太多的辛酸和屈辱。毕竟，宽容是属于胜利者的，失败者的谅解则有太多的无奈和心酸。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指出：“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身处其中的国人也许没有意识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世界越来越小，文明的冲突也开始无处不在。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在过去那场失败的竞争里，我们无法责备我们的祖先——他们不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吗？
　　过去的历史，很难简单地用“悲剧”两个字来形容。如果历史只是一出演剧，那未免过于轻松而草率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要是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发现它悲剧性的力量，我们迟早会被那可怕的历史力量所击败，并成为新的悲剧主角。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后代又该怎样责备我们呢？
　　让人扼腕长叹的是，从鸦片战争的肇始到最后洗清民族的耻辱，竟然经历了如此漫长的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07年英国承诺在十年之内彻底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时间是半个多世纪；而从1842年割让香港岛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时间竟然超过了一个半世纪。
　　战争失败导致的有形耻辱被彻底清除了，但是，晚清七十年的屈辱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精神创伤呢？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崛起令整个世界为之瞩目。我想，中国的日益强大，将使得国人能够重新正视鸦片战争后民族那一百年的苦难日子。我们的民族确实受到一时的挫折，但永远不会被击败。因为，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在不断地激励着，奋斗着，甚至鞭策着，让我们整个民族在抗争中进步，并在强大中学会包容。
　　西门兄的这部作品可谓是厚积薄发，算得上是解读晚清历史的通俗力作，我非常荣幸地为之作序，也希望西门兄再接再厉，写出更多更好的历史作品。
　　赫连勃勃大王
　　2007年9月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上）（1）
1792年9月26日，当法国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朴次茅斯港却一片欢腾。英国的三艘战舰，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在早潮时起锚了。他们的目标，不是法国，而是遥远的中国。
　　在拥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船头，舰队的首领马戛尔尼望着茫茫大海，深深地呼吸着海上的空气。此时的他，肩负着英王赋予的神圣使命：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这个使团规模庞大，光正式人员就有近百人，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等，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整个舰队有将近七百人。要知道，英国从来没有派出过如此庞大的使团，整个欧洲也从来没有。
　　在世界的另一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员早已提前把一封预约函交给了驻广州的两广总督。英国人在信中提示：“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当中国方面接到这封信时，这也几乎是在马戛尔尼使团出发的时候。
　　商业拉近了世界的距离。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后，各国对通商贸易都寄以厚望。在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中，英国虽然已迅速超过葡萄牙而位列首位，但英王对当时的中英关系并不满意，此次派马戛尔尼前往中国，就是希望跟中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并达成下列协议：
　　一、　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　准许英国在舟山和天津进行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供商人居留和存放货物。
　　三、　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　英国商品在中国内河运送时，争取免税或减税。
　　准确地说，马戛尔尼是当时英国派往中国并常驻北京的首位大使。但很可惜的是，英国人的这个愿望，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败清王朝后才得以实现，这离马戛尔尼访华已经是近七十年后的事情了。
　　马戛尔尼绝非等闲之辈。1757年秋，二十岁的马戛尔尼到伦敦完成律师实习，1764年，他被封为贵族，随即被派到俄国谈判贸易条约。出发前，当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建议他带上1651年航海条例的复本时，他骄傲地回答道：“为避免增加负担，我把它全背下来了。”这样，他当上了谈判特使。
　　1775年，马戛尔尼成了英属加勒比地区的总督。同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法国人站在美国人的一边，共同打击英国人。1779年6月，当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率领25艘战列舰、12艘三桅战舰和6500名士兵出现在格林纳达的海面上时，马戛尔尼只有可怜的24门炮和300名志愿兵迎战。刚一交战，马戛尔尼的兵力就损失过半，他自己也当了法国人的俘虏。
　　英国军舰
　　还算幸运的是，1779年11月英法两国交换战俘，马戛尔尼得以回到伦敦，随后又被派到印度担任马德拉斯总督。任职6年后，马戛尔尼以为印度总督非他莫属，但由于他当时只是爱尔兰的男爵，在大臣们眼里，印度总督一职对马戛尔尼来说似乎过高了，因此他最终未能如愿。
　　不过，马戛尔尼随后又有了新任务，国王乔治三世把他派往遥远的中国，去为大英帝国开辟新的市场。马戛尔尼的助手乔治·斯当东，也是长年跟随他的外交老手，如果马戛尔尼发生意外的话，将由乔治·斯当东领导使团继续完成使命。值得一提的是，斯当东的十三岁儿子，托马斯·斯当东，也跟随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后来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算是此次远航的意外收获罢。
　　当时船上还有四名中国传教士，李神父、周神父、安神父与王神父，他们在意大利教廷完成学习后搭顺风船回国。由此，小斯当东有很好的机会学习中文，后来的很多照会文件还都是出自这位小朋友之手呢。成年后的托马斯·斯当东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专员长驻广州（1798至1816年），并用10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也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文的著作。后来，托马斯·斯当东不仅成了当时中英关系的专家，而且还是一位知名的汉学家。
　　

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上）（2）
面对浩瀚的大海，马戛尔尼意气风发。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沃尔特·雷利爵士就曾说过：“左右商业的人左右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当时，所有的英国人像下面的歌词描述的一样梦想飞扬：
　　统治吧，英国，
　　英国，统治那浩浩的浪波。
　　八百万英国人既然“统治了大海”，他们也就相信，这次前往中国一定会有不小的收获。不过，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理人却不这么认为，“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它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
　　长途的航行也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顺利，在快到好望角之前，气候变得极为恶劣，“豺狼”号一度失去了联系，一直到进入亚洲海域，舰队才得以重新会合。更要命的是，船上疾病的流行导致不少船员中途丧命，他们的尸体和灵魂也都只能永远地沉入途经的深蓝大海。
　　这个庞大的使团带来了众多的礼品。英国人想把他们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中国，如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并猜想准会让中国人感到惊奇而高兴的。英王还特意赠送了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也许，他们想暗示64门火炮的“狮子”号在英国强大的海军舰队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英国人在礼单中还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他们想，这些东西可能会引起中国军官们的兴趣，但后来让英国人大失所望的是，天朝的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文人出身，他们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些洋人的东西，不过是些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
　　英国使团还带去了一些精美的仪器。如当时天文学和机械学的最佳结合产品天体运行仪，
　　英国人在广东的商馆
　　这个仪器代表了整个宇宙，它能够准确地模仿太阳系天体的各种运动，如月球绕地球的运行、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另外，还有一个地球仪，上面标有各大洲、海洋和岛屿，可以看到各国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并画出了所有这些远航的航海路线。
　　由于语言不通，解释这些仪器的名称很伤脑筋。所有的照会文件和礼品，必须符合天朝的语言，以便中国的皇帝能够理解。比如天体运行仪，就巧妙地写成了“天文地理音乐钟”。幸亏当时还有个小斯当东，经过半年多的中文速成训练，他已能凑合着写汉字了，当时照会文件的翻译与誊写，实在是出奇的复杂：罗神父不懂英文，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天朝的官方语言，而最后的誊写工作，往往就靠这个孩子来完成了。
　　问题还不仅仅是语言。二十年之后，托马斯·斯当东这样总结英国使团的不妙处境：“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
　　中国人并非一贯封闭，他们也喜欢贸易，特别是沿海居民，他们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但历代统治者不这么认为，稍有风吹草动，往往就禁海锁国。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清王朝建立后，也一直是坚持“片帆不得下海”的禁令。
　　但禁令有时候也未必能压抑人的本性。事实上，广东和福建一些人很早便侨居东南亚，也算是国人最早的殖民主义事迹吧！譬如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遇到有不少的中国人在海外谋生。当英国使团经过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已经在这个荷兰的殖民地从事着各种职业，如办事员、经纪人、零售商、佃农、耕种者或仆人等，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都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做大买卖发了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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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上）（3）
中国人数量的剧增和取得的成功让荷兰人感到恐惧。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听到反叛的传闻后对中国人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大约有两万到三万中国人因此丧生。荷兰害怕中国皇帝会对其在广州的荷兰人进行报复，于是派了使团前往中国说明事由，并为此道歉。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皇帝竟然毫不介意地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远离祖国贪图发财，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这个皇帝就是乾隆。
　　马戛尔尼来中国的那年，乾隆帝已经八十岁了——中国的官员都认为英国人是给皇上贺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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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下）（1）
1793年6月19日，在出发9个月之后，英国人终于来到了中国的海面。他们在澳门停泊数日后，便北上天津，前往觐见中国的皇帝。但让英国人不快的是，刚一上岸，他们的队伍便被中国官员不由分说地插上几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都把“礼物”改成“贡物”。在天朝，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都叫做“贡”。
　　马戛尔尼并不认为自己是临时的贡使，他是作为英国首任常驻大使派往中国的。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种区分，和对其他国家的使团一样，他们对英国人采用的是同样的措辞和礼仪。
　　问题很快又来了。中国的接待官员发现英国人不肯向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其他国家的贡使和传教士以前都是下跪的。但这次是马戛尔尼。无论是他本国的礼节习俗，还是他的资历性格，都决定了他不会向中国的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即使在英国国王面前，马戛尔尼也只是行单膝下跪礼，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会双膝下跪，他声称，自己决不对别国君主施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
　　乾隆帝听到后很不高兴，但英国人不远万里前来，他还是格外恩准了马戛尔尼只单膝下跪的要求。在形式上，马戛尔尼好像取得了胜利，但也为这次外交失败埋下伏笔，虽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英国人认为特使单腿下跪是对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
　　西方文化和天朝文明的冲突，在礼节问题上展现无遗。
　　英国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谒见皇帝，不过，这个庆典不是为他们，而是为乾隆帝准备的，英国人和其他贡使一样，不过是给节目增加点异国风味罢了。那天的凌晨三点钟，在清朝接待官员的催促下，马戛尔尼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向皇宫出发。英国人在一片漆黑中走了4公里多的路，据当时随行人员的描述，“队伍乱成一片，一些狗、猪和驴竟混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中国的动物都是夜中之王”。
　　四点左右，英国人终于来到灯火辉煌的宫殿前，但他们的队伍已乱成一团。上千名的天朝官员、各国贡使和仆役，在无边的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来。英国人第一次见识中国的早朝制度，幸好周围看不太清楚，倒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英国人的狼狈。在灯笼的微弱灯光下，英国人赶忙整理自己的衣服，免得自己过于失态。
　　在静静的等待中，天色渐亮，曙光出现，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喇喇地跪下，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但只是单腿下跪。当大家在叩头时，英国人只是低下头；大家抬起身子，英国人也抬起了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低头；大家站起来时，他们也就站了起来。
　　瞧，多么醒目的一群人！在皇帝的眼中，这群人是多么的无礼，大家下跪叩头的时候，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
　　随后，马戛尔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几只西洋表作为礼品。皇帝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接着，斯当东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也赠给斯当东先生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皇帝对小斯当东很感兴趣，于是把小朋友召了过去，并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这可爱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经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