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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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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全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代中国的对外扩张其实有很多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兴起后的现代性，而元代对日本的二次战争和战争失败，同样是影响了随后中日各自历史的重大战争事件。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忽必烈数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唯虏惊四境而归”。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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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四战：两个国家的恩怨与宿命（4）
尽管日本人的武器无法与蒙古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蒙古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而战斗过程中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蒙古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失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是极其罕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集结南宋新投降的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4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9000艘，从庆元、定海起航。
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6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两个月之后，即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客观力量短缺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元朝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元朝的失败而结束。
忽必烈与日本对战的失败代表着当时具有最高军事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蒙古军事力量，完全不适应与大陆作战不同的海上登陆作战，而事实上，在与蒙古军队对阵过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军事优势，其胜利是由于入侵蒙古所进行的跨海登陆作战，本身极为复杂，要依靠大量的当时尚未被人类掌握的技术，诸如对台风天气的预报和多波次连续的登陆进攻。事实上蒙古军队在所有无法展开其骑兵优势的战场，如安南、爪哇和高丽都遭遇了失败，这也是蒙古扩张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过程。
而从亚洲体系的角度来看，蒙古侵日的失败，使日本始终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保持着相应的入侵大陆的力量，蒙古入侵失败后，很快发生的日本对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入侵，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对蒙古元帝国秩序的威胁。而元朝的快速衰落，使其试图建立大陆主导的东亚统一帝国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华帝国秩序外的日本，最终被证明是中国的心腹大患。
3。 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对丰臣秀吉之战（公元1592年、1597年，明万历十九年、万历二十五年，日天皇文禄元年、庆长三年）
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历程中，日本人为日本的大陆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调，以至于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历史，直至今天仍被日本人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质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莫过于丰臣秀吉。要理解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疯狂和其基本理念，只要研究丰臣秀吉的行径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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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四战：两个国家的恩怨与宿命（5）
丰臣秀吉（1536—1598年），原在战国大名织田信长（日本“战国”时代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部下为将，因屡建战功，渐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织田信长被家臣袭击，被逼自杀身亡，丰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拥立“后阳成天皇”，自己则冠以“丰臣”。1585年任关白（相当于“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当于“摄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统一。1591年将职位让给其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相当于“国老”），改而专事“海事征讨”谋略及计划实施。
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战国时代大名纷争的日本后，自感实力强大，迫不及待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早在战国纷争阶段，他奉命征伐时，就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时说：“如今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邻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他致信朝鲜国王，要求借道进攻中国，遭拒绝后，他于1591年把关白职位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在松浦郡建造名护屋城，作为作战大本营。1592年4月，出兵朝鲜，丰臣秀吉宣称此次战争不是对朝鲜而是对明朝，朝鲜只是路过，这从5月18日发布的迁都北京准备令里也有体现，该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国和日本的官职，对朝鲜未做安排。丰臣秀吉认为两年内就可以迁都北京，自己将定居宁波，然后主持对印度的征服。
出兵朝鲜后，丰臣秀吉坐镇名护屋为统帅，宇喜多秀家担任前线总指挥，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进击，并迅速攻占朝鲜京城和大片国土，但由于其海战能力弱，被朝鲜将领李舜臣通过两次海战，歼灭了日军精锐部队，致使日本陆军的北进受到牵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军李如松部近5万人与朝鲜军队配合，相继收复失地，日军退缩，丰臣秀吉提出议和，第一次战争暂告结束。
由于丰臣秀吉无法满足于当时明朝中国在华夷体系内预留给日本的地位，此后两年多的中日和谈最终失败。1597年1月，日军再次进攻，黑田长政在稷山被明朝军队击败，海军也被李舜臣在鸣梁海面重创，明朝援军继续入朝，进击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部队。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忧郁而死，日本撤军，到12月全部撤出朝鲜，第二次侵朝彻底失败。另一位日本封建领主德川家康也取代了丰臣秀吉的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户幕府。这次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又意识到与中国作战的时机不成熟，于是江户幕府马上又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睦邻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维新后，中日间又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第四次中日战争。
丰臣秀吉在日本历史上，被认为是将日本从各地大名统治中统一起来、建立事实上的全国统一封建军事政权蓠藩体制的缔造者，因此在日本历史上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在东亚视野之内，丰臣秀吉是对当时的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天朝礼治体系的挑战者，企图带领日本从边缘地带出发，经过统治和奴役朝鲜，进而入主华夏，建立新的亚洲统治。因此丰臣秀吉和他所领导下的日本事实上成为对华夏文明挑战的新的边缘势力，成为历史上中国一直在不停地与之斗争的新夷，因此使日本摆脱了在过去近千年历史中已经与华夏文明形成的暂时和谐，而开始新一轮的战争和对抗。
尽管丰臣秀吉所主导的对朝鲜和明朝的战争失败，而且丰臣秀吉本人死后其事业立即转到了德川家康家族手中，而在德川时代所建立起的幕府实行了260余年的闭关锁国，因此日本在此期间未与朝鲜和中国发生新的冲突。但丰臣秀吉所代表的日本封建主义对外扩张的方式和大陆政策，却在日本的国家制度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成为日本历代统治者均奉行的大陆扩张战略目标。
所以丰臣秀吉是日本近代扩张的始作俑者。但在他的时代和这之前和之后一样，日本始终缺乏向大陆扩张的深厚潜力，因此日本命中注定要在大陆中国的长期对抗中失败，但在日本的国家体制和国家生存的理念中，丰臣秀吉是明确了经朝鲜而中国的大陆扩张模式的第一人，丰臣秀吉时代完全失败的日本朝鲜半岛和对中国大陆扩张，在300多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重又卷土重来。
千年四战：两个国家的恩怨与宿命（6）
4。 。c。第四次中日战争：从甲午海战、卢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1894年至1945年）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逐步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并将中国作为对外扩张的主要对象。1888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制了《清国征讨方略》，其中不仅有详细的中日双方战略形势、作战计划，而且有战后处置中国的办法。1894年7月，日本发动旨在吞并朝鲜、掠夺中国辽东等地的甲午战争。日军攻占大连、旅顺、海城等地。日军侵占旅顺时，不分军人平民，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先后屠杀6万余人，旅顺城仅有36人活了下来。1895年，日军先后侵占中国威海、鞍山、澎湖、台北、台南等地，借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和《辽南条约》，攫取亿两白银巨额战争赔款，并割走台湾。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出兵达万多人，攻陷天津、北京，借《辛丑条约》从中国掠走近4000万两白银，并取得在中国天津、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1904—1905年，日本借日俄战争的胜利，吞并了辽东半岛，又将东北北部和蒙古东部纳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06年，日本成立关东都督府，加大对东北的殖民统治。1912年，日本策划“满洲独立”，企图分裂中国。
1906年，当时在参谋本部任参谋的田中义一中佐，向陆军元帅山县有朋提交了一份题为《随感杂录》的长篇意见书，阐述了在日俄战争中所感知的经验与教训。山县熟读之后，赞许不已，下令田中草拟国防方针案，这就是次年4月4日出台的日本历史上第一份《帝国国防方针》。《方针》中昭然地写明“吞食的对象是中国和朝鲜”，为实现这个目标，“陆军需要25个常设师团，海军需要战舰2万吨共8艘、装甲巡洋舰万吨共8艘”。为满足军力的财政需求，日本专门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一面以每股200日元的价格，鼓动日本民众购买股票，另一面借此机构加紧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和掠夺。
与此同时，在日本社会中也兴起了“国家主义”思潮，在黑龙会系头目头山满以及许多学者，如高山樗牛、德富苏峰等鼓动下，日本国民开始以“大国民”身份自居，响应政府的号召，纷纷为日本的军力发展出钱出力，呐喊助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本政府趁火打劫，认为这是向中国内地伸展势力的好机会。海军总部一度决定向武汉增派军舰，陆军则认为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已经来到。此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和政策相互制约，日本才暂时在对华问题上没采取大动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趁“欧洲的大祸乱”，轻松地抢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和南洋的全部权利。1914年10月6日，日军占领济南后，将山东铁路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要求中国政府撤去警备铁路的中国官员和宪兵。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可是，日军非但没有撤军，反而向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欲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包括要求中国的港湾和岛屿不得让渡或租借给他国，聘用日本人为中国的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等等。
一战给了日本诸多“天佑”的机会。战后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国，正式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海外殖民地和保护国已经超过了本身的国土面积，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第5位，高校也增加了4倍，铁路交通也大有改善，民间企业和个人纷纷为国家筹资，以期在国家的对外扩张中赢利。
1917年，日本一度提出要修建朝鲜半岛与日本本州岛之间的对马海峡海底隧道，以加快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步伐。但是，鉴于耗资巨大和工时过长，该计划才作罢。
1919年8月，一个在中国流浪10年的日本年轻人北一辉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强烈主张建设天皇直接统辖下的“新日本”，进而建立成一个一统亚洲、规模宏大的亚太帝国。这就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也是日本式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原版，足足影响了日本20多年。
“日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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