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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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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历使回国后，各有调查考察报告与“记及翻译编选之册”上交，总理衙门大臣审阅后，于1890年7月26日向皇帝上奏拟请对游历使分别给奖，其中特别表扬“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等国图经86卷，纂述较多，徵引尚博，实属留心……辑，坚忍耐劳。缪孙、刘启彤亦能探访精详，有裨时务。”一些大臣与士大夫们也对傅云龙等的著述加以赞赏。如翁同在日记中记载傅云龙“从日本游历归，所著书甚多”，又称赞“此人笔下极好”。
３。 一次华丽的走秀
到今天依旧可以理直气壮地说：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打破了历史记录。首先，中国政府破天荒第一次为中央各部保举的出国官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其次，清政府第一次同时派遣12位官员分别前往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二十多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其路程之远及所到国家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第三，这次游历考察所取得的外国调查研究成果也是空前的。游历使们共撰写了几十种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作、考察报告及海外游记、日记和诗集。其中仅傅龙云一人就撰写了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6国的调查报告（《游历图经》）、游记（《游历图经余记》）和记游诗共110卷之多。因此，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可以称得上是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但是由于动机和目标立意不高，清政府对1887年派遣游历使的举动最后成了一次华丽的走秀——仅以考察外情为主，缺乏借他山之石推动中国改革与近代化的明确意图，也没有以此培养锻炼外交人才的长远目标。因此，此举对中国政治外交的影响不大，游历使回国后也很少被重用从事外交工作，发挥作用。著述最多的傅云龙和刘启彤也不过加赏二品衔以道员分派北洋，后来被李鸿章任命为北洋机器局会办和海防支应局会办。而其他人大多只是赏加四品衔，遇缺先补为知府、同知等职。以致1887年游历使节们的这次走向世界的事迹及其调查研究的成果竟然在近代史上默默无闻鲜为人知。
一个王朝的视野（4）
４。 日本人学到了什么
与此相类似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不久，1871年就派遣以政府首脑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赴欧美游历考察，成员几乎囊括明治政府各部要员，倾巢出动。其目标明确，就是要“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地学习借鉴欧美各国的政治、法律、外交、教育等各种制度并拟订详细考察大纲，明确分工。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此行极为重视和支持。例如，太政大臣在给使团送行时甚至说：“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岩仓使节团的海外游历取得巨大成效，推动了明治维新各项改革，可以说对日本确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当时的制度及其背后的文化观念造成了人才的浪费，致使中国这样一场有声有色的革新活动在各种因素的缠绕中销声匿迹了。几年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海外游历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又过了几年，20世纪初清末“新政”时期，才迎来了海外游历的高潮。从1867年斌椿使团至1902年中国逐渐出现官员出洋游历的高潮，整整经过了35年的时间；游历高潮的到来距鸦片战争结束、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被打开，则已经过去了60多年。而60多年艰辛、坎坷的旅途让中日两国的国力成了冰火两重天。
清政府1887年海外游历使与日本岩仓使节团考察之比较
时 间：清政府所派游历使于1887年出发，游历两年；明治政府派出的岩仓
使节团于1871年出发，1873年回国。
人 员：清政府此次派出傅云龙等12人；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 首，包括当时各部要员的庞大使节团。
考察国家：清政府的游历使出游亚洲、欧洲和南北美洲20多个国家；日本岩仓 使节团考察了美、英、法等十余国。
考察目的：清政府立意不高，目标不明确，仅要求游历使着眼于调查考察外国 地形要隘、军事设施、制造厂局等，“详细记载，以备查考”；明治
政府目的明确，就是要“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地学习借鉴欧美各
国的政治、法律、外交、教育等各种制度并拟订详细考察大纲。
影 响：清政府此次游历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岩仓使节团取得巨大成效，
推动明治维新各项改革，对日本确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了决定 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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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世界观（1）
视野的背后拖着世界观的影子。它们如影随形，不分彼此。
十五六世纪，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进程，西欧开始了大规模的航海探险和殖民扩张，它彻底打破了古代农业社会人类文明区域分割、孤立发展的状态，使世界各区域文明间的交往联系成为可能，揭开了东西方文明冲突融合的序幕。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中日两国要想避免民族危亡的厄运，必须迅速摒弃闭关锁国政策，学习西方，采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近代化。而欲实现上述目标，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先决条件是：抛弃农业时代传统的世界观，树立全新的近代世界观，认识世界，走向世界。
在16世纪西人东来之前，中日两国的世界观都非常狭隘，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圆地方”，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先民们便认为世界大地是方盘形的，自己居住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因为有中心，就会有四缘，是方形的，即所谓“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子”。“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以此种地理观念为基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皆以为中国位于地球中央，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极其狭隘，对中国以外的地区多依稀恍惚，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这种狭隘的“自我中心”的地理世界观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对外认识的视野。而日本则因远离东西大陆，偏居一隅，大海的阻隔和航海技术的低下，使其视野更加狭隘。1565年，登上日本列岛传教的耶稣会士路易斯·弗罗伊斯曾惊讶地发现，“由于日本人古来很少与外国交通，根据其地理学和数学将世界分成三部分，即日本、###以及印度。”信奉“三国世界观”，对于此外的世界则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之中。
16世纪中叶，随着耶稣会士和贸易商人的东来，近代世界观念开始输入中日两国，对两国传统世界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西学东渐的客观形势，为中日两国摒弃传统的古代世界观，形成新的近代世界观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在地理世界观方面，以耶稣会士来华为标志，世界地理知识开始输入中国。其代表著作利玛窦的《万国舆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利类思的《西方要纪》、南怀仁的《南舆全图》等，对五大洲、地圆说以及西方的国土、路程、海舶、制造、西学、婚姻、服饰、饮食等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如万历十二年（1584年）来华的著名耶稣会士利玛窦根据其已知的地理知识，加之来华沿途观察，在广东肇庆首次绘制了世界地理图，名之曰《山海舆地图》，向中国介绍了许多崭新的世界地理知识，这主要表现在：（一）介绍了五大洲概念，指出世界由欧罗巴、亚细亚、南北亚墨利加及墨瓦腊泥加五部分构成；（二）五带的划分；（三）地圆说；（四）测量经纬度。这些西方地理知识都是中国士大夫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足以开智化愚，形成全新的近代世界观。
以李之藻、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封建士大夫，对西方地理知识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为自己和国人不知海外尚有如此新奇广阔的天地而感到惭愧，惊呼：“夫皆夸毗其耳目思想以锢，而孰知耳目思想之外，有如此殊方异俗，地灵物产，真实不虚者？”慨叹：“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之中毫末，吾更藐焉中处。”对于中国开明士大夫面对科学的现实主义态度，利玛窦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中国人称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由于有这个看法，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地图时，发现他们的帝国不在地图的中央而在最末的边缘，不禁有点迷惑不解……然而现在中国人大多承认他们以前的错误，并引为笑谈。”这说明一部分开明士大夫已经率先打破“中国中心论”的世界观，开始接受近代世界地理知识。
但绝大多数国人对近代世界地理知识，则采取了半信半疑，甚至抵制的态度。1584年，当利玛窦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山海舆地图》时，因将中国置于“稍偏”的位置之上，而遭到人们愤怒的抗议，迫使利玛窦重新把中国画在地图正中。纵观明清时期的典籍，怀疑、排斥西方崭新的世界地理斥之为“邪说惑众”“直欺人以目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并视之为“邹衍谈天，目笑存而已”根本不予接受。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曾不无遗憾地指出：“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南怀仁所著之《刊舆图说》，皆足以启发当时中国人使知世界大势，然中国人等闲视之，不精求也。”由于此时期绝大多数士大夫对此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因此，世界地理知识在当时的中国并未扎根，当利玛窦、李之藻、徐光启一代灌输西学的伟人辞世后，世界地理知识很快为人忘记、失传，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朝野人士的世界地理知识水平反而不如明朝末年。可见，从16世纪上半叶西人东来，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夕300余年间，中国朝野人士没有摒弃传统的古代世界观，形成近代世界观。
危险的世界观（2）
日本则与中国不同，在日本，世界地理知识没有仅仅局限于知识阶层，而是渗透到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并为其所掌握。据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研究：无论是织田信长，还是德川家康，都是日本新世界地图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毫无疑问都应是新世界地理知识的拥有者。据幕府记录记载，家康在庆长十六年（1611年），曾看着地图屏风，与近臣畅谈世界大势，表现出极高的认识世界的热情。日本统治阶级热衷世界地理知识，对日本历史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表现在一方面，它可以将此近代观念直接影响作用于政治中枢并进而影响政治决策；另一方面，它敢避免了一些无谓的争论。根据世界地理知识，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分别制定了“海外扩张”的经略计划，发生了秀吉出兵朝鲜，征服吕宋计划，御朱印船的南洋贸易和日本人进入南洋等事件，“使这一世纪的日本，在国际方面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开放气氛。”而反观此时期的中国。1601年，利玛窦入北京“朝贡”时，虽然已经将万国图交奉明神宗，但并未受到重视，只是将其视为“神器”而已。到清康熙年间，耶稣会士以亚洲地图进奉皇帝，康熙帝颇感兴趣，正式谕令白晋等耶稣会士，历时10年，绘成《皇舆全览图》一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用西法绘成的全国地图。图成后，康熙帝感慨万分。的确，从中外文化交流角度看，此图绘成确为一件大事。但康熙帝没有根据耶稣会士的建成，绘成一幅新的世界地图，借以望世界，确是一桩历史憾事。
同时，世界地理知识传入，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好奇心，激发了日本人主动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勇气。1582年，日本的大友、有马、大村三侯派遣了少年遣欧使节，对欧洲文明进行了实地考察，视野大开，获取了大量的感性认识。而在中国，类似的出洋考察在250年后方才出现。少年遣欧使团在欧洲逗留8年之久，亲身接触体验了西方文明的存在，1590年少年使团归国时，向丰臣秀吉进献了由53页分图组成的奥尔特里乌斯世界地图集，使日本人更为完整地了解认识世界，此图奉交丰臣秀吉，秀吉对此图极为重视，命画师将其中一幅放大绘在屏风上，每日观赏，喜爱至极，甚至在秀吉的扇子上也绘有地图，足见此次出使影响之大。
由于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对世界地理知识抱有极大的兴趣，加之日本民族的传统好奇心，使世界地图在日本的传播较为顺利，没有发生像中国那样激烈的争论。到1603年，深田正室绘出了第一幅由日本人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成为日本世界地理学的开端。
由此可知，由于日本人与欧洲人的接触，眼界大开，在其以前只有中国和印度的世界观念中又增加了一个西洋的文明世界，已经知道了它在世界上的位置，初步形成了近代地理世界观。而中国则由于守旧力量的强大和开明力量的弱小，使新世界地理知识得而复失，仍然陶醉于“天朝中心论”的迷梦之中，难以自拔，在近代中日博弈中终于铸成了盲人瞎马、落后挨打的局面。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在近代地理世界观的确立问题上，日本已大大优于中国。
在文化世界观方面，明清时期，通过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少数开明士大夫开始摒弃文化偏见，承认西学在某些方面优于中国文化，认识到“泰西”诸国并非茹毛饮血的“夷狄”之邦，那里也有“声教”、“礼义”，也有自己的文明和风俗。据利玛窦回忆，一位与他有来往的医生，曾向他表达自愧不如之意。所有这些都说明人们已逐渐对唯华独尊的“中国中心”观念产生了怀疑，文化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但在西力东侵的严酷客观现实面前，绝大多数封建士子的脑海中“华尊夷卑”的幻影并未消失，依旧闭目塞听，坚持“中国中心论”文化世界观，无罪地排斥西方文化。从华夷观念出发，明清士大夫把“英吉利”、“意大利亚”、“佛郎机”等西方国家视为夷狄，列入中华帝国的朝贡系统。在政治上，中国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天朝”，远方的夷狄前来朝贡，需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在经济上，中国皇帝“富有四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沉溺于天朝意象的迷梦之中，难以自拔。有些明儒硕学之士还把西学的起源归于中国，借以排斥西学，认为西学既然源于中国，人们自然不必认真学习西学，只要埋头中学，即可得到西学，这严重地阻碍了西学的输入，障碍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使得传统的自尊自大的对外心态开始极度膨胀。
危险的世界观（3）
而同时期的日本，伴随着新的世界地理观的确立，传统的“崇夏”文化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学者詹生认为，18世纪70年代是日本民族世界观开始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期。象征这种转变的是1771年杉田玄白等人亲自解剖了被处死的犯人的尸体，他们通过解剖证明了荷兰版解剖书的正确性，纠正了中医传统理论的谬误，1774年编译出版了《解体新书》。1775年，杉田玄白著《狂医之言》，书中不仅对中国医学，而且对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象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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