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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俄罗斯的世纪轮回-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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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旗插上克里姆林宫，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类似或明或暗的斗争并未结束，一场针对赫鲁晓夫的政变，便是此类历史的最有力佐证！
忽然被抢走的麦克风
1964年的10月，在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的最高领导者赫鲁晓夫一夜之间被赶出了克里姆林宫发生了，这是令很多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政变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进行着……
说是一夜之间，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赫鲁晓夫的这次失手，既是他应对危机能力低弱的表现，也是他多年自己种下的苦果。
1964年，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是龙年。而龙年通常又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
好象这个1964年在世界范围也印证了这个说法。
这一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度过了自己的70大寿。
4月17日是他的生日，在克里姆林宫，寿星在隆重的祝寿宴会痛饮伏特加；在党控制的各大报刊上，寿星的大幅照片向着自己的臣民微笑；对寿星的赞美词句，通过电视、广播和报刊充斥了苏联的每一个角落，让苏联人不由得想起十几年前对斯大林的歌颂。
然而这一年也并不都是好消息，7月份，法共中央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死在立陶宛号轮船上，此时，他正在地中海度假；8月份，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突然瘫倒在一次少先队的活动上，死于严重的心脏病；9月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去世。
这些同赫鲁晓夫交往密切的共产党人，一个一个地弃世而去，不免会给他带来些伤感。
但是，假如赫鲁晓夫真的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就会知道，对他来说，还有更为严重的事情在等待他。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首先发射了宇宙火箭，并一直领先于美国。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创了人类的宇航事业。1959年9月13日，苏联发射第二个宇宙火箭如期到达月球，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第一次从地球到另一个天体的飞行。1961年4月12日，苏联的“东方—1号”宇宙飞船胜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载人宇宙飞行，当宇航员加加林胜利到达地球上的时候，莫斯科沸腾了，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位巡天英雄的敬礼并热烈地拥抱了他。苏联捷足先登，美国则拼命追赶。当苏联获悉美国即将发射一只有两名乘员的“双子星座”号密封舱的时候，赫鲁晓夫命令苏联的空间专家抢先发射一只有3名乘员的密封舱。科学家们既没有时间在赫鲁晓夫限定的国庆节（11月7日）之前研制出这样一种密封舱，也没有能把它送上去的火箭，但他们仍然服从了他的命令，而让宇航员们去冒巨大的风险。标准的只乘二人的“东方”号密封舱被拆卸开来，3名身材魁梧的宇航员只穿着他们的内衣挤在那里面，就像沙丁鱼在罐头里似的。尽管如此，这次宇宙飞船已绕地球飞行了3圈。赫鲁晓夫在想象着他接见3名宇航员胜利归来时那种惬意的滋味。这是赫鲁晓夫有生之年最快乐的时刻，但他的厄运也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的。
1964年10月12日，当苏联“日出号”宇宙飞船搭载3名成员射入空间轨道之后，正在黑海之滨度假的赫鲁晓夫通过无线电与宇航员弗·米·科马罗夫通话。赫鲁晓夫祝贺他们飞行成功，告诉他们，莫斯科正在为他们的返航准备一个极其盛大的欢迎场面，赫鲁晓夫高声喊道：“再见吧，同志们，我们会在地球上等着你们，再见！”科马罗夫上校也以亲密的口吻回答：“再见！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维奇……我们懂得你的意思，我们一定会和你见面。”
之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时米高扬坐在赫鲁晓夫身边。赫鲁晓夫正对船长科马罗夫讲话的时候突然说：“我要把麦克风交给米高扬了，他想要从我手里把它抢走。我没法再拒绝了。”外国的苏联专家们对这句话的潜在含义非常重视，花了无数时间来分析这句话，这是否意味着权力中心的巨大转移呢？不久，赫鲁晓夫家里的所有电话都不通了，一切外界的联系也都被切断了。但赫鲁晓夫为苏联太空成就而感到异常高兴，竟没有发现这一重大征候。
1964年10月19日，3名宇航员安全软着陆，之后乘上伊尔座机，并在7架米格机护航下在伏努科夫机场降落。此时，这3名宇航员还在期待着接受赫鲁晓夫在电话中许诺的盛大欢迎场面。但人头攒动中，本来站在最前面的赫鲁晓夫此时却并未出现。3名字航员心里很是纳闷，却大庭广众之下又不知如何表露，待他们走到贵宾接待楼门前的检阅台上，走向前来迎接他们的领导人终于出现了，但却不是赫鲁晓夫，而是勃列日涅夫。他拥抱了科马罗夫，并对准这位上校的嘴巴狠狠得亲了一下。这个亲切地吻，已经告诉宇航员们，也让人们明白，此时的苏联的最高宝座已经易主——赫鲁晓夫已经下台，勃列日涅夫才是最高领导人。
推翻赫鲁晓夫的那场政变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其密谋方式堪与往昔的任何一场宫庭政变遥相媲美。
反赫行动进行时
1964年10月13日上午，赫鲁晓夫在别墅里会见法国的国务部长巴列夫斯基。当时的法国正在准备总统竞选，戴高乐是否参加竞选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赫鲁晓夫会见巴列夫斯基时，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巴列夫斯基回答得比较含糊，于是赫鲁晓夫打断了他的话，表示深信戴高乐将军一定会参加总统的竞选。赫鲁晓夫说：“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都要为保存自己的权力而斗争到底。”赫鲁晓夫与巴列夫斯基约定10月14日再次见面。赫鲁晓夫准备在别墅设午宴招待客人时，电话铃响了，有人请他去接来自莫斯科的电话。这个电话是勃列日涅夫打来的，他告诉赫鲁晓夫，主席团正在开会讨论因他提出的关于改革农业的建议书而引起的问题。赫鲁晓夫不悦，他说：“这个问题不急于讨论，等过些日子再说。此外，我在度假，而且我也需要休息。”他还说道：“我是第一书记，开会不开会的问题要由我决定，而不能听别人的命令而受摆布。”
不久，赫鲁晓夫又接到了勃列日涅夫的电话，他在电话中严肃地说，“领导层出现了不一致”，催促赫鲁晓夫火速回莫斯科，并咄咄逼人地说，如果赫鲁晓夫执意不同意回莫斯科，那么主席团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解决这一问题。赫鲁晓夫气愤地说：“那么好吧，派飞机来接我。”
接着，赫鲁晓夫坐飞机回到莫斯科，米高扬一直陪在左右。机场上，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一人迎接，这太不符合惯例，如此大相径庭的场面当然会引起赫鲁晓夫的警惕。赫鲁晓夫当即要求警卫送他回家，但警卫拒绝服从，并通知他，事先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此时，赫鲁晓夫大梦初醒，但一切为时晚矣。
这并不是一场突发性的政变，而是密谋策划已久了。几个月前，最高决策层就开始小心翼翼地行动。赫鲁晓夫生性好动，离开莫斯科外出是极平常的事，因此他的政治对手们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和余地来进行商议和联络活动。这点与斯大林恰好相反，自20年代之后，斯大林便尽量减少出国的次数，也不去访问任何工厂和集体农庄，除了偶尔去黑海度假之外，很少离开莫斯科，而赫鲁晓夫却很少待在莫斯科，而是全国各地到处走，而且几乎每年都要有几次出国的计划。
当时的一位美国记者曾披露，赫鲁晓夫任职期间曾离开莫斯科88次，时间总共长达2年零9个月，其中有55次是出国旅行，时间为1年零9个月。这说明赫鲁晓夫对自己的位置从不心怀疑虑，而是充满了自信。但事实却让他瞠目结舌！
1964年9月，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库拉科夫的一批客人来到南方靠近马累奇湖的地方度假，其实这是一批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他们看似若无其事的钓鱼、骑马，好像真的是在度假，实际上是趁此机会商议重大事件，而且矛头直指赫鲁晓夫。
渐渐的，这种密谋活动就开始在克里姆林宫里紧锣密鼓地进行，赫鲁晓夫仍然按预定的计划前往黑海休假。难道此时的赫鲁晓夫丝毫没有意识到紧张的气氛吗？
就在这个月，俄罗斯联邦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伊格纳托夫的贴身警卫戈柳科夫，冒着危险向谢尔盖报告，说伊格纳托夫正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等人正在密谋策划如何除掉赫鲁晓夫，这些人已经悄悄地在一大批州委书记中间结成了一个反对赫鲁晓夫的大网。这是谢尔盖的回忆中记忆清晰的一件事，如此重大的、关乎赫鲁晓夫命运的大事，作为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又怎会不提醒自己的父亲呢？
伊格纳托夫在巡视各州的时候，就已经公然声明：应当撤赫鲁晓夫的职。赫鲁晓夫飞往黑海的时候，向给他送行的中央书记波德戈尔内说：“把伊格纳托夫叫来，他在那儿胡说什么？这是什么阴谋？我回来后应当把这一切查清楚。”自信满满的赫鲁晓夫，并未把伊格纳托夫的所作所为放在眼里，对儿子的提醒更是不屑一顾，他相信得自己的宝座与苏联的前景一样光明无限。殊不知，伊格纳托夫不是自行其是，更不是孤身作战，而是蓄谋已久的政变前奏。
赫鲁晓夫此次的目的地，是黑海之滨离索契城不远的皮聪大海角划墅。这里有一片古代遗存下来的松林，数英里长的一道水泥墙将海角的三分之二围起。赫鲁晓夫的别墅就在这道围墙后面离海不远的地方。虽说度假，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停止国事活动，有关他未来行程的计划，也不断向世界通报。
在这次密谋搞掉赫鲁晓夫的政变中，掌舵的并不是伊格纳托夫，而是书记处书记、被外国称为“老参议”的苏斯洛夫，此人如三国之诸葛亮，在苏联政治舞台上他始终是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这次的密谋得到了书记处书记谢列平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的支持之后，剩下的就是说服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
勃列日涅夫在“十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年仅46岁，他本来对权力并不热衷，性格中反而更显软弱、内敛的一面。“二十大”以后，他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主管重工业、军工和航天。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任党委第二书记时因响应赫鲁晓夫“垦荒”的号召成绩卓著而崭露头角，以后一直在赫鲁晓夫光圈的护佑下步步高升。赫鲁晓夫每次讲话之后，勃列日涅夫都要写下“很精彩，措词精辟！”之类的话。后来查明，他并不喜欢赫鲁晓夫，却指望秘密机关会将这些赞美辞传到“头儿”的耳朵里去。科兹洛夫于1963年中风不起，勃列日涅夫便被选中协助第一书记工作。实际上，此时的勃列日涅夫已经成为苏共中央的第二把手。因此，苏斯洛夫将他视为很重要的拉拢对象，只要争取到党的第二把手以及军队和克格勃的支持，反对派阵营的力量便会有十足的胜算。
这时赫鲁晓夫的“贤内助”尼娜·彼得罗夫娜正在捷克的著名疗养地卡罗维发利的卡尔斯巴德浴场疗养。她虽然颇具聪明才智，可惜在关键时刻不在莫斯科。1957年拯救赫鲁晓夫的重要人物科兹洛夫因心脏病缠身不问政事。支持赫鲁晓夫的《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和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哈尔拉莫夫被派出差国外。至于《消息报》总编辑、他的女婿阿朱别依以及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伊利切夫也被派到首都以外的地方出差。所有多多少少不大可靠的中央委员和元帅都被派赴各地参加五花八门的国事活动。这就是说，有可能成为赫鲁晓夫帮手和耳目的人，基本上都不在莫斯科了。而密谋者所努力争取的中央委员却被陆续召集来，由苏斯洛夫分别通气，统一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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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逼无奈的“请求辞职
在勃列日涅夫的两次催促之后，赫鲁晓夫答应回莫斯科。让他意外的是，派来接他的是一架军用飞机，，而不是他的私人专机。飞机于下午2点30分左右到达莫斯科机场。之后，赫鲁晓夫被警卫直接送往克里姆林宫。
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之后，最先召开的就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黑色的海鸥牌轿车云集在斯塔拉雅大街，停在门牌为4号的屋门前。参加主席团会议的除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几位州委书记。有22个人发了言。很有戏剧性的是，这次针对赫鲁晓夫的批判会议，并不是由苏斯洛夫和勃列日涅夫或其他人主持，而是由赫鲁晓夫本人主持的。
主席团成员中，除米高扬一人外，其余都向赫鲁晓夫发起了进攻。数列的罪状有：农业政策的失误，经济领域的瞎指挥，对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粗暴态度，外交政策方面的错误，包括加勒比海危机和与中国关系的破裂等等。
勃列日涅夫首先发言。他对赫鲁晓夫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作出决定时，我们没有集体进行深入的分析，最近一个时期，您在同主席团成员和其他负责工作人员交往中，表现粗暴，喜怒无常，不愿意倾听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接着发言。他说：“现在赫鲁晓夫变成了另一个人，在发展经济的工作中，主观，违反经济规律。”随后，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沃罗诺夫说：“由于赫鲁晓夫未经深思熟虑就采取一些行动，使苏共中央主席团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代替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不让我搞农业，而他本人却把农业搞得一塌糊涂。”
谢列平的发言已经完全忘记了赫鲁晓夫的领导身份，措辞最为激烈，认为“赫鲁晓夫不能再留在党和政府领导人的位置上了”。马祖罗夫则说：“赫鲁晓夫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建议未经全面讨论很快就得到了赞同，这导致犯错误。”叶夫列莫夫发言时指责赫鲁晓夫“不断改组农业，分散干部精力，一个人处理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苏斯洛夫在会上指责赫鲁晓夫“竟毫无根据地拒绝采纳主席团成员提出的许多建议”。波利扬斯基列举农业中的一些数字和事实，说明“斯大林在农业问题上比赫鲁晓夫谦虚”，指责赫鲁晓夫犯了夸大狂的毛病，且成了不治之症，他奉劝赫鲁晓夫提出辞呈。
米高扬也作了简要的发言，但态度却与其他人不同，其发言的内容只是涉及了赫鲁晓夫的一些国际政策问题，如苏伊士运河事件、柏林事件、加勒比海危机。但在谈到有关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建议时，米高扬却说：“我认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应当留在党的领导岗位上。”
米高扬的发言刚刚告一段落，谢列平便迫不及待地立即起身走到桌边，对米高扬的建议表示强烈反对。安德罗波夫、杰米切夫和其他人也起来支持谢列平，并高声批评米高扬。柯西金发言时也表示不同意米高扬的观点。他强调指出：“中央主席团在表明团结和解决赫鲁晓夫问题的政治成熟程度时不能局限于敷衍塞责。赫鲁晓夫同志工作作风不是列宁式的，这一点老早就显而易见了。赫鲁晓夫的错误是一个人把持了全部国防问题。显然，你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必须解除你担任的全部职务，否则个人崇拜的作风将导致可悲的结局。”柯西金建议：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通报全部情况，取消原定的讨论农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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