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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的非常之路-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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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左’倾向，你们要承认错误。”
聂荣臻在会上说：“你们轰了我十几天，我有错误，你们帮助我，我是欢迎的，但是采取无中生有的做法，作为一个群众组织来说，这是不好的。
你们说我是王秉璋的后台，我这个人从来不做后台，而是做前台的……我不会因为你们轰了我，就记你们的仇。”
这次接见以后，“916”在对待聂荣臻的问题上沉静了一段时间。
1967年8月31日晚至9月1日，“915”、“916”在八宝山地区发生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武斗。
当时双方出动的总人数达12万多人。
聂荣臻得知后，一面命北京卫戍区紧急出动一个营的兵力，把武斗双方隔开；一面立即向周总理报告。
周总理要卫戍区领导传达他的命令：“我命令你们立即停止武斗，立即从现场撤退，违反者，按法律惩处。”
9月2日早晨，武斗被制止。
随着七机部两派武斗的升级，对科学家的迫害也在升级。
聂荣臻闻讯深为不安。
他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说：“科学家可是我们国家的宝贝，突破‘两弹’主要得依靠他们。
你到七机部找个安全的地方，派一个连的兵力，把七机部的科学家保护起来，不准任何人去批斗他们。”
傅崇碧立即照办。
以后有的人知道了科学家的下落，酝酿要去揪人。
聂荣臻要傅崇碧增加兵力。
于是守卫那座小楼的部队增加到一个营。
江青知道后当面责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学棍的？”傅崇碧怕连累了聂荣臻，就向周总理直接汇报。
周总理表示：“聂老总的做法对！”后来聂荣臻被迫去向“916”的头头们作检讨，承认在“916”的问题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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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被迫收回讲话（1）
位于青海省西宁地区的二机部二二一厂，是研制核武器的重要基地。
1967年2月，西宁发生了一次死伤一百多人的大规模武斗。
二二一厂的群众组织被牵连进去。
聂荣臻在处理二二一厂事件的过程中，被诬陷为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被迫违心地收回自己对二二一厂各派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这在聂荣臻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聂荣臻作为“两弹”事业的组织领导人，当然对二二一厂极为关心。
1966年9月14日午夜，聂荣臻办公室接到二机部刘杰部长的李秘书打来的电话：二二一厂少数派“草原红卫兵”群众组织，对周总理处理该厂运动方面的指示不满，要求来北京，劝说无效，19名代表已经在今天由西宁乘火车来北京。
由于“草原红卫兵”来京，多数派的“红原红卫兵”群众组织也要求来北京。
西宁地区当前正流行鼠疫。
这19个人是突然来京的，没有做检疫处理。
对多数派代表，拟做检疫处理后再准许他们来京。
以上情况已经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都作了报告。
第二天，听了秘书的报告，聂荣臻说，既然已经报告周总理，就等待指示，但要告诉刘部长，二机部西北地区的几个工厂不能乱，一乱后果就不堪设想。
对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
这19人来京以后，被周总理批评了一顿，只得悻悻回去了。
“一月夺权”邪风刮来，二二一厂两派为夺权问题，关系再度紧张。
曾经发生过零星的小规模武斗。
2月23日下午5时许，聂荣臻办公室接到总参作战部的电话：今天上午8时17分至11时42分，西宁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出现了重大伤亡。
据青海省军区报告，2月14日部队奉命接管西宁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占据的《青海日报》社，去了一个连，被赶了出来。
今天又去4至5个连，包围了报社，开展政治攻势。
部队遭到武力攻击，我们被迫进行还击，出现了人员伤亡，晚上，总参作战部再次报告了有关情况。
当晚9时30分，聂荣臻约刘西尧来，一起去向周恩来汇报西宁大规模武斗可能危及二二一厂，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周总理正忙，叫推迟时间再去，聂荣臻因为身体不好，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应该对二二一厂实施军管，防止西宁的武斗蔓延到该厂。
二、立即通知技术专家撤退到西宁某军事基地加以保护。
三、二二一厂各战斗组织、驻厂警卫团、某高炮师、某军事基地各派两名代表，来京汇报工厂运动情况和商谈军管问题。
四、二二一厂警卫团要保证酝酿中的厂区游行示威不出任何问题。
刘西尧表示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意见。
24日凌晨1时，周恩来找刘西尧去汇报西宁事件及二二一厂的问题。
周恩来听汇报后指示：一、要把有关的情况弄确切。
二、同意军事接管二二一厂，请聂荣臻起草文稿报批。
军管前先找各方代表谈一谈，听听他们的意见。
三、二机部党委要开次会，对有关的情况和问题，上报党委的看法。
听了周恩来的指示，聂荣臻命青海某军事基地司令贾乾瑞负责，就地把情况弄准确；同时要二机部按原定计划通知各方代表来京开会；正在二二一厂召开的技术工作座谈会，为了专家安全，移到北京来开。
随后，他即起草了对二二一厂实施军管的报告，报林彪、周恩来，获得批准。
技术工作座谈会移北京开的通知下达后，2月27日，国防科委报告，二二一厂“草红总”提出要派一名监督员，来京监督会议的进程，是否可以？聂荣臻当即答复：不能同意群众组织监督业务工作会议，不能开这个先例。
各方代表很快来到北京。
第四节被迫收回讲话（2）
聂荣臻于2月27日、28日用两个整天听取代表们汇报情况。
他牢记着周恩来要把情况弄确切的指示，在会上只听不说，让大家把话说完。
然后他把情况扼要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3月2日，聂荣臻出席了二机部技术工作座谈会，听取与会专家的意见。
除了核武器的发展方向等业务方面的问题作了指示而外，他说：“科学家对技术问题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怕，不要被造反派所左右，否则要犯错误……核武器研制试验和有关的业务会议，不能让造反派主持，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得太多，该保的密一定要保。”
再次回答了“草红总”要求监督业务会议的问题。
3月4日上午，聂荣臻陪同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了二二一厂两派群众组织、部队的代表和有关的领导。
周恩来要聂荣臻先讲话。
于是，聂荣臻讲了5条意见：一、二二一厂是个十分重要的工厂。
我们已经进行了5次核试验，都取得成功，你们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今年上半年，工厂任务仍十分繁重，希望同志们一定要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的生产和科研工作顺利进行。
二、“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夺权斗争的新阶段，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一定要按中央、国务院、军委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办。
违背了斗争大方向，就会滑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三、“草红总”的大方向是有错误的。
你们卷入了“八一八”这个造反派组织的打砸抢行动。
公开宣称与这个造反组织胜利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并参加了他们的一些活动。
你们把矛头指向驻厂部队，指向人民解放军。
你们把矛头指向厂内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指向厂内不同意你们观点的广大革命群众，实行高压政策。
这些都不只是一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原则问题。
四、由于“草红总”所犯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使工厂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
“为了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保证工厂能正常进行生产和科研工作，我已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建议对二二一厂实行军事管制。”
五、希望大家回去后，向广大群众做好思想工作。
“草红总”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只要他不是反革命，就应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要一棍子打死。
周恩来在会上也讲了话，支持聂荣臻的意见。
3月5日，聂荣臻签发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二二一厂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决定”宣布：一、“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科研以及行政等工作，均在军事管制下进行。”
二、厂内不准夺权，“草红总”已夺的权，应该根据中央军委的规定，把权交回。
三、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厂内外一切组织和个人，不准互相串联。
四、“文化大革命”只能在8小时生产和工作以外的时间进行。
五、以上，所有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分。
此后，二二一厂各方面的形势一度好转，但好景不长。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决定”说：“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
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青海省委书记王昭与事件直接有关。”
“夺权以后，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镇压。”
“决定”宣布为“八一八”平反，由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
3月25日晚上，林彪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青海省西宁事件是“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典型”，“是法西斯暴行。”
以后形势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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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被迫收回讲话（3）
“草红总”立即又是写信，又是电话、电报，###，要求聂荣臻收回3月4日的讲话。
聂荣臻于3月31日、4月7日，曾两次答复“草红总”：中央决定为“八一八”平反，所以讲话中关于“草红总”与“八一八”关系部分应该撤销，但同时指出，“草红总”夺权后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希望他们通过整风予以解决。
“草红总”哪肯罢休，终于在5月15日作出了“关于要求聂副总理收回3月4日接见我厂来京代表时的发言纪要的决议”。
“决议”里说：聂荣臻的讲话，“是在赵永夫谎报军情，贾乾瑞谎报厂情，欺骗中央的情况下作出的，是不符合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的，而且在我厂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后果……大会一致要求聂副总理收回3月4日的发言纪要。”
他们的来京代表，四处活动，要求聂荣臻收回讲话，还说聂荣臻支持军队镇压造反派，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
4月11日至28日，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
会议由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主持，以西宁事件为重点，着重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
聂荣臻与叶剑英、徐向前等一起，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
后聂荣臻又被迫于5月22日致电二二一厂军管组转全厂同志，电报说：“最近接到二二一厂的信电和来访，提到3月4日我的发言纪要。
这个发言是错误的，对‘草红总’夺权后产生的缺点错误，除西宁事件中央已有决定外，有些批评也是不适当的。
我宣布收回这个讲话。
但仍应指出，‘草红总’夺权后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
电报最后说：“革命群众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
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做好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作。”
这几句，体现了聂荣臻最担心的事情，那就是群众斗群众。
这份电报发出以前，是经过周恩来逐字逐句修改过的，也代表了周恩来的态度。
历史总是公正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玩弄阴谋的不是王昭，王昭当时不在西宁，但却为此被迫害致死。
也不是赵永夫。
军队当时确实是被迫还击的，才酿成了不幸的西宁流血事件。
第五节是大科研主义吗（1）
“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是“文革”中陈伯达发明的一顶政治帽子。
聂荣臻成了戴上这顶政治帽子的代表人物。
在“文革”期间名目繁多的种种迫害中，因为“多中心论”而受害最大的就是聂荣臻。
“反动的多中心论”的第一项罪名，就是所谓聂荣臻推行了大科研主义。
意思是通过大量组建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突出自己，另立中心。
事实上，在军事接管中，聂荣臻强调4条基本原则：一、中国科学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不能要，像数学、物理、化学、原子能基础理论、基本粒子的研究力量，都要留在中国科学院，不能削弱，还应该加强。
二、必须强调组织全国大协作的重要性。
各国防科技研究院不应该也不可能做到万事不求人。
为解决各研究院试验、试制力量薄弱问题，在对方愿意的基础上，可以向外单位要点小型工厂或车间。
三、不纠缠1964年的“部院合并”问题，那是中央批准的。
四、通过军事接管，要促进各单位的大联合，并力求迅速恢复各项科研业务工作。
1967年5月3日，在第六十七次军委常委会上，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国防工业、国防科研军管工作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
7月15日，他在第八十二次军委常委会上，提出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的方案》的报告。
经过军委讨论同意，9月19日，他又将这个报告提到由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讨论，也获得通过。
9月20日，正式形成了《聂荣臻同志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审批。
聂荣臻在报告里说：“根据集中统一，分工协作，以军为主，军民配合的原则，从军队发展武器装备的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拟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18个研究院。”
“这18个研究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先已有的研究院，这次只做些调整充实。
如核武器、地对地导弹、潜（艇）对地导弹、飞航式导弹、固体火箭发动机、航空（飞机）、舰艇、兵器、坦克和军用车辆、电子工程设备、国防科研工程设计等12个研究院。
第二类是目前急需填补加强的新组建的研究院，共有6个：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反导弹反卫星（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任务）、电子元器件、国防光学、国防新型材料、空气动力研究院。”
报告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把武器装备研究设计及其紧密配套的研究力量集中到军内来……武器装备研究与作战使用要求紧密结合，更好地为我军战略方针服务。
二、这样调整改组，虽然研究院、所的数目增加了些，但人数增加不多，通过统筹规划安排，各个领域都有了研究院……在中央军委批准的统一规划下，组织各有关方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大大纠正了研究工作上的重复浪费、各自为政、分散主义的现象。
三、这样调整改组，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方针。
四、可以迅速研制我们自己的武器装备，使国防工业生产尽早结束仿制局面。”
从报告里可以看出，聂荣臻是深思熟虑的。
这是他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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