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改变世界的日子-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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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也就是1月7日，黑格一行离京赴上海、杭州，考察这两个尼克松即将访问的城市，海容到首都机场为客人送行。为了打起精神，重病的海容专门请民族饭店食堂做了片汤，这次喝了没吐。黑格由熊向晖等陪同向中国南方飞去。大家没有想到，一场潜藏的新的麻烦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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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将军失礼
美国先遣小组随后的情况，海容都是在电话中得知的。大概是在北京挨批的缘故，黑格的心情总是有点灰溜溜的。即便如此，还是得罪了上海方面，受到冷遇。其原因据说是在欢迎宴会上没有起身答谢祝酒。当时出面接待的是上海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主持上海工作的王洪文有事在北京）。
　　的确，美国人比较粗犷，上海人特别精细，这也许只是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当时上海的负责人多是“文革”提拔上来的新干部，“左”得出奇。他们与熊向晖、章文晋等老干部在如何对待打开中美关系这一大局，如何看待黑格失礼这一问题上僵持不下，熊向晖等老同志很为难。上海方面还通知杭州：接待黑格“降温”。具体措施比如：脸无好脸，菜无好菜，还有“糖果减一半”等等。
　　原来，通过对基辛格一行两次下榻钓鱼台的情况观察，中方发现美方很喜欢中国糖果，每次房间里放多少就不见多少。美国人的确爱吃甜食，上海产的酒心巧克力也的确好吃。不过，再贪吃的美国人恐怕也会忍一忍，省下糖果打入行李，那可是赠送亲友的上乘礼品——从中国带回来的呀！所以，中方决定在客人离开时，为每位赠送10斤糖果。“糖果减一半”是把原定赠送的每人10斤减为5斤。
　　到达杭州的黑格因“生存能力”事件自知理亏，忍气吞声，不敢得罪中国人。同时，中方陪同人员与当地接待人员就接待“降温”发生争论。在北京，海容接到了汇报电话。海容此时病体稍愈，得知上海、杭州如此接待的情况后，迅速向总理和外公报告。
　　外公指示“升温”“美国人的事，不是小事，主席一直关心。”——海容说。果然，外公听完汇报后否定了上海方面的做法，指令立即挽回不良影响。据此，海容赶快给陪同黑格的班子打去电话，并报告了总理。外公也知道美国人喜欢中国糖，他对“糖果减一半”发出了指示：“糖果不能减，照送。”最高领导人的干预使一切云开雾散，接待黑格的温度迅速回升。
　　上海方面也迅速行动起来，赶在美国先遣小组到达机场前完成了一切工作。和上次送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一样，王洪文赶到机场为美国客人饯行。熊向晖等中方陪同人员总算松了一口气，只是黑格将军还蒙在鼓里，为突如其来的变化莫名其妙。当天新华社电讯只用一句话描述当时的情形，在知情者看来可谓“尽在不言中”：
　　“黑格准将一行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上海时，从北京陪同他们到外地的我国政府有关方面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均往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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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访华
冷中有热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开始对华访问。
　　尼克松是2月17日从华盛顿乘专机离开的，途中经过夏威夷和关岛并作短暂停留。《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新华社电讯。不过，尼克松启程访华前还发表过一段重要的讲话。新华社未做报导，为此受到总理的批评。这段话是：“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总理认为尼克松这番话非常坦率地说出了两国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在经历了朝鲜战争之后，中美两国终于开始建立求同存异、避免战争的机制，这是历史的进步。新华社未能捕捉到这样的信息，作为补救措施，总理把这句话用到了欢迎尼克松宴会的致辞中。
　　新华社消息还提到随同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正式成员，其中有：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总统军事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工作人员约翰？霍尔德里奇。　尼克松在华第一站是上海，海容在此第一次见到他。
　　在打前站会谈中，比如交通工具问题，美方认为总统自始至终必须使用自己的专机“空军一号”，中方则认为尼克松在中国领空内应使用由中方提供的专机。双方一度僵持不下。最后中方提出了新方案：允许美国总统专机作为副机，跟随在由中方提供的主机之后。
　　无奈之下，美方代表提出：总统专机飞往北京的途中需要在上海加油，而在由上海飞往北京时，希望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中方同意了美方的这一要求，但声明需由中方指派领航员登上美国专机，为其领航，这是显示国家主权的严肃行为。同时，外交部还决定派遣一个小组前往上海，迎接并陪同尼克松一行乘坐总统专机飞往北京。美方对此安排表示满意。海容成为这个先遣小组的一员。
　　美方专机到达上海，打开舱门后，中方先遣小组以及中方领航员登机。先遣小组成员包括——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礼宾司干部唐龙彬等7人。他们的任务是专程前往上海迎接并陪同尼克松一行乘坐美方总统专机到北京，这是中国政府官员第一次乘坐美国总统专机。而在美国方面，邀请被访问国官员登上总统专机，也是不多见的。
　　在座机上，尼克松谈起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时在巴基斯坦装病休养的尴尬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空军一号”是简朴但功能齐全的专机，会议室和起居室只有一些必要的单人软沙发和桌子，并无多少奢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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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之旅
尼克松是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最后一年1972年访华的。希望连任的尼克松，对此寄予厚望。他认为：与中国改善关系，能够大大加重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分量，因而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公众会支持自己在下一个任期继续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不过，“中国之旅”绝非易事。1969年美国飞船即已登月，美国总统访华则在1972年。分隔中美两国的太平洋，竟比地月之间的大气层和星际空间还难跨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尼克松此行被西方媒体称为“破冰之旅”是很有意思的。或把冰山分开，或被冰山所困，访华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同时存在。
　　作为第一个访问未建交国家的美国总统和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职美国总统，尼克松一定会面对美国国内###及反华势力的强大压力。另外，尼克松于1953年结识的“老朋友”蒋介石，也在暗地里怒责他“朝毛”（即朝拜毛泽东的意思）、“向毛叩头”了。台湾在美势力对美国政要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作为共和党推举出来的总统，尼克松时刻要小心在野的民主党。何况由于越南战争，尼克松在美国已很狼狈，严酷的形势不容许他犯下大错。
　　专机于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东郊首都机场。尼克松总统与其夫人并排手挽手顶着寒风，稳步踏上专机舷梯。然后尼克松总统抢先一步走下舷梯，主动伸出右手，周总理小步上前，也伸出手来，两只手热烈有力地紧握在一起。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拒绝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突如其来的会见　就在这时，外公又做出了一个出乎世人意料的决定。
　　据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尼克松到达北京前，她给外公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投降的意思，代表反对此次访问者的看法。外公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这个“围”如何“解”？直到1972年2月21日，谜底才告揭开。
　　中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吴旭君。外公是把吴旭君叫到床头告诉她的。此时，缠绵病榻的老人家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了。他对吴旭君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
　　此事非同小可。这一次，吴旭君不必像去年4月让她打电话给海容，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那样迟疑不决。从海容那里，她知道外交部一直无法把外公会见尼克松的时间确定下来，怕的就是身体情况不允许。现在终于能确定了，十万火急，必须马上准备。
　　吴旭君首先服侍外公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然后，小跑着出了屋。从1972年2月1日外公改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外宾开始，基本上都是由秘书###负责搀扶老人家迎接客人，这次，也要让她有精神准备。接着吴旭君又跑去告诉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老人家就没理过发。另外，周福明还要负责准备会见厅（即书房）的茶水。
　　然后，吴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外公的贴身警卫李连成，再由他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南海西门门卫，这些属于安全保卫范围。另外还通知了秘书徐业夫。细心的吴旭君还通知了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让他准备点食物，因为她担心老人家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最后，她跑到因外公病重而常住中南海游泳池的医疗组，告诉他们即将的会见消息，请大家随时待命。办完这些事情，吴旭君赶回卧室，把老人家扶到会见厅，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医疗组，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物品。
　　

外公如何准备
在吴旭君忙碌的同时，外公也相应做了些准备，《参考资料》2月21日上午版刊登了以下两篇对外公会见尼克松有用的材料，外公应该是在会见前看过的。
　　第一篇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前，在临时落脚地关岛对记者发表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两句：“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
　　第二篇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会典礼中的致词：“所以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适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我们对任何有损于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保有高度的警惕！”　　在不久尼克松到来后，这两篇材料被外公借题做了精彩发挥，成为会见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总理下午2时左右得知外公决定会见尼克松，客人已去驻地休息，4点半将有全体会谈，7点钟还有欢迎宴会。总理非常着急，海容马上按总理的吩咐，叫韩叙来。礼宾司代司长韩叙随即赶到。总理对他连说两遍：赶快准备、赶快准备！一向精明能干的韩叙却摸不到头脑，见此情况，海容对韩叙做了解释。最后，总理决定分头行动：自己赶往尼克松所在的钓鱼台十八号楼说明情况，再去游泳池检查会见准备；海容赶往中南海游泳池，安排安全保卫及摄影摄像等工作；另外，安排尼克松尽快前往外公住处。
　　

基辛格的回忆
美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基辛格。他这样回忆道：“1972年的那一天，两点三十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等着要见我。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我问他是否带温斯顿？洛德同往，他同意了……”
　　1971年10月基辛格访华，1972年1月黑格访华。他们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期间，中美双方每次都要谈到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席何时会见尼克松总统？中方回答照例是：现在无法确定。尼克松、基辛格心中总像有一块石头没有落地。
　　对于中方不能确定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的时间，基辛格也发表过一番议论：“他难得会见外国人，会见的对象几乎无例外是外国的元首或共产党首脑。尼克松首次访问北京时我作为总统的幕僚曾见过毛一次。那次召见的通知来得很突然，因为从未预定正式接见的时间。部分的理由是因为这位主席当时健康已欠佳，难以预定他的身体状况什么时候适宜会客。也可能是故意如此布置，因为轻易不露面可增加神秘感，令人可望而不可及更能提高威严。”
　　关于外公的传闻
　　所谓外公“难得会见外国人”，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并非虚言。从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近五个月里，他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并被报导过4次。因此，一段时间内外国新闻界盛传外公病重，或者干脆说——毛泽东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现在，美方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毛泽东主席不但同意会见尼克松总统，而且极不寻常地把时间定在总统到达机场后3小时之内，这是极其罕见的礼遇。外公会见外宾的时间以及会见时间的长短，反映出对会见的重视程度，国际关系专家基辛格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有理由为美国而高兴。尽管总理提出只会见15分钟。
　　中方主随客便
　　得知外公即将会见总统，根据美方提议，由尼克松、基辛格和洛德出席。中方按外交惯例，主随客便。必须提到的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以及随同来华的国务院诸公因此失落并且愤怒过好一阵子。尼克松与毛泽东的历史性会见，美国外交最高长官居然没有参加，连记录人员都没派去一个。尼克松、基辛格与国务院的矛盾积聚已久，后来在杭州围绕中美《联合公报》定稿爆发。
　　不过，老谋深算的基辛格博士怎能轻易在中国总理面前表露出美方真实的心情呢？于是，他耍了一个小滑头。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我决定装作冷淡一点，便问周恩来，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准备念讲话稿呢还是作即席发言。他表示将念稿。我又问他，我们讲话稿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语调相配合……”　　随即，他赶忙通知尼克松。据说尼克松当时正准备洗个热水澡。很快，美国客人就动身了。
　　

通向红墙之路
20世纪70年代初期，北京街面上车辆稀少，大路宽阔，从钓鱼台国宾馆到中南海游泳池，匀速行驶只需十几分钟。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来到中南海。在此后的30年中，他们两人分别来到这里的总和达十几次之多。这一切都源于1972年2月21日下午的这第一次。
　　对于通往外公住处的路径，尼克松后来再没提及，基辛格则写得十分详细，这大概与他在其后的4年中4次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外公有关。基辛格将中南海西门称为接近外公住处的“一个红色的大门”。他还提到门前是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其实此街应是南北走向的，即府右街。他说“这条街是拆掉旧城墙而修建的”，这也不对，府右街至今还留有明清两代皇城城墙的许多遗迹。所谓拆掉城墙后修建的街，应指北京今天的二环路地铁沿线。不过，对于并非汉学家的基辛格博士而言，能讲出这些，已属难得。
　　基辛格继续写道：“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观平庸的院墙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