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慈禧-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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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番权衡和比较，慈禧认为翁同龢是最合适的人选。不仅仅因为翁同龢国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更重要的是他曾做过同治帝的师傅，授读时尽心尽力，效果之佳，在人耳目。慈禧决定选翁同龢做光绪帝的师傅。
　　正式开学的时间，选择在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876年5月14日），而“开学典礼”却提前进行了。
　　在养心殿东暖阁内，小皇帝面南坐在一张小桌后，翁同龢与侍学诸臣叩拜后，翁同龢走上前，在皇帝面前的小书案上铺好纸张，端端正正地写下“天下太平”和“正大光明”八个字，众人对小皇帝的期望无不包含其中。然后，他又把着皇帝的小手，在红仿格纸上重写一遍。整个师生见面会只持续了三刻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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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君臣”母子（4）
养心殿东暖阁从这年开始，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书房裁撤，光绪帝共与师傅相伴学习二十二年。
　　我们来看看翁同龢在日记里对光绪帝学习状况的记载：
　　“读极佳，一切皆顺，点书不复争执矣”（光绪四年十一月四日）；
　　“读甚佳，膳前竟无片刻之停”（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自是日起，上不俟军机，起即到书房，此于功课大有益也。卯正二来，读极佳，且能讲宫中所看《圣训》”（光绪八年元月二十四日）；
　　“事下极早，读甚发奋，功课虽未照常，亦复###矣”（光绪八年七月十一日）。
　　从整个《翁同龢日记》记载的情况来看，光绪帝的学习情况大致分成两个阶段：
　　1�惫庑魉哪暌郧埃�不适应期
　　光绪皇帝
　　《临颜真卿自书告》这一时期，光绪帝的功课以认字、背书为主，学习内容枯燥、乏味，又由于此时光绪年龄太小，日日晨起学习，正是活泼好动的年龄却被束缚在教室里读书，因此小光绪不耐烦，常常无论如何相劝，就是静坐不理，甚至嬉戏啼呼，哭闹不止。
　　2�惫庑魉哪暌院螅�渐入佳境光绪四年以后，课程改为全天，压力加大，身体较差的光绪帝难以承担，但他却渐渐地热爱学习，学习的状态也越来越投入。翁同龢在日记中如上记载比比皆是。
　　光绪帝与同治帝都是幼年继承皇位，都由翁同龢做老师，都是慈禧垂帘听政，而两个皇帝的学习状态上竟然如此的不同。我们不否认两个孩子之间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但除此而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有这样两个原因值得考虑：1�毙睦淼脑�因慈禧是同治帝的亲生母亲，虽然宫中的一些规定使得母子不能尽享母爱儿欢，但对亲生骨肉发自内心的疼爱与关心是无法阻隔的，即使有时显得严厉与无情。然而，光绪帝则不同。不足四岁的小载湉幸福而温馨的家庭生活在一个晚上被突然打断，代之而起的是陌生的环境、繁杂的事物和这个被称为“亲爸爸”的女人无穷尽的呵斥与严惩。光绪帝的宫中生活孤独、无助，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不得不仰人鼻息，他以一颗幼小的心灵努力体会慈禧的喜怒哀乐。渐渐他发现，读书不好，就会遭到慈禧严厉叱责。而读书认真一些，慈禧就能够给自己一点温情。当他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常常以读书来讨得慈禧少有的温情。2�倍晕掏�龢父亲般的依恋
　　翁同龢自从成为光绪帝的师傅以后，就将自己的一片怜爱倾注在这个可怜的小皇帝身上。他不仅在学习上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开导，而且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体贴和照料，常常为光绪帝排解心中的烦恼。光绪六年，慈禧生病，光绪帝的生活更加无人过问。太监有时就让他自己照顾自己：光绪帝自己铺炕，弄得手指出血；自己倒水，结果手上被烫起了泡。翁同龢见状气得大骂：“左右之人皆昏蒙，不识事体！”翁同龢的一举一动在光绪帝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孤独、无助的他，把师傅视为保护神和依靠。光绪帝时常因“腹痛不思食”而空腹到书房读书，太监既不向慈禧禀报，也不向翁同龢说明，于是光绪帝常常出现血糖太低、体力不支的情形。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形，翁同龢总是找太监理论，为光绪帝撑腰。师傅为孩子排解心中的小小不安是极其平常的事情，而在光绪帝的心中，翁师傅是多么慈祥、多么公平、多么伟大，师傅是他心中的依靠。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绪心里渐渐地形成了对翁同龢犹如父亲般的依恋。师傅让他努力学习，他就照着师傅说的去做，他要让师傅开心，他要让师傅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
　　光绪三年七月（1877年8月），翁同龢请假回籍处理家事，光绪帝从慈禧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非常失落，一天都“意绪不佳，彷徨不已”（《翁同龢日记》）。本来第二天无课，可他仍“传明日书房照常”，不愿意让师傅走。翁同龢离京的两个月中，光绪帝无心读书，不但遍数减少，甚至连读书声也没有。待翁同龢回到书房，光绪帝拉着翁同龢的手，眼里含着幸福的泪水哽咽地说：“吾思汝久已！”一个说得情真意切，一个听得老泪横流。这一天，光绪帝意气风发，一遍遍大声读书。小光绪是用自己本能的童真表达着师傅归来的那种幸福与欣喜，他更想用自己优异的表现来挽留住师傅，希望师傅不要将自己一个人孤独地留在这个没有温情、没有关爱的深深禁宫之中。孩子的童真感动了书房的太监，他们偷偷地告诉翁同龢：“久不闻此声也。”（《翁同龢日记》）此时，光绪帝只有七岁。
　　

第十四讲　“君臣”母子（5）
至光绪八年以后，光绪帝在书房里学习和看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里成为他寻找依靠和精神慰藉的乐园。每逢宫中节日、庆典，慈禧偏爱看戏，而光绪帝却对此不感兴趣，在这样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躲到书房读书、写字。他说：“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此等皆郑声也”（《翁同龢日记》）。连慈禧都说：“（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对于光绪帝渐渐表现出来的聪明好学和感悟力强的特点，翁同龢欣喜不已，他觉得只要好好引导，光绪帝一定会成为大有作为的君主。
　　

第十五讲　慈安之死（1）
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戌时，年仅四十五岁的慈安皇太后猝然崩逝于钟粹宫。随着这位比慈禧还小两岁的仁爱忠厚皇太后突然暴毙宫中，清廷的垂帘听政由两宫并列骤然变成慈禧一人独裁。因此，对于她的死因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她的猝死与慈禧联系起来。
　　一
　　光绪七年（1881）初，慈禧忽然患重病，久治不愈，卧床不起。于是，遍召天下名医入京诊治。朝政也只好由慈安一人打点。据史载，三月初九日晨，慈安依然召见军机大臣，处理军国大事，未见身体有何大的异常之处，只是“两颊微赤”（《述庵秘录》）。然而，次日早，“东太后（慈安）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翁同龢日记》）。晚间即暴病身亡。病情如此之重、如此之急，令人难以接受。一时间，人们对于一向身体比较健康的慈安的死，大为不解。时任军机大臣的左宗棠，听说慈安突然得病身亡，顿足大声说：“昨早对时，上边（指慈安）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去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清稗类钞》）于是，朝野上下种种猜测不胫而走。人们以所掌握少之又少的“线索”，对慈安的死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推测，更有甚者，人们任想象的野马自由驰骋，不断地结构着关于她不幸去世的篇章，使得她的死变得疑云密布。我们梳理了关于她死因的资料，归纳起来，大致有二类说法：
　　第一类：清朝官方的“正常病死说”。
　　《德宗实录》载：“（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这一记载见于慈安的《遗诰》。但《遗诰》完全是在慈安死后，按照慈禧的指示所做，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怀疑慈禧有可能为了掩盖某种阴谋而肆意编造死因。
　　第二类：慈禧逼死或毒死说。
　　1�贝褥�逼死
　　《清稗类钞》记载：慈安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慈禧权欲极重，慈安却倦怠少闻外事，并不与之争权，因此倒也相安无事。光绪七年初，慈禧患血崩剧疾，不能视事，慈安有一段时间独视朝政，致使慈禧大为不悦，“诬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以致慈安气愤异常，又木讷不能与之辩，恼恨之下，“吞鼻烟壶自尽”。
　　2�贝褥�毒死
　　据《崇陵传信录》载：当年咸丰帝临终时，曾秘密留下一份遗诏给慈安，要她监督慈禧，若慈禧“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但老实的慈安却将此事告诉慈禧并当着慈禧的面，将此遗诏烧掉。阴险毒辣的慈禧表面对慈安感泣不已，实际上已起杀机，遂借向慈安进献点心之机，暗下毒药，加以谋杀。
　　这一类描述，多见于野史笔记，虽然十分生动，犹如作者亲眼所见，但可信性稍差。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定义野史笔记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明末清初的学风》）首先，野史笔记不是在占有大量的史料基础之上形成的记载，不具有权威性。其次，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随笔记录的主要内容也多半是当时见闻，或阅读古今图书、经手文物，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这就使得野史笔记具有一定的内容复杂性和记录方式的自由与随意性。因此，它的可信性要因事因人而分析。对野史笔记中的反复转载和传抄的慈安的死因，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著名学者金梁曾言：“近人依托宫闱，流言无实，尤莫甚于恽氏笔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即云显庙手敕焚毁，敕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确见？”（《清后外传》）
　　正如金梁所言，既然是秘密的遗诏，在只有当事人慈禧和慈安在场的情况下秘密烧毁，那谁又能知道呢？慈禧用毒药害死慈安，谁又能确认那食物就一定是慈禧安排？
　　二
　　要解开这一疑团，关键与前提是我们必须确认慈禧与慈安是否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验之两人三十年相处的历程，似乎没有太大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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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讲　慈安之死（2）
慈禧与慈安的关系，以咸丰帝去世为分界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咸丰二年至咸丰十一年。在这一阶段里由于两人宫中位阶差异太大，似乎无法构成恩怨。
　　青玉“慈安端裕皇太后之宝”
　　慈安，钮钴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广西右江道穆扬阿之女。自从咸丰二年，慈安与慈禧先后入宫，在确定皇后时，慈安很快就被册立为皇后。而慈禧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贵人，虽然她随后为咸丰帝生下了第一个，也是唯一存活下来的皇子，母以子贵，她的宫中排位也就一路攀升，由嫔至妃，再到贵妃，成为宫中仅次于皇后的人物。然而，在封建的等级社会中，宫中后妃的阶位不仅森严，且难以逾越，嫡庶（妻妾）的差别更是不可抹杀。皇后母仪天下，总管六宫。在宫中即使是咸丰帝也颇为敬重慈安，更何况聪颖如慈禧这样的人物，自是执礼恭谦，不敢稍有放肆。
　　“慈安端裕皇太后之宝”宝文
　　第二个阶段，从咸丰十一年咸丰帝死至光绪七年慈安去世。在这一阶段里虽然两宫垂帘，但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一退一进，相得益彰，似乎也不构成对彼此的威胁。
　　两宫垂帘以后，虽然慈安名分高于慈禧，但并未给慈禧揽权造成任何障碍。《清宫遗闻·慈安皇太后》载：
　　“当时天下称东宫（慈安）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及召对时谘访利弊，悉中款会，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慈禧虽长慈安两岁，但是嫡庶之分，仍不得不称慈安一声“姐姐”。凡是涉及朝政举措的大事，慈禧明知道慈安没有异议，依然也先要请示，“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两人在长达二十年间的垂帘听政期间，一直保持比较和谐、稳定的关系，未曾见得两人有重大分歧和争执的记载。这是历朝历代后宫生活中所罕见的。
　　然而，两个判断是非标准存在差异的掌权者，要说他们之间完全没有任何不愉快，甚至演化成扞格，那也是不可能的。有两件事情令慈禧耿耿于怀。
　　一件是慈安命令山东巡抚丁宝桢杀掉慈禧宠侍安德海。
　　安德海，又名安得海。直隶南皮县人。年少时他就羡慕那些因在宫中当太监而发迹的乡人，于是自残入宫做太监。他为人“艺术精巧，知书能文”，可以读《论语》、《孟子》这类书籍。他很善于察言观色、阿谀逢迎，“以柔媚得太后欢”，并赢得慈禧的器重，当上了总管太监，成为慈禧非常器重的内侍。为此，无论是慈禧诛杀肃顺，还是打压奕��、削夺其“议政王”的封号，都有安德海参与其中。因此，小人得志的安德海更以慈禧为靠山，不把慈安、同治帝和奕��放在眼里。他培植党羽，势焰熏天。
　　就这么一个干政擅权、不可一世、有慈禧这样坚硬后台的人，还是被杀了。杀他的人是山东巡抚丁宝桢。
　　同治八年七月，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安德海借皇上大婚、采办龙袍的名义，乘楼船沿运河南下。按清朝祖制：太监不准出京。但安德海不仅出京，而且还私挟妇女、张挂龙凤旗帜、抓差纳贿，一路招摇，惊扰地方。所过顺天府衙门、直隶总督衙门，都隐忍不发。结果在山东被丁宝桢查拿，并以太监出京违背祖制请旨处置。对安德海在宫中拨弄是非、混乱朝政按捺已久的慈安，在接到了奕��率领军机大臣持折请示两宫太后的行动后，她立即召集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共同商议，时逢慈禧生病，慈安独处朝政。于是，大家一致认为：“祖制不得出都门，犯者杀无赦，当就地正法。”（《清宫遗闻·安德海》）慈安明确表态，同意将安德海就地正法。
　　这一举动，使慈禧丧失了心腹，却又大丢颜面、有苦难言，由此心生嫉恨确属正常。但从而对慈安萌生了杀心又似乎与事实不符。如果说慈禧嫉恨有人杀了她的心腹太监，那么最要害的人物应该是丁宝桢。他不仅没有顾及慈禧的颜面，毅然决然地缉拿了安德海，并就地正法，慈禧应该整治甚而杀了他以解心头之恨才对。然而，丁宝桢并未因此而丢官，这位以“严刚有威”、清正廉明著称的贵州人此后虽不是官运亨通，却也屡有升迁，颇受重视。光绪二年（1876），做了近十年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而且在这个令人眼热的肥缺上一干就是十年。光绪十一年（1885），丁宝桢逝于成都，当时慈安及同治帝都早已不在人世，实权掌握在慈禧的手里。由于丁宝桢一生清廉为公，性情刚猛，在官场上得罪的人很多，死后有很多实权人物追着告他的状，慈禧都不予理睬，将丁宝桢追赠为太子太保、上美谥“文诚”，准许山东、四川、贵州等地为其建忠良祠。对此，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朝政的大局面前，慈禧具备令朝野上下信服的公正。待丁宝桢尚且如此，她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