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慈禧-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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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礼，选择这一天作为光绪帝亲政的开始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
　　

第十八讲　曲折亲政（2）
问题是慈禧归政的诚意到底有几分？
　　二
　　慈禧太后像慈禧的懿旨一经颁布，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满朝文武纷纷猜测，这真的是“老佛爷”的本意吗？醇亲王奕更是心事重重。那么，慈禧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
　　慈禧此时归政的真正用意，历史没有明确记载。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验之于慈禧一生的所作所为，我们似乎可以对其真正用意做一个符合人性的推断：她并不情愿归政，但形格势禁，她又不得不做出归政的姿态来。
　　就慈禧个人而言，放弃权力就等于放弃生命。
　　慈禧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女人，无论是在热河与八大臣进行殊死的斗争，还是屡次打压奕��，还是立不到四岁的载湉继皇帝位等行为背后，自始至终无不贯穿着她对权力的追逐，她的生命是由权力铸成的，即使是对别人小到蚊虫叮咬般的分享权力的企图，她也会集聚所有的力量拼死反击，以维护自己权力的完整并证明权力的强大。光绪十二年，慈禧已掌握大清朝政二十五年，可这一年她还不足五十二岁。三十多年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慈禧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充沛的精力和过剩的生命力，使得正处于壮年的慈禧能够从容应付繁重的朝政而没有丝毫的倦怠和不适。她怎能甘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将其拱手让给“乳臭未干”的光绪帝。
　　然而，严峻的客观形势迫使她不得不摆出一副归政的姿态来。
　　已经成年的光绪帝，是慈禧无法回避的事实。第一，按照清朝祖制，光绪帝早已过了亲政的年龄；第二，光绪帝典学勤勉，成绩显著；第三，慈禧原本就有承诺：俟皇帝典学有成即刻归政。如果她继续把持权力，无视光绪帝的存在，于情于理都无法交代，势必陷入被动而不能自拔，这不是慈禧处世的原则和做事的方式。
　　可是，也存在这种可能：一旦慈禧发布归政的懿旨，众臣都同意，公然表示“皇太后圣明”，她将怎样应对？毫无疑问，慈禧一定预料到有这种可能。但三十余年的宫中历练，慈禧早已成为谙熟政治权术的老手，对于审时度势、欲擒故纵的政治谋略，她自然是驾轻就熟。慈禧已经更换了枢臣，她十分清楚，论治国的韬略与才干他们远逊于上届军机大臣们，然而论对自己的忠诚，她却深信不移。在国家与自己的利益之间，慈禧选择了牺牲国家的利益来满足一己之私欲。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正是自己需要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在这盘政治赌局中，她坚信：在她与光绪帝的政治天平上，这些亲信枢臣们一定会将政治的砝码加在自己的一边。所以，在摆出归政姿态的同时，她有控制局面发展的把握。
　　三
　　不出所料，懿旨发布的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三日，请求皇太后收回成命的折子纷纷呈到了慈禧的手里，主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皇太后继续掌权。其中，以军机处领班大臣礼王世铎为首的诸臣工奏折和醇亲王奕的奏折颇具代表性。
　　礼王世铎折中主张：伏请皇太后“训政数年，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奏章，俾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光绪朝东华录》）。皇帝虽然亲政了，但皇太后也要依然每日进行召见，继续批阅奏章，皇上无论有大事、小事都要随时请示。毫无疑问，这种主张就是要慈禧归政不归权，光绪帝即使亲政也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
　　醇亲王奕的折请就更加过分了，用翁同龢的评价来解释就是：“含意深远！”（《翁同龢日记》）“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敬请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俾皇帝有所禀承。日就月将，见闻密迩，俟及二旬，再议亲理庶务。……臣愚以为归政以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光绪朝东华录》）。按照醇亲王奕的主张，连皇帝现在亲政都不合适，即使要亲政也要等到二十岁，亲政后皇帝也务必按照现在的规制，每日请示，再做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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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讲　曲折亲政（3）
醇亲王奕如果说礼王世铎的主张代表了慈禧的亲信大臣们对慈禧的忠心的话，醇亲王奕就近乎于虚伪了，如此表白肯定不是奕的心里话。慈禧归政，对奕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应该说他早就盼着自己的儿子能够亲政了。然而，他心里非常清楚：十二年前，慈禧之所以选择了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无非是为了满足她继续控制权力的欲望。现在慈禧提出归政，只不过是掩人视听，做做样子，她绝不会轻易交出政权。为表忠心，也为避嫌疑，奕必须要向慈禧与众人传达一个信息：我永远不会以皇帝生父自居；我永远没有任何非分的妄想。
　　在这场政治赌局的轮盘中，每一个人都在固守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掷下了自己的政治砝码。
　　对这样的结果，慈禧自是欣喜不已：事态正按照自己预定的轨道向前进展。就这样，一向独断专行的慈禧，此时却从谏如流，痛快地接受了醇亲王奕——皇帝生父的建议：即使确定了皇帝亲政，也要以皇太后绝对的权威为永远不变的原则。在这场政治游戏中，慈禧成为最大的赢家：既躲开自己迟迟不归政的舆论责难，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保持至高无上的尊严。大臣们再次进言以后，慈禧正式发布懿旨：“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既据该王大臣等再三沥恳，何敢固守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公论之公也。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光绪朝东华录》）
　　就这样，慈禧以臣下屡次恳请作为前提，将训政的提议确定下来，此一结果虽然是慈禧的预设，但却落得个“不得已而为”的美名。我们不得不慨叹：慈禧将群臣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手段已近乎出神入化！
　　四
　　光绪皇帝朝服像为了使训政制度化，慈禧责成礼王世铎起草《训政细则》，经过一番筹划，终于在十月二十六日出笼。在这个《细则》中，除了祭祀、问安等礼仪依然按照垂帘听政的旧制实行，在施政上做了如下规定：
　　一、凡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拟照礼臣会议，暂设纱屏为障；
　　一、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安折，应请恭照现式预备，奏折亦恭照现式书写；
　　一、乡会试及各项考试题目向例恭候钦命者，拟请循照旧制，臣等进书恭候慈览，择定篇页，请皇上钦定题目，仍进呈慈览发下，毋庸奏请派员拟题……
　　一、内外臣工折奏应行批示者，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恭呈慈览发下……
　　我们清楚地看到，根据这个细则，光绪帝没有任何可以自行决定和独立施政的空间，他完全被置于慈禧的控制之下。
　　“恭候慈览”、“恭呈慈览发下”是这一训政体系的最实质的表现：（1）用人权由慈禧裁夺；
　　（2）处理日常事务必须考虑慈禧的意见；
　　（3）召见引见臣工依原仪；
　　（4）披览奏章只有经慈禧阅览后才能下发。
　　显而易见，由垂帘听政到训政，慈禧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称罢了，而操控皇权的实质不仅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更加名正言顺。
　　首先，慈禧可以充分利用训政统治模式来搪塞视听、平息舆论。她可以向天下堂而皇之的表白：我已经归政光绪帝了，至于我继续为王朝操劳，那是群臣的恳请，不是我的本意。
　　其次，慈禧在制度上为自己确立了主宰的地位。
　　有了《训政细则》作为保障，慈禧可以放心大胆地为光绪帝举行亲政大典了。
　　光绪十三年的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是大臣们按照慈禧的授意为光绪帝的亲政所择的大吉之日。虽然，光绪帝的亲政不过是一场掩人耳目的骗局，但这个仪式毕竟还在向世人昭示光绪帝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仅存在，还在日益成长。
　　上午九点，十六岁的光绪帝头戴金冠，身着大黄龙袍，精神焕发地在太和殿接受百官的朝贺，并颁诏天下。
　　

第十九讲　光绪大婚（1）
慈禧“归政”光绪帝了，履行了十二年前的诺言。然而，她却通过《训政细则》，使自己获得了在幕后操纵皇权、事事“提撕”的制度保障。但是，对于慈禧而言还有一件事情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拖延的地步，那就是光绪帝的大婚。
　　一
　　光绪十四年（1888），光绪帝十八岁，对于入关后的清朝皇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晚婚的年龄。慈禧迟迟不给光绪帝举行大婚，其目的就是要在权力的巅峰多恋栈一些时日。因为皇帝只要大婚，就应该亲政，况且民间也有“成家立业”之说。然而，慈禧蒙蔽视听的举措或许连她自己都知道漏洞百出、难以服众。人们不禁要问：慈禧究竟要在何时给光绪帝择后选妃呢？
　　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88年7月27日），慈禧终于颁发了给光绪帝举行大婚及亲政的懿旨：
　　“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德宗实录》）
　　这一懿旨昭示世人：慈禧终于允许光绪帝大婚了！
　　没有更翔实的资料来记述慈禧此时的真实想法，但是可以想见慈禧一定是万般无奈。对于慈禧来说，两年前，也就是光绪十二年，在所谓的光绪帝亲政以后，她获得了“训政数年”的机会，实质上就是慈禧继续临朝称制。可是光绪帝日渐长大的年龄并没有给慈禧提供充分的训政时间，因为光绪帝的“晚婚”已经成为慈禧不容回避的事实。虽然，没有关于光绪帝晚婚因而招来朝臣们颇多议论的记载，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朝臣以及后宫中不会没有看法和议论。光绪帝的婚姻大事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拖延的境地。
　　这个令人期待已久的懿旨颁发后，朝廷上下颇为震动，反应最强烈最直接的人就莫过于光绪帝本人。在懿旨颁发的当天，光绪帝不再客气，亦不再推辞，顺水推舟地发下了一道上谕：
　　“兹奉懿旨于明年二月归政，朕仰体慈躬敬慎谦抑之本怀，并敬念三十年来，圣母为天下忧劳况瘁，几无晷刻可以稍资休息，抚衷循省，感悚交深。兹复特沛恩纶，重申前命，朕敢不祗遵慈训，于一切机务，兢兢业业，尽心经理，以冀仰酬我圣母抚育教诲有加无已之深恩。……所有归政届期一切典礼事宜，著各该衙门敬谨酬议具奏。”（《德宗实录》）
　　从上谕中，我们可以看到光绪帝当时的心情：
　　首先是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
　　如果说当四岁不到的载湉被慈禧选定为皇位继承人时他还不知皇帝是权力的主宰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教育程度的加深，光绪帝已经逐渐意识到自己仅有皇位而没有皇权的尴尬，他努力地学习，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早日胜任皇权。然而，慈禧在归政问题上的反复，确实令光绪帝的亲政之路曲折而漫长。光绪十二年，慈禧在归政问题上大做文章时，确实使光绪帝大为失望，为此他在书房读书时心情特别沮丧。老师翁同龢曾“力陈时事艰难，总以精神气力为主，反复数百语，至于流涕，上颇为之动也。”（《翁同龢日记》）
　　所以，漫长等待后的那份喜悦之情自不待言。
　　其次是跃跃欲试的激动之心。
　　慈禧懿旨光绪帝大婚，那就意味着亲爸爸的“归政”和自己“乾纲独断”的梦想，十四年的控制和束缚一朝解脱，亲裁大政的夙愿即将实现。因此，光绪帝在随后的上谕中，虽然没有也不敢流露出对慈禧在“归政”问题上的反复的不满情绪，却也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希望慈禧可以休息、自己完全能够“尽心经理”朝政的心情。
　　二
　　慈禧的懿旨一经发下，相关部门即开始忙碌。
　　顺治朝开始，皇帝的后妃主要从来自八旗十三岁至十七岁的秀女中选择。慈禧决定为光绪帝准备大婚后，选秀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经过反复筛选，至九月二十八日（11月1日）五人“入围”：慈禧的内侄女、其弟桂祥之女；江西巡抚德馨的一双女儿；侍郎长叙的一对千金。
　　

第十九讲　光绪大婚（2）
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朝服像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记载了一段宫中太监的回忆：
　　“西后为德宗选后，在体和殿，召备选之各大臣小女进内，依次排立，与选者五人，首列那拉氏，副都统桂祥女，慈禧之侄女也（即隆裕皇后）。次为江西巡抚德馨之二女，末列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二女（即珍妃姊妹）。当时太后上坐，德宗侍立，荣寿固伦公主（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恭亲王长女。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两宫皇太后宣布将恭亲王长女抚养于宫中，晋为固伦公主）及福晋命妇立于座后。前设小长桌一，上置镶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二对，为定选证物（清例，选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选妃中者，以荷包予之）。西后手指诸女语德宗曰：‘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言时，即将如意授与德宗。德宗对曰：‘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据宫监谓，当时称谓如此）。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坚令其自选，德宗乃持如意趋德馨女前，方欲授之，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侄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侄女焉。太后以德宗意在德氏女，即选入妃嫔，亦必有夺宠之忧，遂不容其续选，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对与末列二女，此珍妃姊妹之所以获选也。”
　　这是一段后人转引十分频繁的史料，细节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在十月初五日，伴随着两道懿旨同时发下，皇后的人选终于公诸于世：
　　“兹选得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端庄贤淑，着立为皇后。特谕。”
　　“原任侍郎长叙之十五岁女他他拉氏，着封为瑾嫔；原任侍郎长叙之十三岁女他他拉氏，著封为珍嫔”（《光绪朝东华录》）。
　　在以上两道懿旨中，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二个问题：
　　（1）皇后是慈禧的内侄女；
　　（2）懿旨中只有长叙女儿的年龄，而没有桂祥之女的年龄。
　　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
　　要想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妨查一下史料。
　　从现存的照片中，我们找到了慈禧侄女也就是后来光绪帝皇后的照片，如果用相貌平平来形容，应该是恰如其分的。仅从外貌来看，与面如冠玉、眉清目秀、体态适中、举止雍容的光绪帝相比，实在无法相匹。
　　验之于年龄，我们又有了更大的发现，这位被选为光绪帝皇后的慈禧的侄女出生于同治七年正月初十日（1868年2月3日），至光绪十四年选秀时她已经二十二岁，比光绪帝长三岁。帝、后的年龄相差如此之大，在清朝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仅凭二十二岁的年龄参加选秀，也属于超龄。按照清朝选秀的惯例，秀女的年龄应在十三岁至十七岁，虽然乾隆年间为了强化皇室选秀制度的优先性，规定没有参加选秀的八旗女子即使年龄至二十岁，亦不许擅自出嫁。但嗣后被选为后、妃的秀女也鲜有超过二十岁的。
　　慈禧就是选秀入宫的，而且慈禧又贵为皇太后，对于选秀的祖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