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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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大员的手中。清廷既没有决心、信心，也没有实力来推动这一重大的、根本性的改革，更何况清廷本身对于兵权问题也是同样警惕，明确照会英国公使卜鲁斯：“中国兵权不可假于外人。”甚至赫德也在日记中明确表示：“李泰国不会成功。”
　　其结果是：李－阿舰队被解散，船只被撤回变价出售，李泰国的总税务司被赫德接替。
　　

影子对手：不真切的现实（2）
李－阿舰队计划虽然失败，但是触动了清廷敏感的神经。与此同时，一个在晚清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也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李文安，与曾国藩同为道光十八年进士，故1844年李鸿章中举之后即投入曾国藩幕下，1847年中进士，其八股为世人所重，文采飞扬。其同年中包括后来著名的张之万、沈葆桢、何、郭嵩焘、马新贻等人。1853年再次投入曾国藩幕下参赞军机，1862年根据曾国藩命令，组建7000淮勇东奔上海，并署江苏巡抚，自此开始了他波澜起伏的悲剧人生。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各支武装力量中，李鸿章的淮军与诸军不同，远不像湘军一般重视义理纲常的教育，部下能战之将、能文之臣也远远不及湘军集团，但李鸿章非常重视“西法”。部下淮军基本装备西式枪炮，按照西方操典训练，因而实际战斗力更在湘军之上。1863年，李鸿章率淮军协同湘军与太平军激烈交战，为了满足己方的后勤需要，不至全操于外国人之手，李鸿章特别奏请催调同知衔候补道丁日昌抵沪主持制造事宜。这是江南制造局的先声！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死，太平天国式微。清廷从中枢到地方一致将目光开始转向国外。2日，总理衙门即提出了震惊全国的《同治三年四月戊戌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殆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帷，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猝所能筹划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另附有李鸿章至总理衙门的信件，在当时更是“不可思议”之言：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至此，中国海军的真正发展，伴随着步履维艰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中国最早尝试建造近代轮船的，是徐寿和华蘅芳。1862年，两人在曾国藩的要求下，在安庆军械所开始尝试依照魏源的《海国图志》和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建造轮船。1865年中国第一艘实用蒸汽船“黄鹄”在南京建造成功（安庆军械所随着湘军攻克天京迁往南京）。同年，丁日昌在虹口购买了美商开办的旗记铁厂，李鸿章又将丁日昌原来开办的炮局及总兵韩殿甲的炮局并入，并新配备了容闳在美国购买的一批机器，曾李两人由此正式奏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原安庆军械所大批技术骨干随即进入江南制造总局，开始了江南制造总局与中国海军建设同呼吸、共命运的艰辛历程。
　　最初的江南制造局主要是制造军火，以供清廷围剿捻军所需。但1867年5月16日，清廷批准了曾国藩提留部分海关税款造船的请求。徐寿和华蘅芳等人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试制。1868年7月，“恬吉”下水，其技术性能大大超过了“黄鹄”，令中国官民激动非常。曾国藩首次鼓舞，再次提请增加造船经费。受此激励，1869年5月，“操江”完工，10月，“测海”下水，次年10月，“威靖”竣工。到1872年5月，排水量达2800吨，1800马力，安装有20门火炮的“镇安”舰下水之际，江南制造局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初步的技术学习阶段。
　　然而这一阶段造船，依然体现了近代中国技术落后的严重问题。除了“镇安”及后来的同型舰“驭远”与国外同级别军舰尚有可较之处外，其余船只不过是炮艇罢了。且由于国内经济、技术贫弱，大批原材料只能从国外进口，且主持建造的也依旧是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建一船所耗费的财力，往往超过外购军舰的一倍还多。从经济的角度分析，这是不合适的。而且整个清军陆军正在全面换装，加之围剿捻军余部的压力，江南制造局的主要精力不得不用于生产大量的军火。因此，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尽管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等人全力支持，也没有能够继续开工。中国国产舰船的建造转到了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
　　

影子对手：不真切的现实（3）
1866年，左宗棠上书清廷提请建设福州船政局。与李鸿章相比，左宗棠更清醒地认识到拥有自己的制造能力的重要作用。而以恭亲王为首的清廷对于练兵制器的重要意义也同样认识深刻，因而痛快地答应了左宗棠的计划。鉴于李－阿舰队的教训，左宗棠十分重视保证中国方面掌握权力，与法国方面所定的条约规定相当细致。但不久，左宗棠就因为受命西征而必须离开闽浙总督的位置。临行前，左宗棠唯恐船政局半途而废，乃推举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接替自己主管船政局的全面工作。
　　沈葆桢接掌船政局后，船政局各项规章制度及生产开始走向正轨。至同治十二年（1874年），船政局已经先后制造了“万年青”、“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扬武”、“飞云”、“靖远”、“振威”、“济安”、“永保”、“海镜”、“琛航”、“大雅”15艘舰船。但同江南制造局一样，存在着自制舰船成本费用过高，仍需要进口外国原材料、主要产品仍需要外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等一系列问题。然而，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制造业基础，也完全没有技术储备，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依然应该说是给中国的海军装备建设打开了一个艰难但却还算不坏的开局。
　　在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机器开始轰鸣运转之际，一个在中国海军史上甚至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更为重要的事情在悄无声息中开始了。它就是福州船政学堂。
　　福州船政学堂与福州船政局几乎是同时开办的，创始人也是左宗棠。左宗棠根据其行军治政的经验，意识到舰船易造，人才难求。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出一批能够驾驶近代舰船巡守海疆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同制造、技术一样，国内毫无根基，只能从现在开始着手培养。因此，在与法国方面签订的条约中，专门规定了创办学堂，教授制造、驾驶知识的内容。
　　1867年1月6日，学堂正式开学，招收了严宗光（严复）、罗丰禄、林泰增、方伯谦、林永升、黄建勋、蒋超英、叶祖圭、邱宝仁、何心川等数十人，年龄均在12—15岁之间。后又招入张成、吕翰、邓世昌、林国祥等。从首届学生的地域看，主要以福建省人士居多，其他省皆少，这主要是由于习惯、传统及路途等原因，但也因此导致了后来海军中几乎成了福建人的天下，福建人相互援引、支持，对非闽籍将领排挤，逐渐形成了后来所称的“闽党”，似乎正是由此开端的……但不管怎么说，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海军第一批指挥官，解决了近代战舰无人可以操作、指挥的严峻问题，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发展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根基。
　　　　日本如影随形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近代海军开始建立，中国潜在的敌手开始静悄悄地孵化。尽管此时的中国还未察觉。
　　日本开国虽然迟于中国十几年，但是之前有一段预警时间。日本人凭借“神风”逃脱蒙古铁骑后，对“外国侵略”四字一向最为敏感，鸦片战争之役，在日本看来诚为东亚头等庞然大物的中国，竟然被劳师远征的小股英军打翻在地，此事对日本刺激颇为深刻。上至幕府、下至民间，危机意识马上增强。早在鸦片战争刚刚结束的1842年（天保十三年），近代日本著名思想家、松代藩武士佐久间象山就向担任幕府老中的藩主真田幸贯提出了著名的海防八策，后被幕府采纳。另一位著名思想家、贫穷武士出生的胜海舟则在江户开办兰学私塾，经人推荐，担任了幕府御用翻译，从此担当起了挽救德川幕府末路命运的重任。
　　除了为幕府效劳的人才之外，吉田松荫、桥本左内等立志改革国家、富国强兵的学者也在民间开办讲塾、著书立说，谴责幕府的腐败与无能，倡导富国强兵的目标。吉田松荫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和外国的条约既已签订，日方就不能背约。今后应当努力自强，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和中国。他说，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夺取堪察加、鄂霍茨克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鲜；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诸岛，甚至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明治维新时期活跃在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高杉晋作、桂小五郎（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都曾经在吉田松荫开设的“松下村塾”就读，因此吉田松荫的上述主张后来也成为明治政府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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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对手：不真切的现实（4）
西方人入侵日本的第一个受害者是幕府本身。幕府对西方各国的要求表现出的无能与退让，极大减弱了它在日本人心中的威望。失望的下层激进武士决心推翻幕府。为了寻找一个既能帮他们发泄不满，又没有实权的傀儡领袖，他们想起了早已被人遗忘的京都朝廷，发现天皇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精神领袖。于是，“尊王攘夷”成了西南地区那些愤愤不平的大名及其武士家臣们最流行的口号。
　　对于江户城中的幕府将军来说，佩里舰队的到来也意味着以锁国、禁海等鸵鸟政策为海防手段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佩里舰队到达江户湾、幕府向各藩征求对策的时候，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便建议解除当年德川家康“锁国令”中关于建造500石（100吨左右）大型舰船的禁令。此禁令于1853年9月撤销，允许各藩建造大舰。事实上，幕府时代的日本海运商“菱垣回船”和“樽回船”用于海运的货船早就超过了2000石（400吨），所以受此令限制的主要是军用舰船。“大船禁造令”废除后，日本方得以向建立近代海军迈出第一步。
　　解除大船禁令后，德川幕府在第一任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的指导下，进行军事、经济、外交的改革，其中最先施行的改革便是聘用外人为幕府训练海军人员。这与清朝洋务派在洋务运动初期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为首要目标是相同的。
　　1854年，幕府在毗邻江户湾的筑地铁炮洲（今东京都港区）设立了讲武所，向幕臣子弟讲授武艺和西洋炮术。同年8月，荷兰蒸汽明轮军舰森宾号（700吨，6门炮）被荷属东印度舰队派遣到长崎，舰长法比尤斯中校受主管幕府外交的“长崎奉行”（幕府官名）之聘，在长崎停泊3个月，在船上对幕府和各藩选拔出来的武士子弟讲授西洋海军的基础知识。教学以课堂传授为主，辅以军舰驾驶、射击训练、机器操作、出海航行等实习。1855年，森宾号以荷兰国王威廉三世的名义赠送给幕府，改名为观光丸，成为日本的第一艘蒸汽机军舰。幕府以观光丸为教练舰，在长崎设立了海军讲习所，先后聘请荷兰教官雷根、卡廷迪克等人讲授西洋海军战法、炮术，以及航海、造船、算术、机械、筑城、测量、天文、地理和历史等知识。幕府指派永井尚志为讲习所总监，并让此时已经赫赫有名的胜海舟为助理。参加讲习所的学生有三期，231人，包括本武扬（后成为幕府海军副总裁）、赤松则良（后成为明治时期造船专家）等幕臣，以及萨摩、肥前等藩选拔出来的藩士。1859年，长崎海军讲习所因财政理由解散。
　　长崎讲习所毕竟规模有限，1857年，幕府在江户筑地讲武所内附设军舰教授所，在越中岛进行航海训练。军舰教授所的首任所长即为刚刚在长崎毕业的胜海舟。1860年，包括福泽谕吉在内的日本代表团乘坐军舰咸临丸从浦贺港出发，访问了旧金山。舰长胜海舟出色地完成了日本人首次横渡太平洋的任务。这次出国航行令福泽谕吉等人眼界大开，以至其后来作为“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等论调的鼓吹者活跃于日本的政治舞台。1863年，幕府又在兵库县的小野滨开办了海军讲习所。
　　当年佐久间象山向幕府提出的海防八策中，有购买兰船（荷兰军舰）、制造大舰、铸造大炮、修筑炮台、制造西洋火器等内容。幕府采纳此策后，逐一实现了其中的倡议。“修筑炮台”一条，1854年，幕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江户湾中填海造地，建设11个海中台场（炮台），以加强对江户城的防护。但因财力有限，只完成了其中的6个台场。“制造大舰”一条，传统的日本船此时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几个世纪，所以大船即洋式海船。1853年，幕府在横须贺附近的浦贺自造了第一艘欧式双桅风帆军舰凤凰丸。“购买兰船”一条，因德川幕府锁国期间唯一允许往来贸易的国家是荷兰，所以幕府与荷兰的关系比较密切，对荷兰的事物也比较能够接受。1856年，幕府以单舰10万美元的价格向荷兰订购了咸临、朝阳两艘蒸汽明轮军舰。再加上英国女王作为游船赠送给幕府将军的炮舰蟠龙丸（370吨，4门12磅炮，螺旋桨驱动）和荷兰国王赠送的练习舰观光丸，比起此时仍全为沙船土炮组成的清朝绿营水师，幕府的海军舰队已经小有规模。
　　

影子对手：不真切的现实（5）
有了军舰，还要有对军舰进行维修保养的船厂。1854年（安政元年）12月23日，日本东海道地区发生了著名的“安政大地震”，造成上千人死亡。地震后的海啸席卷了包括下田在内的整个伊豆半岛海岸。运送俄使布恬廷前往日本谈判开国事宜的俄国护卫舰“月神”号此时正停泊在下田港，在海啸中严重受损，后由日本的造船工匠在伊豆半岛的户田村修复。这是日本工匠第一次学习西洋造船技术的机会。1861年，幕府在长崎饱之浦修建了第一个洋式船厂——长崎制铁所，内设锻冶、炼铁、制造车间，可以对军舰进行清理、修补、更换船具等维修工作。长崎制铁所后来拨给三菱财团，成为日本造船业主力——三菱长崎船厂的发祥地。
　　1862年（文久二年），幕府实行了军制改革，按照西洋规则建设了步、骑、炮三军，设置陆军奉行和陆军总裁。海军方面，幕府向荷兰派出了第一批近代海外留学生，除了学习海军技术的留学人员之外，还有学习政治、经济、医学等先进技术的人员，包括后来日本著名的政治家西周和医学家林研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